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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释放人质的前提是结束车臣战争；由叶利钦或切尔诺梅尔金直接与杜达耶夫谈判。
15日早晨，由于没有按恐怖分子的要求安排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巴萨耶夫又下令杀害了五名人质。他对自己制造的残杀和绑架的解释是：“我们已经发誓要把战火扩大到俄罗斯领土上来。我们不是匪徒，我们在被迫拿起武器捍卫我们自己的国家、家庭和自由…… 什么时候牺牲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牺牲，我们必须死得体面。……我预先警告过，如果有人向我们开枪并且打伤了我们一个人，我就打死五个人。倘若我方有一个人牺牲，我就打死你们10个人。这不是个偶然的数字，它是从格罗兹尼和车臣开始的。当时俄罗斯军人就说过，每个俄罗斯人都要用10个‘叛逆分子’来偿命，今天，这个比例应该颠倒过来。”
情况已经刻不容缓了。可是这么重大的课题，这样的天价，而且其中显然带有浓重政治恐怖主义的色彩，以至于切尔诺梅尔金不得不把事情上缴给叶利钦总统。可是后者却偏偏要在6月16日去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会议，他在登机前留给下级和媒体的意见是：“最后的结论现在我不能说，但是我有特工部门的几份报告，有总结性的结论，没有最后敲定。不过，应该等到悲剧结束，然后当然一定会做出结论和组织结论。”
谁也没听明白他说了些什么。这是一个通病，许多政治家在关键时候，在具体问题上的指示都是让人听了和没听一样，可能这就是领导艺术。
叶利钦的态度遭到人们的谴责和抗议。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等人强烈要求他马上返回俄罗斯，直接到布琼诺夫斯克市去处理人质事件，而不应赖在加拿大充当“6＋1”或者“7＋1”里面的“1”。
不知道联邦安全局局长斯捷帕申和内务部长叶林是理解还是误解了总统指示精神，总的来说，由他们两人牵头的解救人质委员会，在处理事件过程中始终采取强硬路线。他们从莫斯科调来了精锐的伞兵部队和防暴特种部队，将整个布琼诺夫斯克，特别是被歹徒控制的医院围了个水泄不通。
6月17日凌晨4时，解救人质行动正式展开。经过四个半小时激战，内务部队占领了大楼底层。但是在这次行动中有70多名人质被打死，另有同样数量的人质被打伤。担任主攻的“阿尔法”部队和内务部队各有3人和7人牺牲，多人负伤。
当天下午14时20分，解救人质委员会又组织了第二次攻击。战斗持续了一个小时。由于双方争夺的二楼突然起火，对楼上人质生命构成了严重威胁，进攻又以失败告终。
这时，已经有100多名人质在战斗中死亡，情况让莫斯科的切尔诺梅尔金心急如焚。在两次武装营救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他决定不管总统反对还是支持都要与恐怖分子谈判，不能让那些无辜的平民再流血了。
6月18日凌晨2时40分，切尔诺梅尔金同巴萨耶夫在电话里直接对话。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这位总理将多家媒体请到办公室，并且同意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现场直播。
切尔诺梅尔金：“我是在同沙米尔·巴萨耶夫讲话吗？好了，现在清楚一些了……首先，请停止射击好吗？只要我们还在谈话，并且在谈话后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就不要射击好吗？我这里有大众新闻媒体的一些代表在聆听我们的交谈，他们会监督我今天的承诺是不是在日后得到执行。我准备发表声明，现在就下命令，停止在车臣的战斗行动和轰炸。怎么样？你们还需要多少时间商量？沙米尔·巴萨耶夫，我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我要为今天发生在国家的一切负责。告诉我，你们还要商量多长时间？……上午10时，不要等到上午10时，我认为上午8时是最合适的。”
从切尔诺梅尔金与巴萨耶夫直接通话开始，布琼诺夫斯克市医院的枪声确实停了下来。但是，直到上午11时，在切尔诺梅尔金又一次与巴萨耶夫通话后，恐怖分子释放人质的条件才搞清。后者在电话中称，如果满足这些条件，他们将首先释放人质中的妇女和儿童各100名。条件的具体内容是：
（1）俄罗斯军人立即停止在车臣的战斗行动；
（2）开始同车臣前“总检察长”乌斯曼·伊马耶夫以格罗兹尼名义率领的车臣代表团谈判；
（3）提供帮助非法武装分子撤离的交通工具。
这次电话谈判的时间所以推迟到中午进行，主要因为叶利钦要在当天上午返回莫斯科。在总统专机尚未进入俄罗斯领空时，切尔诺梅尔金与几个强力部门领导人就来到机场，他们希望在候机室就得到明确指示。
看来在机场汇报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所以，一切都只好按切尔诺梅尔金的想法进行了。
在这次电话谈判中，切尔诺梅尔金希望巴萨耶夫立即释放全部妇女、病人和儿童。他说，在车臣全面停火的命令在最近几个小时就可以下达。
6月19日凌晨4时30分，切尔诺梅尔金在电话里通知巴萨耶夫，联邦政府已经通过俄军驻车臣联合部队司令库利科夫上将下达了从18日20时起，在车臣全境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巴萨耶夫也通知切尔诺梅尔金，大部分人质已经被释放。
第二部分第一次车臣战争（10）
19日当天，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和发生人质事件的布琼诺夫斯克，同时进行着两个谈判。前者是为落实恐怖分子的第二项条件进行的关于和平解决车臣问题的谈判。车臣方面的代表果然是杜达耶夫政权的“总检察长”伊马耶夫，联邦方面的代表是米哈伊洛夫。为了体现谈判的公平和公正，特意把谈判地点选在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格罗兹尼代表处。在布琼诺夫斯克的谈判主要是在料理后事，即怎样为非法武装分子撤离做准备。官方参加会谈的人包括联邦内务部部长叶林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务局局长等。
下午16时，两地的谈判都取得了成果。随后，一支由七辆公共汽车、一辆冷藏车、一辆救护车、两辆国家汽车检查局的轿车、四辆新闻记者乘坐的大巴，总计15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开出了布琼诺夫斯克，车上共有73名歹徒，17具歹徒尸体。此外，还有114名自愿人质，他们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担保，把恐怖分子送到安全地带。这些人里面有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行政当局的各级官员、9名国家杜马议员、16名新闻记者和一些汽车驾驶员。
车队出发前，虽然巴萨耶夫要求当局保证他们路上的安全，并且向现场的最高长官索取了保证书。但内务部的人还是在为巴萨耶夫提供的大轿车上放置了催眠瓦斯罐，这件事情很快就被武装分子发现了，而且险些造成又一次屠杀。路上，匪徒们两次停车，等候他们先期逃离布琼诺夫斯克的同伙。车上的人质在目睹了一切后不得不发出感慨，在布置了几万人马的俄车边境，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来去自由哇？
6月20日19时20分，车队来到距达吉斯坦只有四公里的赞达克村。一个小时后，所有人质都被释放，巴萨耶夫也带领他的手下，钻进了达吉斯坦的山林。
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库兹涅佐夫向上级汇报的材料中人们得知，在布琼诺夫斯克事件中，总共造成了126名人质死亡，200多人受伤，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710亿卢布。
制造这起大案的沙米利·巴萨耶夫1965年出生在车臣维捷诺地区。1982年中学毕业后在苏联某空军基地服役，当消防队员。1987年退役后，他曾经三次申请莫斯科国立大学，但都未能如愿，最后只好和弟弟一起进入莫斯科土地规划学院学习。这时正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的年代，巴萨耶夫不甘寂寞，在学校里做起生意，最后，终因影响了学习，被学校除名。
离开学校后的巴萨耶夫在莫斯科开了一家中介公司，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把生意做得很大，一举成为车臣人在莫斯科的首领之一。
在与车臣人的交往中，巴萨耶夫逐渐认识了一些民族极端分子，潜移默化之间，他也逐渐从一个“世俗化民族主义者”变成了激进穆斯林。
1991年，杜达耶夫在车臣宣布独立。一心指望在政治上找到前程的巴萨耶夫弃商从政，回到故乡。当时他以为凭借自己雄厚的资金，完全可以一步登天，没想到在竞选中还是输给了那位退役将军。因为控制选举的几位车臣元老和富商，对杜达耶夫那鲜红的历史和资历更欣赏。
巴萨耶夫没有灰心，他决心从头做起，让车臣人看看，谁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当年11月9日，巴萨耶夫带领四名恐怖分子，以手榴弹和手枪为武器，将一架图—154客机和机上的171名乘客，从俄罗斯矿水城劫持到土耳其。在俄联邦政府答应了一些条件后，巴萨耶夫才释放人质，返还客机。
从此，巴萨耶夫声名大振，在回到车臣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被杜达耶夫任命为总统卫队特种任务营营长。
这时，前苏联正在解体，高加索一带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挣脱苏联，挣脱俄罗斯，实现自己构想中的独立。1991年11月，14个民族的“代表”在格鲁吉亚境内的阿布哈兹共和国签署条约，决定成立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及其军队，目标是建立一个西起黑海，东到里海的独立的高加索国家。会议结束后，阿布哈兹就开始了试图从格鲁吉亚分离出来的武装斗争。为了支援战斗在阿布哈兹的战友，北高加索许多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都潜入格鲁吉亚，直接参加了同格鲁吉亚政府的战斗。
1992年8月，巴萨耶夫率领第一批车臣自愿兵进入阿布哈兹，同格鲁吉亚军队作战。由于作战勇猛，他在几个月后就被任命为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军队侦察部队司令。不久，巴萨耶夫又被提拔为阿布哈兹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负责组织、协调和直接指挥来自14个国家，总计10000多名“自愿兵”。在阿布哈兹这段经历，使巴萨耶夫有了在山地进行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为日后在车臣与俄军周旋创造了条件。
在车臣总统杜达耶夫的支持下，巴萨耶夫最后当上了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军队总司令。但由于这支队伍派系林立，难于管理和指挥，所以，在格鲁吉亚的深山里蹲了几年，也没打出一片天地。
但是巴萨耶夫的行动在客观上却为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渗透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格鲁吉亚被迫同意俄罗斯以保护居住在这里的俄罗斯公民，同意在阿布哈兹驻军，这场战争才算结束。应该说，在格鲁吉亚发生阿布哈兹危机期间，巴萨耶夫在客观上与俄罗斯内务部的人是站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也曾经得到过他们的支持。
1994年2月，巴萨耶夫从阿布哈兹返回车臣，不久，就被派往阿富汗，在阿富汗圣战者马苏德军事训练营接受准军事化训练，学习游击战法。
1994年冬季，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巴萨耶夫赶回车臣，在杜达耶夫麾下担任侦察营营长，带领一群个个都身怀绝技的士兵，避开正面战场，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