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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取代了“高加索银狐”谢瓦尔德纳泽，抄了俄罗斯的后路；（4）2004年3月29日，将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七国吸收为北约成员，实现了北约历史上最大一次东扩。这次加入北约的国家，不仅包括原华沙条约组织成员，而且还有前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在这些国家正式成为该组织成员的当天，北约四架F—16战斗机就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空，将俄罗斯第二首都圣彼得堡尽收眼底。
在对俄进行一步紧似一步挤压的同时，西方国家又开始老调重弹，在车臣问题上做文章。其中令俄罗斯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他们一方面把一部分非法武装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另一方面却声称1997年年初在车臣举行的选举是合法的。认为在那次选举中当选的总统马斯哈多夫是合法的民选总统，允许其代表扎卡耶夫在境内进行反俄活动。
艾哈迈德·扎卡耶夫是马斯哈多夫在车臣执政时期的政府副总理，主管外交事务，曾经代表马斯哈多夫到莫斯科参加过谈判。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他逃到国外，以车臣流亡政府外交部长的身份频频出现在西方主要国家，是车臣非法政府依然存在的象征。令人不安的是，尽管这些国家知道该人已经被俄罗斯列为通缉犯，却仍然按自己的看法，把扎卡耶夫看做马斯哈多夫的代表，待为上宾。
2002年10月28日，“世界车臣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这次会议是由车臣民族分裂势力“丹麦支持车臣委员会”、“丹麦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的。不用了解会议内容，听到会议主办单位的名称，就够俄罗斯厌烦了。为此，在会议刚刚筹备时，俄政府就通过某些渠道向丹麦政府表达过自己的看法，明确反对在丹麦召开这种会议。俄罗斯认为，这次会议是车臣分裂分子及俄罗斯在国外敌对势力组织的，目的在于协调和扩大对车臣分裂活动的财政支持。
俄罗斯的请求被丹麦政府以“民主国家每个公民都有集会自由”为借口拒绝了。于是，在大会开幕的前三天，也就是10月25日，俄罗斯外交部紧急召见并通知丹麦驻俄罗斯大使，称如果丹麦政府仍旧允许“世界车臣大会”在该国举行，普京总统将考虑取消原定于11月12日对丹麦的访问。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俄外交部又一次召见丹麦驻俄罗斯大使，警告丹麦，如果仍旧不改变允许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决定，普京总统不仅取消对丹麦的国事访问，而且还将不出席在丹麦举行的欧俄峰会。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洛希宁措辞严厉地指出，如果“世界车臣大会”如期在丹麦召开，将表明丹麦政府支持恐怖分子。这种反俄的挑衅行为，必将对俄丹关系产生最消极的影响，两国关系将由此倒退。
对于俄罗斯的警告，丹麦方面反复强调会议是民间性质，政府不便干预，坚持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立场。为此，俄罗斯取消了普京访问丹麦的计划。经欧盟其他成员国调解，将欧俄峰会也从哥本哈根改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本来这件事到此就可以了结了，但是在大会召开时，又出现了新情况，身负俄联邦政府通缉令的扎卡耶夫居然以车臣代表的身份，大摇大摆地来到哥本哈根，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是俄罗斯绝对不能允许的。考虑到两国关系，丹麦政府在会议结束后，马上拘捕了扎卡耶夫。但丹麦方面向俄政府提出条件，就是如果俄司法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扎卡耶夫有罪，丹麦将会将其释放。
第四部分车臣问题的国际背景（9）
几天后，厚厚的卷宗从莫斯科带到哥本哈根，里面记录着扎卡耶夫杀人、组织非法武装、袭击军警人员等十几项罪名。但是，丹麦方面在对这些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后，认为指控扎卡耶夫犯有上述罪行证据不足，应予释放。就这样，扎卡耶夫被释放了。俄罗斯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对丹麦的做法非常不满，该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丹麦释放扎卡耶夫，就是支持恐怖分子，无辜的俄罗斯人民将因此受到“丹麦式民主”的荼毒。
扎卡耶夫在被丹麦释放后来到英国，请求政治避难。在他尚未到达英国前，俄罗斯就得到了这个消息，随即通过外交途径把扎卡耶夫的材料转到英国，要求引渡。
扎卡耶夫是11月5日来到英国的，在机场就被英国警察拘捕，可是几天后又被保释并容许其“政治避难”，理由与丹麦的解释如出一辙。
莫斯科对此非常愤慨，外长伊万诺夫在一个公开场合反问英国：“如果像本·拉登这种同扎卡耶夫一样被国际社会通缉的恐怖分子进入英国境内，英国政府怎么处理呢？”他明确指出欧洲在反恐问题上执行的是双重标准，而这种做法无助于需要整个世界都行动起来的反恐斗争。
在俄与西方围绕扎卡耶夫进行争吵的前前后后，一件又一件“完全不符合俄美伙伴关系精神，与俄美两国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任务不相称”的事情相继发生。2003年4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2002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在涉及俄罗斯的章节，报告指责俄在车臣“滥杀无辜，侵犯人权”。同年7月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在搜捕车臣武装分子时“滥用刑罚”。这里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需要提及，就是在这个人权组织发表这份声明的同时，已经攻陷了伊拉克的美军正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对伊战俘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这个消息虽然在一年以后才被披露，但仍然能够说明这种报告是多么无聊和虚伪。2003年10月，卡德罗夫取代被赶跑的马斯哈多夫当选了车臣总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在选举结果刚刚公布后，马上就对这次选举提出批评，认为这次选举“不民主、缺乏可信度及合法性”。2004年8月29日，因卡德罗夫被炸身亡，车臣又一次举行总统选举，在第二天选举结果公布时，美国又对阿尔哈诺夫的当选提出异议，认为这次选举仍旧“不符合国际民主标准”。即使像别斯兰中学劫持人质这样的事件发生后，西方也要在其中查找俄罗斯方面的原因，实际是在为恐怖分子开脱罪责。法国、荷兰等几个欧盟成员国，都在别斯兰事件发生后，在对俄罗斯表示同情的同时，流露出“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态度过于强硬，是酿成这次事件主要原因”的看法。试想，当车臣恐怖分子听到这种来自“民主世界”的声音后，能够放下武器吗？车臣危机能够结束吗？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西方明里暗里对车臣非法武装的支持，车臣问题不会成为俄罗斯的顽疾。
四格鲁吉亚与车臣问题
格鲁吉亚是位于俄罗斯西南、外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山地国家，面积697万平方公里，人口520万，其中70％为格鲁吉亚人，8％亚美尼亚人，63％俄罗斯人，将近6％的阿塞拜疆人，其余为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该国西濒黑海，有308公里长的海岸线，西南与土耳其接壤，南面与亚美尼亚毗邻，东连阿塞拜疆，北面与俄罗斯的达吉斯坦、车臣、印古什、北奥塞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六个共和国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隔山相望。格鲁吉亚于1922年3月12日与外高加索另外两个国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结成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并加入苏联。1936年12月5日，外高加索联邦解体，格鲁吉亚成为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年4月9日，它继立陶宛之后宣布独立，是较早脱离苏联的国家之一。
格鲁吉亚虽然是个小国，但在无产阶级革命年代却为俄国革命做出过特殊贡献，曾经在苏联执政29年、敢于带领全世界无产者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较量中争得半壁江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斯大林，不仅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他那苦难的童年，而且在十月革命前，还长期在这里从事地下工作，使格鲁吉亚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此外，曾经担任过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奥尔忠尼启则、两度出任前苏联克格勃主席的贝利亚也都出生在这个国家。
格鲁吉亚位于大、小高加索山脉之间，是个多山国家，山地占其领土面积的80％，其中50％都在海拔1000米以上，所以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70亿卢布，占全苏的17％，全部国民财富为720亿卢布，占全苏的16％，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属中等发达国家。
格鲁吉亚的行政区划为2个自治共和国（阿布哈兹、阿扎尔），2个直辖市（第比利斯、波季），9个州，其中南奥塞梯州的级别近年几次发生变化。格鲁吉亚首都设在第比利斯，居民多为东正教徒，但阿布哈兹等地居民则大都信奉伊斯兰教。
第四部分车臣问题的国际背景（10）
在苏联时期，格鲁吉亚与俄罗斯联邦是经济上互相依赖，各民族之间尚能和平相处的兄弟国家。但在分别从苏联独立出来前后，由于民族矛盾、国家政治走向、经济利益等问题引发了诸多矛盾，最后又与车臣问题纠缠到一起，使格鲁吉亚成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与俄罗斯关系最紧张的一个。发生在两国之间的主要问题有：
1南奥塞梯冲突
格鲁吉亚南奥塞梯自治州位于这个国家最北部，面积380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0万，其中奥塞梯族约占67％，格鲁吉亚族占29％，俄罗斯与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4％。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奥塞梯人同与之相邻的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居民同属一个民族，他们同祖同源，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国家。1801~1806年奥塞梯被沙皇俄国吞并，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了奥塞梯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921年1月，该国加入由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等共同组成的山地自治共和国。1922年4月20日，南奥塞梯被划入格鲁吉亚。1924年7月，北奥塞梯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州。1936年12月5日，在格鲁吉亚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同时，北奥塞梯成为俄联邦的一个自治共和国。1990年12月11日，针对南奥塞梯谋求独立并企图与北奥塞梯统一的倾向，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通过法案，将南奥塞梯从自治州降格为普通州，两年后的4月又将其恢复为自治州。在1995通过的新宪法中，南奥塞梯被改称为茨欣瓦利。不久前又将其降格为隶属什达—卡尔特里州的一个区。
早在苏联解体前，南奥塞梯就开始谋求脱离格鲁吉亚，与北奥塞梯合并，成为俄罗斯联邦一员。这种要求自然受到同族兄弟北奥塞梯的欢迎，也为俄罗斯所认可，但却遭到格鲁吉亚的反对。于是，从1989年起，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当局就不断发生冲突。这是在高加索地区爆发较早的民族冲突，如果妥善处理，今天的高加索就可能不像现在这样危机四伏。遗憾的是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还在他的“新思维”中苦苦思索，而后来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也在忙于设计他的“民主”进程。就这样，高加索的民族危机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