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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的建议没有为蒋介石采纳，而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对他们讨伐方案的否定，这使二陈十分难堪。为了讨蒋介石的欢喜，也为了给自己讨回一点面子，他们广造舆论，说什么西安事变的解决是“领袖诚意感召，迫使张、杨回心转意的结果”，是所谓“人心一致之胜利，中央政府处置得法及地方政府维持治安之胜利”。刚开始，蒋介石倒没说什么，但过了不长时间，蒋介石便与宋美龄、陈布雷合作《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并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文中把戴季陶、何应钦等包括陈果夫、陈立夫在内的主战派好好地挖苦了一顿：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颇觉得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意断其为健全之行政。军事上或有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亦或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二陈被不轻不重地批评一通，心中自然是不舒服的，以致几十年后，陈立夫依然耿耿于怀，说“宋美龄毕竟是个女人……她的丈夫处在危险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没有个人考虑。蒋夫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每个人都同情她。谁不知道政府的强硬危及蒋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谁希望拿蒋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掷呢？没有。
”但陈立夫当时是不敢这样说的，他必须慎重对待一切，尽量去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去协助蒋解决面临的难题，以减少蒋介石对他们兄弟的不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即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致电大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要求国民党“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的伟大前程”。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态度，多少对陈果夫与陈立夫是有触动的，再加上他们想到西安事变的教训，所以在三中全会上，二陈的顽固反共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站在国民党民主派一边，与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陈立夫主持大会党务组的讨论中，没有再出现反共的言论，在其通过的《推进各省边区党务方法》中，也没有出现“共匪”、“反共”、“清共”、“剿共”等字样。
在多数国民党人的努力下，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提出对外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主权的协定，如果主权蒙受损失超过忍耐限度，则决然出兵抗战；对内用商榷的途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分歧等等。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打开了大门。面对三中全会出现的这种合作抗日的气氛，陈果夫与陈立夫也受到了鼓舞，他们对恢复已经停止了的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又有了新的信心。
第四部分国共携手（1）
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国民党“使一切形式的国内战争基本上是停止了；对民主方面表示相当的扩大，决定修改选举法，承认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并且主张和共产党进行谈判。为了使以前国共间的秘密接触得到进一步发展，仍然由陈立夫主持两党的谈判。陈立夫虽然思想较以前有所进步，希望国共合作尽快形成，但蒋介石却不肯根本放弃中共必须解除武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方针，陈立夫也不敢在此问题上有太大的松动。
1937年2月至3月中旬，国共两党在西安举行谈判。这次谈判是蒋介石在西安时就约定的，原订地点是南京，由于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张学良，中共中央为安全考虑，没有让周恩来去南京，而要求改在西安进行谈判。
蒋介石在西安谈判中没有让陈立夫出面，而是派出军方人物顾祝同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后来又增加了军统方面人物贺衷寒。由于顾、贺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坚持对共产党实行收编，致使谈判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周恩来表示：“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建议让张冲参加，因为共产党对张冲印象较好，毛泽东曾在给潘汉年的电报中就表示欢迎“张君（张冲）到西安与恩来会商”，如派张冲参加，至少可以改善谈判气氛。蒋介石同意了陈立夫的建议，增派张冲为谈判代表，但在张冲离南京赴西安时，蒋介石向他交待了几条不可松动的原则：第一，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才能公开；第二，特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相容；第三，红军可以改编成三个师九个团。张冲到西安后，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严守蒋介石指令，不敢越雷池一步，除在一些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有所让步外，整个谈判也无多大进展。于是，周恩来向顾祝同表示，希望与蒋介石直接谈判。顾祝同等只好赞同，这样西安谈判结束。
由于蒋介石在实质性问题上寸步不让，后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的谈判也没有取得大的成果。
对于这种蜗牛似的谈判，陈立夫心中有些着急，但他也不好过多说话。自从西安事变以后，蒋陈之间的关系总像渗入了点什么，不如原来那么自然了，蒋介石虽说也还重用二陈，将主持国共谈判的重任依旧委托于他们兄弟俩，但已不是像以前全权相托了。蒋介石以照顾各方为借口，一方面将军统方面的人拉进来，插手谈判，对陈立夫给予制约；另一方面，自己干脆直接过问，把陈立夫撇在一边。
这种态势，使陈立夫开始明白，蒋介石已不像原来那样信任他了，他如日中天的地位开始面临西斜的趋势，想到这里，他不免自怨自艾。但事已至此，他还得强打精神，尽力为蒋介石效劳，或许会有新的转机。
1937年5月，蒋介石为了加强与共产党谈判的力量，同时牵制陈立夫，又找来军统四大巨头之一的康泽，命他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见康泽时明确吩咐：“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淮南（张冲）一道去和他们谈。”从蒋介石的谈话中，康泽已经明白蒋要他参加国共谈判的用意了，但他却不敢公开对陈立夫表示轻慢，因为在蒋介石指定参加谈判的3人中，张冲也是陈立夫的人，而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依然是国民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所以康泽庐山听命后，即与张冲商议如何行动，张冲也有意夸大陈立夫在与共产党谈判中的作用，他对康泽说：“这个谈判，我和立夫先生一道参加很久了。”他还介绍了陈立夫主持国共秘密接触的大概经过，并建议：“这件事，只有立夫先生才知道得更清楚，我们一道去南京和立夫先生谈谈如何？”显然，张冲还是希望参加国共谈判的几位国民党代表能统一在陈立夫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康泽无奈，便将汉口禁烟缉私处（当时康泽任该处主任）的事务作了交待后，即与张冲启程到南京，与陈立夫见面。陈立夫见蒋介石又安排了军统方面的人参加国共谈判，心中老大不舒服，但又不好表示出来，便在康泽面前摆出一副领导者的姿态，他先要康泽谈了自己对国共谈判的一些构思，然后，便提出了一些指示性的意见。他冷着脸，郑重而严肃地向康泽与张冲交待：“第一，关于边区辖境问题，委员长说过，多划一两县，少划一两县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不给它隶属于行政院，要它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烦；第三，关于边区主任的人选问题，他们要求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任命；第四，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就是要他们开名单来，等他们开来后，我们借口向全国调查，可以任意拖时间；第五，关于办报问题，这不能准他们。”陈立夫对康泽的这段指示中，基本原则没超过蒋介石所限定范围，但也有一些表示他自己的态度，如关于边区主任人选问题，他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相反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共产党所提方案的一种默许。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他只是怕找麻烦，才提出隶属陕西省。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他没有完全拒绝。关于办报的问题。陈立夫坚持不准，但后来他得知国民党宣传部长邵力子已经允许共产党办《新华日报》后，便不再说什么了。应该说，陈立夫表现了比蒋介石稍微灵活一些的态度。
对于陈立夫的意见，康泽显然不能完全接受，他知道，有些并不是蒋介石的本意，于是他很快找到蒋介石，汇报了陈立夫对谈判的意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四部分国共携手（2）
康泽认为，从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选择一人去任边区主任是不相宜的，他说：“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忠诚，但很感情用事，恐怕不能担当此任。于右任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好了，他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至于宋子文，好像更感情用事。所以这三个人跟共产党打交道，都只会受共产党影响。”这一说，蒋介石也好像突然醒悟，连连说：“他们三个人都不相宜。”但派谁去相宜呢？蒋介石一时还难以定夺，康泽便趁机向蒋推荐了丁惟汾，蒋介石因找不到更适当的人选，便同意派丁惟汾到边区去担任主任。
康怿推荐丁惟汾明显是针对陈立夫的，其一，对陈立夫在此问题上暧昧的态度是一种无声的批评。其二，丁惟汾是陈立夫的对头，早先时候，国民党内由丁惟汾主掌党务，丁大权独握，蒋介石也敬他三分，一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后来却被二陈所取代，丁家党变成了陈家党，所以丁惟汾一直对二陈心怀不满。现在提出丁惟汾，是想让陈立夫不好下台。开始，陈立夫听说由丁惟汾出任边区主任，心中十分恼火，但知道蒋介石已同意后，便装聋作哑，不再说话了，心中不免暗暗忌恨康泽，认为这是军统方面故意给自己作难。后来，国共两党在谈判时，国民党所推荐的丁淮汾被中国共产党所拒绝，陈立夫心中暗自高兴，便顺水推舟，指示张冲等人不要再坚持派丁惟汾。这样，边区主任人选之事便不了了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二陈都主张抗战，陈立夫认为：“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之独立自由。”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提醒当局，注意上海的防卫，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并亲赴江苏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要抗战，必须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必须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因此，二陈都希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