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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即他们对战争的习惯及其由于两年来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而形成的进攻锐气。
现在，1945年4月，我们把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几乎逼退至柏林城下。而一切尚须完成的任务对我军来说已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军已经成熟起来，进攻精神倍增，充满了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希特勒的枷锁中解救出来的决心。
我急着向前方的施普雷河赶路，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正向那里开进。我想亲眼看到渡河将怎样开始。备坦克集团军和尔后备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渡河的快速性，不仅决定着我军尔后机动的速度，而且还决定着德军的尔后抵抗。我们的战果越小，敌人的战果就越大，反之亦然。
我一直注视着渡河情况。一旦需要，我准备利用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所掌握的打击措施和支援兵器，以便部队在施普雷河上连一个小时也不过多地耽搁。
我驶近河边，根据侦察兵的报告和直接观察，了解到情况总的来说还不错。但是，因为我们突破到这里经过了不断的战斗，所以未能抢在敌人前头渡河。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施普雷河沿岸部署了某些部队并实施射击。但给人的感觉是，火力分散，缺乏组织：在我们面前没有严密而有威力的火力配系。确切地说，暂时还没有。若送给德军时间组织火力，那倒是我方的一个不可宽容的错误。
我把雷巴尔科叫到自己跟前，便和他一起随着先遣支队一直来到河边。我觉得，在我们来到的地方稍往下一点，根据一切迹象表明，似乎原先有一个徒涉场。雷巴尔科也有这种看法。
无论如何要争取时间的愿望迫使我们定下了决心：不等架设桥梁，就试着直接搭乘坦克强渡施普雷河，因为坦克可以防护西岸德军的冲锋枪和机枪火力。选入先遣支队的是最优秀的乘员组，他们胆大无比，技术娴熟。接着向先遣支队发出了命令：“直接从行进间涉水到对岸！”
这里河宽约40—60米。我们眼看着坦克开进河里，向对岸冲去。原来，这里河深不超过1米。
凡事开头难。坦克一辆接一辆开向对岸。敌人的火力被压制住了，法西斯匪徒被驱出了自己的阵地。过了2—3小时（在第一批桥梁架好之前），几个先遣坦克旅已经位于施普雷河对岸。
这时，雷巴尔科的一个军在右侧找到了另一个徒涉场，并且也在全速渡河。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七集团军于南面前出至施普雷河，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因而转向这里，又找到了一个补充徒涉场，开始强渡该河，
有人向我报告，前进指挥所已经设在一幢男爵的房子里，比我和雷巴尔科、列柳申科一起站着观察渡河情况的地方稍微众后。这幢房子非常明显。敌炮兵从纵深某个地方向它射击，但准确性很差。看来，德军是通过已经在那里展开工作的无线电台来定向射击的，或许，只是对树林中可以看见的独立建筑物进行射击。
我没有急着去前进指挥所。吸引我来到岸边的不只是迅速而成功渡河的可喜场面，桥梁架设完毕，已经开始全速前进。我还必须留在岸边同各坦克集团军司令员商量一下，因为各坦克集团军在渡河之后要对敌后方实施坚决的，深远的机动。
我想象中的这一机动的终点在柏林南缘和西南缘。当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暗示的。当然，现在下令让各坦克集团军随后转向柏林敌防御纵深还为时尚早，因为条件还不成熟，而且还应得到大本营的批准。但是，我想让两个坦克集团军的司令员都体会到我的心情，感觉到我的信心，即尔后在他们眼前展现的正是这种前景。
我们站在施普雷河岸上讨论着形势。前面燃烧的树林使集团军司令员们感到不安。大火对坦克威胁很大。坦克在战斗条件下本来就视度不良，现在就更差了，况且通过大火区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投入深远突破的坦克上携带的强击渡河器材，应有尽有，而在更有远见的坦克上用油箱或特制桶连补充储备油都带上了。
但是，使我们担心的主要理由当然不是大火。主要问题在于，应当前进，可在很近的两翼还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不论是集团军司令员还是我都了解这一问题的尖锐性。坦克兵们在第13集团军正面投入了深远突破。而右侧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和左侧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击退了两翼德军的连续不断的猛烈反冲击。
我们谈论的基本上也是这一情况。不管坦克转向西北，转向柏林与否，我反正赞同它们大胆地脱离渚兵种合成集团军向大战役纵深开进。
自然，坦克兵们会产生这样一些问题：对不起，你们就这样把我们投入到这个口子，叫我们脱离联军地一直前进，可走廊两翼还进行着激战。敌人会不会前出至我们后方，会不会切断我们的交通线呢？
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可两个集团军司令员并没有直接向我提出来。但是，方面军首长认为有义务说，他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和自己的前进观察所也在这里，在被突破的走廊的正中间，以便控制我突破口受到威胁的左右两翼，这可谓是我自己应尽的职责。我甚至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好比是做了个直观示范动作，我要亲自在突破口中央把两翼往两边挤：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可以大胆、迅猛地向全纵深行动！
我还想说一下前面业已谈到的互相信任。我和雷巴尔科、列柳申科一起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他们两人都信任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而我也信任他们。当我说他们集团军的后方会得到保障时，他俩知道我这不是瞎说，知道我会亲自在这里采取一切措施，做到言行一致。
战后不久，П·С·雷巴尔科在自已的回忆录《从南方的突击》中写道：“当还没有被击溃的德国法西斯师落在我们后面时，我们仍然继续前进。我们并不为自己的交通线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上级首长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消灭这些残存之敌。在整个战役期间，两翼和后方都得到了可靠的掩护。”П·С·雷巴尔科的这些话公正地对自己柏林战役中的战友、诸兵种合成第5、第13、第3集团军司令员作出了应有的评价。
谈话是在4月17日，进攻第二日进行的。而在第二天，即4月18日，坦克兵们也证明，他们的言行也是一致的。
到4月18日日终前，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在施普雷河对岸又前进了30公里，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那天遭到敌人不那么强大的抵抗，推进了46公里。尽管情况十分尖锐，可两个集团军司令员依然对自已的后方很放心，根据我自已的经验可以说，这对集团军的推进速度起了不小的作用。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也于18日全部渡至施普雷河对岸。该集团军右接戈尔多夫的部队，左邻扎多夫的部队。敌人耍在施普雷河地区给予我们以有组织的抵抗的尝试被彻底粉碎了。
但是，在科特布斯地域戈尔多夫的集团军左翼和施普伦贝格地域扎多夫的集团军右翼，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正是敌人在我方还相当狭窄的走廊南北两翼的这一强大的压力，最使我感到不安，迫使我们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缓和态势。
我现在再回头谈谈17日发生的事件。
我在渡口一直待到大约晚上6时。我在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出发前同他们两人的最后一次谈话，似乎从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问题中得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结论：更大胆地向战役纵深挺进，不要顾及后方，不要同希特勒匪徒进行争夺其支撑点的战斗，决不能去正面攻占这些支撑点，要迂回机动，要爱护技术兵器，要时刻牢记你们必须保存兵力去完成最终的任务。这是个什么样的任务，还是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他们两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显然必须攻打柏林。
临走时，我使他们两人保持着良好的情绪。当时我的情绪也不错。
到达城堡后，我同所有还应当交谈的人都通了电话。从战役一开始就对方面军部队实施着不间断的指挥，各种通信器材都在稳定地工作。这里应当对方面军通信兵主任布雷切夫将军给予应有的评价，他在这次战役中表现极为突出。在这些日子里，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及其作战组通常从设在战斗队形外面的观察所对军队实施指挥，他们都没有遇到过通信中断的情况。
我同方面军司令部进行了通话，听取了几位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再次同坦克兵们进行了通话（他们报告说，现在正从施普雷河顺利地向西推进），随后，为了呈报发生的全部情况，我通过高频电话给大本营通了话。我向斯大林报告了方面军进攻的进程、渡河情况，以及诸坦克集团军开始脱离渚兵种合成集团军，正向西北方向不断深入等情况。
德军的一个值班炮兵连从远处某个地方继续向城堡射击，他们仍像在此之前整天进行的那样，均匀地盲目地射击着。而我却坐在城堡里跟莫斯科通话，声音非常好。
应当指出，这种高频通信，正如常言所道，是老天爷给我们带来的。它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在最复杂的条件下都工作得如此稳定，真应当给予我介1的技术装备和通信兵以应有的赞扬。他们专门保障这种通信，在任何情况下都形影不离地伴随着那些应该使用这种通信的人。
当我已经要结束报告时，斯大林突然打断了我的话，说道：
“朱可夫那里的情况暂时还很困难。直到现在还在突破防御。”
说完这句话，斯大林不作声了。我也没作声，等待不久。突然斯大林问道：
“能不能让朱可夫的快速部队通过你们方面军地段上的突破口突向柏林？”
听完斯大林的问题，我报告了自己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这要占去很多时间，造成很大的混乱。没有必要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坦克部队调刊我们开辟的突破口来。我们这里的战事发展顺利，兵力充足，而且我们也能使我们的两个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说完这些话后，我进一步明确了各坦克集团军将要转弯的方向，并把措森作为方位物。它是柏林以南25公里处的一座小城市。我们都知道这是法西斯德军总参谋部大本营的所在地、
“您是按多大比例尺的地图报告的？”斯大林问道。
“二十万分之一。”
经过短暂的停顿之后（斯大林显然在这段时间里在地图上寻找措森），他回答说：
“很好，希特勒总参谋部大本营设在措森，您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很好。”他重复说，“我同意。请把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定下的决心是唯一正确的。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东面进攻柏林，正在艰难地突破敌人周密准备的纵深梯次配置防御。在这种条件下，若放弃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经过我们已开辟好的突破口向柏林突击这一大有希望的机动，倒是令人奇怪的。
斯大林提出的让一个方面军的坦克集团军通过另一个方面军开辟好的突破口投入战斗的设想，是一项繁重而费力的任务，而且难以完成。这不仅仅是由于会浪费时间，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出现混乱。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本身在另一方向上突破敌防御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