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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噩梦中渐渐醒来的俄罗斯开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不再幻想西方的经济援助，只求能够消除贸易壁垒，获得平等地位。但是，就连这点要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不肯“恩赐”。到1994年底，美国限制与俄罗斯贸易的法律仍然有300多种，为俄罗斯对外贸易设置了重重障碍。美国还以各种借口限制俄罗斯进入世界常规武器、战略原料及航天技术市场，使俄罗斯这些传统优势项目受到打压。
除了经济问题外，美俄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也始终存在着严重分歧，其中像北约东扩、波黑等方面都相当敏感。
自东欧倒戈，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一批原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从1992年起，就纷纷要求加入北约。这个问题很快就成为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争吵的焦点。在1994年12月初召开的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参加国会议上，美俄都以强硬的态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发言中明确表示，“将不会允许北约以外的任何国家否决扩大北约”。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则声称，俄罗斯决不容忍北约与俄联邦接壤。他强调，欧洲安全与稳定没有俄罗斯参与是无法实现的。但当他最后确认俄罗斯已经没有左右欧洲形势的能力和身份后，不得不忧虑地表示：“欧洲还没有来得及摆脱‘冷战’的积垢，就面临着陷入‘冷和平’的危险。”1994年底，北约无视俄罗斯的反对，终于迈出了东扩的第一步，而这个计划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
大国地位的沦丧，西方国家的咄咄逼人，众叛亲离的窘迫，生活水平的每况愈下，让俄罗斯人民意识到将俄罗斯这艘航船开向西方的危险。为此，国内至少出现了三股反对叶利钦的政治力量。一是以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崛起；二是共产党等左派力量也擦干了身上的血迹，重新投入了战斗；三是所谓“民主”力量内部发生了分化。这些力量汇集到一起，向叶利钦发出挑战，使俄罗斯能不能沿着“民主”道路走下去，成了西方十分担心的问题。
就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了。出于不同目的，国内反对派对政府出兵车臣大都持否定态度。可以说，如果西方此刻在这个问题上再火上浇油，叶利钦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肯定难以连任。而在西方的眼里，正是因为有了叶利钦这面“民主”的旗子，才导致有上千万党员的共产党，顷刻之间在苏联土崩瓦解，才能让俄罗斯这条航船，摇摇晃晃地奔向大洋彼岸。
第四部分车臣问题的国际背景（3）
这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没有形成通过车臣式“独立”，促使俄罗斯像苏联一样解体的构想，还在设法巩固苏联解体的“胜利”成果。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仔细掂量，他们终于对叶利钦兵伐车臣闭上了一只眼睛，默许莫斯科在车臣动武。但同时用另一只眼睛窥测着发生的一切，用抓到的“把柄”打压俄罗斯。
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在1995年2月10日发表了一篇由斯蒂芬·格林豪斯撰写的专稿，题为《克林顿和科尔批评进攻车臣但强调支持叶利钦》。这篇文章在报道德国总理科尔访问华盛顿的情况时，将西方当时对俄罗斯的政策讲得一清二楚。文章说，克林顿总统和德国总理科尔今天批评了俄罗斯对车臣的进攻，但又说继续支持鲍里斯·叶利钦总统至关重要。他们告诫说，如果西方抛弃叶利钦，反民主的力量就会在莫斯科掌权。
文章说，克林顿和科尔指责俄罗斯如此滥用武力，并敦促它尽快结束在车臣地区的战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给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自莫斯科去年１２月开始进攻车臣以来最坚决的支持。文章说，西方两位最有影响领导人的这种态度虽然引发了一些争议，但他们坚持认为，尽管叶利钦命令出兵车臣，但他仍然可以信任。科尔指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兑现了他从东德撤走全部俄军的诺言，所以，“我个人认为鲍里斯·叶利钦是一位我们绝对能够信任的人。”
文章还援引了一段科尔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科尔直截了当地说：“假如我们把改革力量和叶利钦总统逼到墙角，孤立他们，对他们说‘我们不管你们了，我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那就会立即使我们回到过去那种旧的、糟糕的格局中。”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考虑，西方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表现得没有过于“激动”。当然，诸如“人权”、“种族灭绝”这类指责也在所难免。同时，在不至于导致叶利钦反目的尺度内，进一步对俄罗斯进行要挟和勒索。
英国首相梅杰是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中对车臣问题反应比较激烈的人物。1995年1月10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俄罗斯在处理车臣冲突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一事，向俄罗斯提出批评。但他坚持认为，车臣是俄罗斯联邦“不容置疑”的一部分。
梅杰在下院回答有关英国能够向车臣人民提供什么样帮助的问题时说：“我认为，没有人会对近几个星期以来车臣发生的这场悲剧表示怀疑。毫无疑问，它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那里长期以来当地领导人领导的叛乱活动已构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梅杰说，他同样“对近几个星期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表示关注，“并对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表示担忧。
同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也向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阿纳托利·阿达米申表达了英国的忧虑。据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赫德在结束对亚洲的正式访问回国后，马上召见了这位大使，向他重申英国对车臣局势表示“关注”。
其实，这位外交大臣早在当月７日在新德里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要求俄罗斯停止在车臣使用武力，通过谈判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且允许车臣人在俄罗斯联邦内享受某种程度的自治。
继英国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北约和欧盟这两个国际组织，也都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俄在车臣“狂轰滥炸”、造成平民伤亡的忧虑。他们一再敦促尽快结束暴力冲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有的国家还警告俄罗斯，如冲突继续下去，将威胁到同西方的关系。欧盟还暂时搁置了同俄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成为西方反对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几项实际行动之一。
１月２4日，德国经济部长京特·雷克斯罗特对媒体宣称，“波恩不排除因俄罗斯在车臣挑起战争而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可能性”。雷克斯罗特是从圣彼得堡通过电话对“西德意志广播电台”说这番话的。在电话中他还强调：“无论从整个欧洲，还是从德国方面来看，我们都不排除采取经济制裁手段。”但正在参加德俄经济合作委员会会议的雷克斯罗特同时也说道，德国“不希望看到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不稳定”。雷克斯罗特对德国广播电台说，他在同俄罗斯人会谈时已“明确表示目前在车臣发生的事情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1995年3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日内瓦举行了两天会谈，为将要在5月份召开的两国首脑会议做准备。在会谈结束后对方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里斯托弗说：“我们仍然对车臣局势感到忧虑。”他警告莫斯科说，车臣的战斗最近又有所升级，而且一直没能达成一项政治解决方案，这有可能会使俄罗斯为使自己在国际事务中居突出地位而做的努力受到危及。
他特别强调指出，俄罗斯在车臣的“大屠杀”行为将会使莫斯科加入七国集团的愿望无法如愿以偿。
对于来自西方的指责和要挟，莫斯科没有选择对抗，就连科济列夫在听到克里斯托弗的指责后，也只是诙谐地告诉记者：“看来‘蜜月’已经过去，但是还没有离婚。”与此同时，俄罗斯还主动采取一些措施：接受了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派观察员前往车臣的要求，并且在1995年4月28日发出了在车臣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这些举动使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快就恢复了因车臣危机爆发而中断的向俄提供625亿美元贷款的谈判。特别令俄罗斯振奋的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梅杰、法国总统密特郎等主要西方国家领导人，都如期参加了1995年5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活动。虽然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动身之前一再宣称“人们不应该把这两件事混淆起来。去莫斯科绝不意味着赞同叶利钦在车臣问题上的做法”。其他国家领导人也都有类似的言辞，但这次在莫斯科举行的庆典，对叶利钦形成的支持是客观存在的。
第四部分车臣问题的国际背景（4）
应当说，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俄罗斯面对的国际环境是难得的，只是由于领导人优柔寡断，国内反对派又假仁纵敌，致使联邦错过了从根本上解决车臣问题的时机。这是俄罗斯在处理车臣问题过程中的主要失误和教训之一。
二源于“冷战”的反战
第二次车臣战争是1999年底发生的，在这次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采取了与俄罗斯第一次征讨车臣时截然不同的态度，几乎公开站在车臣民族分裂分子一边。在舆论上对俄罗斯进行口诛笔伐；在行动上通过各种途径对非法武装给予支持；从策略上要使车臣问题国际化，最终让车臣脱离俄罗斯，使车臣成为造成俄罗斯分裂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西方的态度是自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以来美俄关系的变化引起的，这种变化在两次车臣战争之间日趋明朗，但其实萌芽于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第一天。
前面已经提及，在叶利钦决定对车臣进行征剿的时候，俄国内已经形成了一股反对向西方“一边倒”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没有因为西方默许第一次车臣战争而削弱，相反，对叶利钦第二个任期所执行的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为俄罗斯朝野共识的理论和思想认为：美国一直在坚持冷战思维，企图独霸世界。因此，“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消除世界对峙，没有成为走向文明世界的开端，却产生了瓜分人类的新危险，美国谋求世界领袖地位是这种危险的根源，同时也是他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条件”。在这种思想和认知的指导下，俄罗斯从90年代中期起开始改变对美国的依赖和乞求，在为自己做出了合理的定位后，开始探寻更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在经济方面一改前几年向西方一边倒的方针，实行以西方为主，全方位对外的经济战略，加强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在政治上探索适合于俄罗斯国情的民主制度；积极推行“独立外交”政策，在与西方保持现有关系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其他领域的合作，恢复在独联体世界的影响和作用；在国际事务中，加强与欧洲的沟通与合作，借助可团结和可利用力量，遏制美国的一言堂，把建立多极世界，同时使自己成为其中一极作为奋斗目标。
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的改变引起了美国警觉，同时也促使西方迅速加大了防俄、弱俄、遏俄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