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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也拉起了队伍
沛县人中，刘邦最早在秦政权的体制外拉起队伍，武装割据一方山头，做了草莽英雄。他敢做敢当，由他来领头，最能为各方接受，无疑是最佳选择。
二世元年九月，芒砀山中秋凉，一名信使匆匆从沛县赶来，送来重大消息。来人叫樊哙。
樊哙是沛县人，本是沛县城里杀狗贩卖的狗屠。刘邦押解民工去骊山，樊哙就在被押解的民工当中。刘邦释放民工落草芒砀山，樊哙不愿离去，一直跟随下来。以资历而论，他在刘邦集团当中，可以算是最早参加革命的元勋。樊哙后来娶了吕雉的妹妹吕须，成了刘邦的连襟，终身与刘邦关系亲密，算是同乡同志，连理姻亲。樊哙是条卤莽的汉子，直肠子人，勇猛仗义，不过他粗中有细，忠心耿耿，很得刘邦信任。落草芒砀山以来，刘邦与丰邑家中的联系，与沛县旧交的通信，多由樊哙在两地间往来传递。
原来，陈胜、吴广起兵以后，关东各地大乱，秦帝国的统治一时陷于瘫痪。沛县与大泽乡同在泗水郡，近受起义震动，政情不稳。沛县令眼见周围地区纷纷易帜反秦，局势一天天失控，于是有意顺应大势，改换旗帜，响应陈胜。秦帝国政府任命官吏有严格的籍贯限制，郡县主要长官一律不用本地人，由朝廷从他处直接任命，郡县署下的属吏皆用本地人，由郡县长官在当地举荐考选任用，在外来客籍官僚和本地土籍役吏之间实行严格的分断。帝国官制之制定用心深远，役吏用本地人，地方政权的末端直接植根于本土，有利于政令下达，民情上闻；长官不用本地人，以中央任命的方式出守地方，便于中央政府控制地方，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和地方长官沆瀣一气，共同欺瞒中央。
沛县令不是本地人，当地的事都是依靠本地出身的役吏办理。由于事关重大，沛县令招来手下两位主要役吏萧何与曹参商量。当时，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掾，相当于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局长，负责人事考核和日常事务；曹参是狱掾，负责沛县的司法，相当于司法局长。萧何和曹参都赞同县令的主张，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他们对县令说：“您是秦的官吏，现在有意率领沛县吏民反秦，固然是大家都好的事情，不过，沛县的年轻人能不能如愿听从，实在是没有把握。您的旧部，原泗水亭长刘邦逃亡在外，手下有近百人，多是沛县的年轻人。如果能够将刘邦一行招回来，利用他来震慑众人，怕是没有人敢不听从命令的。”沛县令同意了。
芒砀山离大泽乡和陈县都不远，陈胜起义、关东大乱的消息，刘邦已经有所耳闻。不过，毕竟是偏僻在山里，难以把握局势，有心回应却不便贸然举动。樊哙的到来，使刘邦极为兴奋，当即传令手下，立即启程，直奔沛县。
当刘邦一行赶到沛县城下时，只见城门紧闭，戒备森严，局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当樊哙离开沛县以后，沛县令对于召集刘邦回来的决定后悔了，他怀疑萧何、曹参串通刘邦，意图在于胁迫和危害自己，于是下令关闭城门，禁止出入，逮捕萧何、曹参。萧何和曹参都是本地大户人家，又是在县衙门工作多年的豪吏，耳目多，消息快，在追捕到来以前，已经翻墙出城，投奔到刘邦队伍中来。
大家商议之后，由刘邦手书帛书一封，装在箭上射到城上。帛书的内容是告喻守城的吏民和城中的父老兄弟，天下多年来苦于秦政的苛暴，现在各地蜂起反秦，诸侯并立。沛县令是秦吏外乡人，反复无常无信，如今不为地方着想，驱使大家为秦守城，一旦诸侯攻来，城破以后，只有身死家亡。我们都是家乡人，为家乡着想，为自己和妻子儿女着想，不如一起诛杀县令，在本县子弟中选择可以守卫家乡的人立为县令，响应诸侯共同反秦，如此一来，家室可以保全，地方可以安堵，云云。沛县吏民，多是刘邦、萧何、曹参的故旧和属吏，得到刘邦的帛书后，里应外合，杀死县令，开城迎接刘邦一行。
开城以后的沛县，马上面临重新建立沛县政权的课题。以当时的沛县形势而论，大概是三种力量左右政局：其一是以萧何和曹参为代表的沛县旧政权的中下级官吏，其二是沛县地方的父老豪杰，即民间政治势力，可以举出名字来的有王陵和雍齿，其三就是刘邦从芒砀山带来的近百人的队伍，主要是沛县出身的年青人。萧何和曹参是县吏中的头面人物，地位高，人缘广，组织能力强，算是很好的人选。不过，二人都是文法之吏，辅佐型的人物，长于在既有的组织中行动，再说二人家族大，顾虑也多，不愿意承头起事。王陵是沛县有数的豪民，民间游侠社会的领袖，他从来视刘邦为小兄弟，对于萧何曹参类的沛县属吏，也是不大放在眼里，承头主事，他敢当敢干，绝不会推辞。不过，王陵不曾出任过官府吏职，不是沛县属吏圈子里的人，役吏们对他有戒心。王陵性格又过于鲠直，是炮筒子，办事直杠杠，说话呛死人，托付事情可靠，领导众人求活路怕是不行。推来选去，大家还是觉得刘邦合适。刘邦曾经做过泗水亭长，是武吏，虽然地位在萧何、曹参之下，毕竟是旧日沛县吏圈子里的人物，役吏们易于接受。刘邦过去是游侠，兄事过王陵，在江湖民间有交往浪迹；如今陈王麾下的魏国名士张耳，当年算是刘邦的门主，由刘邦主事，与内外的民间豪杰便于沟通。况且，如今是举县造反求生存，沛县地方万千老老少少的身家性命，都系于起事后行动的成败；沛县人中，刘邦最早在秦政权的体制外拉起队伍，武装割据一方山头，做了草莽英雄，他敢做敢当，由他来领头，最能为各方接受，无疑是最佳选择。经过议论协商以后，大家一致推选刘邦为首领，主持沛县军政大事。
刘邦做了例行的辞让以后，接受了推举，出任首领，重新组建沛县政权。刘邦首先明确起事的大义名分，响应陈胜张楚政权，在张楚的名义下举县武装反秦。他袭用楚国的制度，建立楚制的沛县政权，自己出任长官沛公，以沛公的名义，在全县动员征兵，正式组建军队。沛县是大县，人口在一万户以上，刘邦完整地接受了秦王朝沛县的政权组织，得到沛县地方父老民众的一致支持。征兵动员的结果，他组织起一支二三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都是沛县人，以地缘结成，号称沛县子弟兵，成了未来的刘邦军团的核心、汉帝国政权人事的根基。初期汉帝国政权的大臣阁僚，多是这批丰沛故人。
“亡秦必楚”的真意义
秦末历史回到战国，历史进入后战国时代，类似列国并立纷争，诸子百家、游侠豪杰重现，王业—霸业—帝业转移的种种历史特点，延续变迁约有六十年之久。
陈胜大泽乡起兵、项氏会稽起兵和刘邦沛县起兵，是决定秦楚汉间历史动向的三件大事，后来历史的发展，大体由陈胜、项羽和刘邦三位英雄主导。这三个人，都与楚国有着紧密的关联。战国末年流传一时的谶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由此可以得到索解。
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开创诛暴灭秦的大业；项羽消灭秦军主力，决定秦亡的命运，奠定分割天下的基础；刘邦攻入关中，迫使秦政府投降，最终成就帝业。司马迁综述这一段历史说：发难反秦，由陈胜开始；暴厉灭秦，出于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成就帝业，则是刘邦。五年之间，天下政局的主导递次嬗变于三人，自开天辟地以来，天命之授受移转，未曾有过如此急切。《史记》将陈胜的一生入于王侯世家，将项羽和刘邦写入帝王本纪，无一不予以高度的评价；司马迁又著“秦楚之际月表”，将从秦末之乱到汉王朝建立之间的这一段历史，视为秦楚之际，强调的是楚国楚人在秦末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陈胜是南阳阳城人，吴广是陈郡阳夏人，他们在大泽乡起义。这些地方，战国末年都是楚国的领土；随同陈胜、吴广起兵的九百戍卒，也都是出身于楚国地区的贫民；陈胜所建立的政权号为张楚，取“张大楚国”的意义。项氏是楚国的名门贵族，封地在陈郡项县，后迁徙到泗水郡下相县；项梁、项羽起兵于会稽郡吴县，都是楚国的旧土。随同项氏的八千江东子弟兵，也无一不是楚人。项梁后来拥立怀王，复兴楚国王政；项羽统领楚军歼灭秦军主力，自封西楚霸王，宰割天下，时时处处都是楚人楚国。刘邦是泗水郡沛县人。战国末年，沛县是楚国的领土，沛县吏民随同他起兵于沛县，也是楚国人起于楚国旧土。刘邦起兵以后，被推举为沛公，是楚制的沛县长官。他始终在楚国的旗帜下奔走。攻入关中收降秦王时，他是怀王楚国的砀郡长。
然而，自东汉历史学家班固著《汉书》以来，陈胜和项羽被贬入臣民列传，“秦楚之际月表”被“异姓诸侯王表”取代，秦楚汉之间的这段历史，被视为秦汉之间的历史。在这种对于历史的修改当中，曾经主导天下政局的楚国之存在被抹杀，张楚王陈胜和西楚霸王项羽被淡化，刘邦曾经是楚国臣民、汉出于楚的历史也被掩盖。班固综述这一段历史说：刘邦没有封土王侯的依托，凭借一剑之任，五年成就帝国伟业，有史记载以来，未曾有过。论述同一段历史，在班固这里，只强调西汉建国和刘邦伟业。历史认识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对于历史事实的处理。
解读历史，有解读者的识见参入其中；编著历史，受编著者认识的左右。《史记》由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代写成。司马氏父子的时代，距离秦楚汉间不过百十来年，时代的遗留尚在，他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史记》是私人著作，未受官方政府的指导限制，能够实实在在地撰写，成就古风信史。《汉书》是班彪、班固父子的著作，写成于东汉，距离秦楚汉间已经有三百来年，王朝循环交替的历史已经固定，正统观念的史观已经形成。《汉书》编成以后，成为官修正史的开端，后代王朝编撰前代王朝历史的义例体裁，天命在前后王朝之间移转的历史观念，也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和传统。正因为此，出于统一王朝有序交替的观念，西汉王朝被视为秦王朝天命的承接者，秦汉之间难以容纳承接天命的第三者出现，于是历史被按照既定的型样剪裁。在这种剪裁当中，不仅曾经主导天下的楚国楚人被抹杀；伴随这种抹杀，秦末之乱的本质是否定秦帝国的统一而回复战国，其历史特点是战国以来七国关系的重演，如此种种时代精神的真相也被涂抹后重新勾画。模糊扭曲的成见，误导国人二千年。
阅读历史，最微妙的是把握时代精神。入史学之门以来，我多年受成见误导，也随时流在秦汉之间迷惘，不知秦汉之间有楚，更何遑想到过连接汉—楚—秦一直到战国时代。1982年，我在北大选修田馀庆先生的秦汉史，听先生讲课，眼前豁然一亮，识见洞然开启。1989年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讨论》一文正式发表，我长年置于手边，反复拜读至于今天。史家治史论史之难，莫过于时代精神论，或流于空泛，教条无物，或陷于浅显，牙慧学舌，多视为畏途，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