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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清楚明了来源于记忆力的高度集中．然而这种报告程序在我们的战斗实践中练得如此娴熟，以致我自己甚至都没有觉察到记忆力的集中。
这天，我比平常早一些听取了报告，早上7时我已在雷巴尔科的指挥所里，并在那里一直待到13时。但是，这一情况我后面再谈。
下午2时左右，途中在坦克兵那里吃了午饭，5点前又回到了方面军指挥所，以便听取情况报告。
首先报告的是作战部长。尔后与军事委员会委员们进行交谈。应当讨论的问题相当多，其中包括将要与美军会师的细节问题。在这之后，各兵种司令员报告这天完成任务的情况，说明自己的意见和明天的计划。后勤部长的详细报告中有一些问题使我那天特别感到不安，这些问题首先关系到，不间断供给在柏林作战的军队集群燃料和弹药。
日终前，许多东西又重复了一遍：各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同参谋长的工作，诸如此类，等等。在柏林战役最激烈时节我的作息时间表概括地说来就是这样安排的。我的作息时间表虽然每天都有些小的变化，但一直到战役结束都是这样的。这个作息时间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方面军司令部工作的制约。
因此，我想至少简要谈谈柏林战役期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大将的情况。
他是在这次战役快开始前才接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的职务的。瓦西里·丹尼洛维奇调到朱可夫元帅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任副司令。在此之前，斯大林打电话问我，是否同意调彼得罗夫将军任我的参谋长。
我知道在几天之前彼得罗夫被解除了乌克兰第4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我个人对伊万·叶菲莫维奇的看法总的来说是很好的，所以我同意了他的任命。
到达方面军的第二天，彼得罗夫作为参谋长要编写呈报大本营的报告。我们通常在夜里1—2点结束这一报告的编写工作。所以我建议伊万·叶菲莫维奇在这个时限之前写好报告。可是他却提出了异议：
“看您说的，司令员同志。我可以早一些写好报告，在24时之前。”
“您不要难为自己，伊万·叶菲维奇。”我说道，“我不忙着到哪里去，我还有许多事情，我将同各集团军司令员通话，所以您在两点钟之前是有时间的。”
然而，当到了签署战斗报告灼时间时，我准时在2时正给彼得罗夫打了电话。他不好意思池回答说，报告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没有收集到关于某某集团军所有必要的材料。
我理解他的困境，二话没说把签署报告推迟列凌晨4时。可是，4点钟前报告也没有准备好。彼得罗夫直到6时才把报告呈报给我。当我签署他的第一份经过相当大的修改的报告时，伊万·叶菲莫维奇坦率地（这是他的性格）表示：
“元帅同志，我对不起您。我第一次遇到这种规模的行动，由于生疏而难于应付。”
虽然凡事往往开头难，可彼得罗夫的坦率表示对我来说是一个保证，说明他在我们这里是能干好的。
伊万·叶菲莫维奇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是一个具有高等普通文化程度的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他表现英勇顽强，这一点在部队里无人不晓。
在这之前，他曾任方面军司令员，而在战争快结束时改任方面军参谋长，这在他的战斗实践中还是头一次。他是一位坚定勇敢的将军，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丝毫埋怨情绪。相反，他对自己的新职务怀有极大的兴趣，他说：“现在我才看到了真正的方面军，无论从军队数量和规模，还是从任务上来说都是如此”。彼得罗夫将军清楚地知道，他尽管战斗经验非常丰富，可任新参谋长应当再学习一些东西。他就是这样诚心诚意地学习的。
我们很快就工作得得心应手。我对他十分信任，彼得罗夫同样对我也十分信任。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关系很好，虽然有时要降低要求，因为彼得罗夫毕竟不是司令部指挥员（在这之前，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他一直任指挥职务：校长、师长、集团军司令员和方面军司令员）。但是，也应当给予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以应有的评价。他在彼得罗夫之前任了一年的方面军参谋长；他留下了一个非常协调、很有组织性的参谋集体。彼得罗夫依靠这一集冲，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遇到任何大的困难。
伊万·叶菲莫维奇直到战争最后一天一直任方面军的参谋长。我和他一起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结束了伟大卫国战争，似乎结束得还不错……
我已经谈过，前一天我没有在方面军指挥所过夜，而是在普霍夫的集团军过夜的。从这里到雷巴尔科那里要近得多。我听完早晨的报告后就乘车出发了，打算在炮火准备结束前，就是说在强渡开始前赶到雷巴尔科处。
要是早上5时出发，而头天晚上又睡得太晚，那当然是会想睡觉的。可是，这些天甚至在汽车里也没能打个盹。
到处都有分散的小股德军在流窜。我们要经过坦克第3集团军的后方，可有些路段上的地雷还没有完全排除掉。许多地方必须绕行。周围到处都是泥炭沼泽，土质松软。坦克用履带轧出的车辙，使轮式车辆很难行驶；驾驶员常常要进行复杂的机动。但是我知道，司机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我的司机是顿河哥萨克人，名叫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古巴坚科。他是一名沉着勇敢的军人，一位经验丰富的汽车驾驶员。在战争的道路上，我和他什么样的困境都遇到过，可他总是顺利地对付过去了。
我们绕过布有地雷的路段，沿着坦克的车辙前进。这天，我们所到之处，总是看见迎着我们走着获得解放的人们。路上走着一个完整的国际团体——我们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和挪威的战俘，走着被赶出家园而现在被我们解放出来的姑娘、妇女和少年。他们手里握着急忙做好的国旗，拖着自己的家当。一些简单家什或用手提，或用小车子、自行车和童车拖着，也有用马驮着的。
他们高兴地欢迎苏联士兵和迎面开来的汽车，每个人都用各自的语言在叫喊着什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没有时间停留下来；他们不是忙着直接回家，至少也是尽快离开战斗地带，而我们却忙着奔向柏林。
他们瘦骨嶙峋，疲惫不堪，衣衫褴楼，衣不遮体。4月底这里相当暖和，但早晨仍然凉气袭人。因此单衣薄褂，有时完全是破衣烂衫只能稍微御寒。通向柏林的所有道路上简直都挤满了人。他们从临时的住地起床，天一亮就启程了。无论你出发时间多么早，他们都已经迎着你在路上行进了。
虽然所有这些人都不了解地形，当然也没有地图，可是他们选择的所有道路却都是正确的，找到的方向也都是最安全的。他们绕过了地雷，避开了与残存德军的遭遇。我还发现，他们多半是沿着坦克的的车迹行进的，因为这里一定没有地雷。
人们沿着无数的小路和大道走着，每一群人都按自己不知道怎么选定的路线前进。但是这时我方面军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阿尼西莫夫中将为首的后勤部已经开始注意，使这些被解救出来的人们不致于由于偶然的不幸而太靠近德军第9集团军的被围地域，使这些已经得救的人们不致于遭到新的危险。后勤部和道路警备勤务在主要行进道路上——卢肯、科特布斯及许多其他城市利用方面军的物资也组织了饮食站。
至于德军的俘虏，他们沿着其他专门划出的路线一批接一批地行进着。被抓获和投降的德国人的队伍只要在集合点集合完毕，就继续上路。
在这里的一些树林里还有一些没有投降和没有解除武装的小股德军在游窜。在费特绍和吕本之间小股德军特别多，因为这里的树林比较稠密。
这些天我一直很走运。有人从树林里几次向我们的汽车射击，可老天爷保佑，没有直接碰上任何小股敌人，尽管其他人偶然碰上了。
我们一行通常乘三辆“维利斯”牌汽车。第一辆——司机、我、副官和一名冲锋枪手；我后面一辆——作战部的一名参谋和两名冲锋枪手；最后，第三辆——以准尉为首的四名警卫人员。
我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有一个专门的警卫排，该排和我一起经历了整个战争。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奥里先科准尉任排长。他至今还同我保持着联系。整个战争期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索洛马钦中校（后晋升上校）在这个排中一直任我的副官。他非常诚实，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员军官。我在很多方向都有赖于这个人，他在变化无常的整个战争中总是对我关心备至。
当时，我们的一位集团军司令员因过失直接把车驶入敌人那边，结果一下子被打死在车里面。在这之后，大本营下达了一项命令，集团军司令员以及更高一级的首长必须乘坐装甲输送车进入战斗行动地幅。至于我，只要这是需要的，只要有与敌人遭遇的直接风险，我就乘坐这种装甲输送车。但是经常使用装甲输送车并不适宜。它们进度太慢，而三辆“维利斯”牌汽车要精干得多，灵活得多。
我一向认为，在向前方移动时，主要安全保证并不是警卫人员的数量，而是自己正确的现地判断的方向。就象军人应该做到的那样，我非常熟悉地图，可以现地判断方向，亲自观察道路情况，所以我总是乘坐第一辆汽车，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方面的任何误会。但是，在去前线的途中，我也从来没有在汽车里睡过觉。
这天，我拼命地往雷巴尔科那里赶路，以便在强渡运河前赶到。这些天来，只有一种新的不习惯的场面：被解救出来的人们人山人海；而所有其他的情况早巳习以为常了：废墟，被破坏的道路，被炸毁的桥梁。而周围一片片翠绿的阔叶树林，在春天的阳光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
并且树林经过疏伐，被拾掇得千干净净。在这一点上，应当给予德国人以应有的评价。这事我附带说一下，施普雷河以西数公里是一绵密的森林地带。因为树林稀疏，树林里开辟了林间小路。而在林间小路的某些地方甚至敷设了硬路面的道路，这为我坦克部队进行巧妙的机动提供了保障。
在此之前，我看着地图，不止一次地感到不安。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森林地带。除个别情况外，林间小路是不标在地图上的。我边看边想：在这里怕是会减慢进攻速度的。而实践表明，各坦克集团军在完成通过这些森林的机动行军时，有时每昼夜行进50—60公里。在整个战役中，各坦克集团军的每昼夜平均推进速度一般是20—25公里，而诸兵种合成部队和兵团的平均速度为17公里。这次的速度当然是很高的了。
某些道路上局部布设了地雷。然而，空闲的道路也够多的了。这里的道路都不错。布雷斯劳—柏林的汽车路干线尤其能派上用场：它似乎成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地带内的主要运动轴线。
说实在的，最初在这个汽车干线上，敌人的喷气式战斗机对我们干扰得相当厉害。为了节约时间，我常常乘坐“帕卡尔德”牌汽车通过应当沿汽车干线行驶的一段路程。在柏林战役准备耐节，我几次不得不爬出“帕卡尔德”牌汽车，躲进水沟里。但是，在进攻时，由于组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