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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但也是个敏感人物，寿礼送的不适，会平白招惹是非，马虎不得。基于这些考虑，陈立夫便把自己多年精心钻研所著的《四书道贯》作为寿礼。一则，表明他不过问政治的意愿，以文化品物作为寿礼，志趣高远，符合气氛；二则，蒋介石国学根底深厚，但多年来，人们只知他是军事人物，寿庆上来个附庸风雅，蒋介石会高兴。
1966年10月26日，陈立夫悄悄回到台北，虽然如此，还是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一些记者拥向机场。陈立夫一下飞机，就对守候在机场的新闻记者表示：“此次返台，专为总统祝寿，别无他意。”希望媒体不要过分渲染他的返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在“总统”府，陈立夫见到了蒋介石，他发现，这次返台，蒋介石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过分的亲热，紧紧握住陈立夫的手不肯松开。陈立夫深受感动，即捧出寿礼，献给蒋，蒋介石接过来，见是一本书，果然十分高兴，他饶有兴趣地翻开扉页，口里喃喃念道：“四书道贯”。
陈立夫诚恳地说：“这是我在美国学习《易经》、整理四书的一些心得，还请总统多多指教。”实际上，蒋介石也了解陈立夫写《四书道贯》的情况，并知道此书在海外有影响，已重印了好几次，而且知道陈立夫将此书作为寿礼的用意，当即表示：一定认真阅读。
蒋介石在生日庆典后，专门邀请陈立夫到慈湖他的寓所去住了一晚上。在慈湖，青山秀水下，两位白发苍髯的老人促膝谈心，互诉肺腑之语，完全像一对知心的朋友。
思古怀旧是老人的通病，陈立夫感慨地说：“立夫身在异地，思乡思亲，如煎如熬，心中没有一日平静……”说到这里，一时语塞，老泪都几乎滚落下来。
蒋介石急忙安慰说：“人老了，总想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
”“是啊，总想过去的事，可是过去的事没办好，累及总统……真是惭愧啊！”陈立夫的话，一半是自悔，一半也道出了自己不快的情绪。
蒋介石听出陈立夫话中的怨艾，便略带歉意地叹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瞻望未来才是重要的。”顿了顿，蒋介石正式向陈立夫提出邀请，希望他回台湾居住。蒋介石诚恳地说：“你还是回来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总不至于在外漂泊一辈子吧。趁我还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过得安稳一些。果夫去了，我必须为你负责，否则，百年之后，我何颜面重见英士先贤。”听蒋介石提到他二叔的名字，陈立夫感到与蒋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久已淡漠的“蒋陈情结”又清晰起来。对蒋介石的邀情，他默默无语，不再拒绝。蒋介石的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是由于陈诚逝世了。蒋经国通往“总统”宝座的道路已经铺平，陈立夫也垂垂老矣，不能对“太子”造成任何威胁了。对此中微妙，陈立夫十分清楚。但多年客居异国的生活使他感到孤独，他十分想念自己的祖国，台湾虽然不是他的故乡，但总是中国的土地，他一踏上这块土块，便感到格外亲切，他的内心是愿意居住在自己国土上的，年纪越大，这种思想越强烈。
第七部分重返台湾（2）
慈湖的谈话，天南海北，无所不及，这是陈立夫与蒋介石相处多年来一次最自由的谈话。他们谈美国，谈台湾，谈过去，谈现在，又谈到了陈立夫写的《四书道贯》，蒋介石说：“我先看过你这本书的前言及结论，觉得你写得很好，只是书名太深了一点。”陈立夫即请蒋介石提一个更好的书名，他说：“假若总统有更好的书名，待下次再版的时候可以更改。”蒋介石说：“让我再想想看。”并提议让陈立夫到台湾各军校去作演讲，陈立夫欣然答应。
过了两天，蒋介石让蒋经国带来他的亲笔题字和口信，说：“《四书道贯》不必改名了，只要把我的题字插入该书第一页就好了，使‘道贯’二字更易使人明了。”蒋介石的题字是：“陈立夫著‘四书一贯之道’”，落款“蒋中正”。蒋介石的题字和口信使陈立夫“殊深感激”，返台定居的心情也逐步强烈起来。
根据对蒋介石到军校演讲的允诺，陈立夫开始到各军校演讲。台湾军校有十几所，讲完后，其他非军事学校也来邀请，这样一讲就不可收拾，在讲到第七十五所学校时，就感觉体力不支，终于在台北国际狮子会作演讲时病倒了。很快，陈立夫被送到荣民总医院诊治，确定为急性肝炎。
蒋介石知道后，亲自到医院看望，并关切地向医生询问病况，医生说明病情后，蒋露出焦虑的神色，嘱咐医生尽力医治。随后，蒋又专门从香港请来著名的肠胃科专家张光璧先生进行会诊，张先生说：“荣民的医治很好，陈先生的病虽很严重，但无危险，要多休息！”一场虚惊很快过去，陈立夫的病情逐趋稳定，再而渐渐痊愈。病中蒋介石的关照又一次感动了陈立夫，也使他最后下了决心，离开美国，返台居住。不久，他回美国，将各种事务处理完毕，于1969年4月正式回台湾居住，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活。几番风雨，几许沧桑，回首过去，陈立夫当有无尽的感慨。
20年的岁月给陈立夫留下斑白双鬓，也冲刷了他的冷酷与傲慢，走下飞机的陈立夫如一谦谦君子。他向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自己能平平静静地安度晚年。他知道自己的政坛生涯早已结束，不想再卷入政治漩涡。当有人问他是否出任要职时，他一口回绝，说对政治已完全失去兴趣，宁愿做些知识性的研究。陈立夫是明智的，他多年追随蒋介石，对蒋深有了解，当年台湾危机重重时，蒋介石尚且把他逐出政坛，现在台湾已趋于稳定，怎么还会重用他呢？“之推辟赏从，渔父濯沧浪”，他十分欣赏古人的风范。当年在大陆时，权倾一时的他不能有所作为，在弹丸之地的台湾，他还能施展什么抱负呢？他深深明白，年高体弱的他是不可能东山再起了。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在这时，也感觉到自己为国民革命大业所奉献的一生的精力与时间，也都如春水东流，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果然，蒋介石只把他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看待，给了他“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荣誉职务，对此，陈立夫很乐意接受。他既已回到台湾，就要维持蒋、陈两家形式上的亲密关系，就要给自己创造一个颐养天年的好环境。过去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完全找不到了，他活脱脱是位和蔼的老人。
第七部分复兴文化（1）
陈立夫说他对政治完全失却兴趣，只是给蒋介石听的，以消除蒋介石对他的戒心。实际上，他的心灵深处时时燃着政治的欲火。他回台湾后，住在台北的天母大街。为了表示他不问政治，开始一度闭门谢客，拒绝和来访者见面。但不久，便觉于情理不可，于是，每星期定出两天时间，这两天中划出两小时，在家里约见亲友和访客。在与客人交谈时，开始只谈家庭、生活、玩乐等，后来，渐渐扩大内容范围，谈海岛、谈大陆、谈政治、谈时局，无所不议，无所不谈了。
不久，蒋介石找到陈立夫，给他一项具体工作，担任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为蒋介石），陈立夫还想推辞，蒋介石说：“这个职位，不是官啊，你不能再推辞了。”陈立夫只好接受下来。
陈立夫担任文化复兴会副会长后，不辞辛苦，踏踏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有：（一）振兴中医药事业。
由于台湾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达半世纪之久，中医被歧视、中药不能开，民间治病由日式西医取代。日占据前，岛内曾有中医1988人之多；光复时，有营业执照的仅剩8人，祖国医药事业惨遭摧残。对此现状，陈立夫心急如焚，决定首先振兴中医药事业。
怎样振兴中医药事业呢？陈立夫觉得应从舆论入手，改变人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为此，他亲自写文章、作演讲，宣传中医药的好处。他在《我对于中西医药的看法》的演讲中，公开提出，要为中医打抱不平，他说：“我支持中医的主要原因是看不入眼社会上不平的事，尤其是借外人的势力来欺侮中国人，西医压迫中医，我是要‘打不平’的。”陈立夫认为中医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五四以来，把中医当作是封建文化加以反对，使中医的理论基础动摇；二是教育制度，西医由于外国教会介入而建立学校，而中医却始终沿习师徒传授，使之后继无人；三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多由西医霸占，使中医受排挤、歧视。他认为大陆方面做得好，所有卫生机构都是中西医并重，中医药列入劳保范围，中医院校遍及各省，中医、中药学研究成绩斐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把中医“革”去。
陈立夫进一步指出，文化本身没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只要对人类有益、是科学的，都应该采纳并用。中医发汗采用桑叶、薄荷，西医发汗采用阿斯匹林，两者都适用，允许并存，而不应用阿斯匹林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人非走十多里路进城买西药不可。这叫“道并行不相悖”。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也有西医无可取代的优势，应该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陈立夫的演讲由于持理公允，说理有据，又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深受公众欢迎，一时间引起轰动，为中医正名奠定了基础。不久，台湾中国医药学院内部发生纠纷，一时无人主持。当时，“教育部”派了15名董事进行改组，而15名董事中，9人为西医，由西医主持中医药大学，引起学校一片反对之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便找到陈立夫，与之商量说：“中国医药学院依照教部之处理办法，必将垮台，只有你去，才能挽救，中医欢迎你，西医不便反对你，因为你一向为中医说话，但你是学科学的。”陈立夫想到要振兴中医药事业，必须振兴中医药教育，因此欣然受命，担任了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
陈立夫到任后，解散了原来的董事会选了5个中医、5个西医、5个对学院关心而非医生者，共15人组成董事会。院长一职，由于一时无法找到兼中西医二者之长者担任，不得已，只好聘请著名教育家郑通和先生担任。
在陈立夫指导、郑通和具体领导下，中国医药学院发展很快，他们从香港请来教授，自己编写教材，克服很多困难。开始，学院没有自己的教学医院。陈立夫亲自找到蒋经国，请予支持，蒋经国即专门拨出款项，建起了教学医院，有病床800多张，成为台湾惟一的一所中西医合作的医院。学院也逐步具备了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资格，每年毕业700多学生，深受社会欢迎，为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人才。
后来，陈立夫继续努力，在台湾确立了中医的法律地位，在台湾一些公、私立医院陆续设立中医部，公劳保中医也能享用，台湾卫生署对中医的态度也逐渐改变。看到已取得的成就，陈立夫觉得十分欣慰。
（二）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所著，分7卷共12册，总计850万字，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