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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使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他们在白区工作中，强调“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违背长期隐蔽、积蓄力量配合乡村斗争的白区工作方针，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拒绝利用一切合法斗争的可能。指令各地党组织经常地、无条件地在城市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乃至武装暴动，结果使党内许多同志做出了不必要的牺牲，党的组织被暴露并遭到严重的破坏。临时中央在白区无法立足，1933年1月不得不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最后，在革命根据地内推行“左”倾错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中央苏区，他们通过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即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即苏区中央局会议），全面否定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1933年2月，又通过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进一步打击了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全面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更大危机。
1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以50万兵力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指挥下，灵活地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有了扩大。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的形势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断定“中国革命危机已经到了新的尖锐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在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10月初由上海到瑞金）的错误指挥下，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执行所谓“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贸然去攻打敌人的巩固阵地。当红军在广昌战役中遭受很大损失后，他们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实行“分兵六路”，全线防御，用所谓“短促突击”去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根据地被敌军日益紧缩，红军完全陷于被动。
在反“围剿”两个月后，发生了“福建事变”，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将领在福建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不得不分兵去对付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毛泽东等同志提出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到外线作战，既能在军事上援助福建政府，又得以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意见，但未被采纳。到1934年10月，中央根据地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已不可能。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其它革命根据地也由于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不得不先后退出原有根据地，被迫进行长征，以致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红军从30万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减少到4万人左右。
二、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1934年10月中旬，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连同中央机关共8万多人，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又在军事指挥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在转移中消极避战，没有争取时间摆脱敌人，而是命令主力部队掩护着庞大的后方机关，形同搬家，行动迟缓，使红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连续突破了蒋介石重兵设置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的四道防线，在突破敌人湘江封锁线后，红军损失过半，减至3万余人。12月，敌人调集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准备堵截围歼，使我不能向湘西转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2月11日，红军在占领湘西南的通道城后，中央在通道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研究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多数领导人的赞同。会后，红军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扩大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向，放弃了向湘西进军的原定计划，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议》，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后，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根据地。接着，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了遵义。
挫折和失败加深了全党和广大指战员的疑虑和不满，经过反复比较，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因而迫切要求改换中央的领导。同时，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事实教育下逐步改变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占领遵义后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红军总部及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20余人。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了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观点。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提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其退出苏区后遭到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单纯防御路线”。“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改善军委领导方式”。鉴于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认识，决议写上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是正确的”。这样，既不影响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的解决，又使党获得了团结和统一。
会议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它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的召开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第二，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总之，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党和红军在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路线指引下，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三、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红军移师北上，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一改过去在“左”倾错误领导下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云贵高原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穿插于敌人之间，在敌人重兵前堵后追中进退自如。先是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蒋介石急忙调动重兵封锁长江，防备中央红军与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军旋即于2月中下旬，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重入遵义，歼敌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蒋介石又调重兵扑向遵义，毛泽东又率红军于3月中旬三渡赤水，再次入川。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集大军，设置防线，企图歼灭我军于长江南岸。可是，红军又突然折回贵州，出其不意地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然后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变被动为主动，转危为安，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省大凉山彝族地区。29日飞夺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接着，又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6月14日抵达懋功，与4月离开川陕根据地进行长征先行到此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大大增强了革命力量，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继续北上。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作出了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而错误地主张红军向川康边界退却，与中央方针发生了严重分歧。为了统一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向北以利作战和发展”，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运动。
张国焘对敌斗争消极，而向党争兵权却十分积极。他自恃枪多势众，妄图统帅全军。在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推迟四方面军北上的行动。为了团结对敌，党中央决定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松潘战役计划迟迟未能实现。8月初，敌已向松潘等地集结，并向红军进逼。8月6日，党中央又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