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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分析阶级关系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特点的基础上，规定了党的斗争策略：“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党的这一斗争策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顺应了历史潮流。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比了统一战线策略和关门主义策略，指出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左”倾关门主义既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侵略行为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否认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又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否认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们“‘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决议号召全党投入到斗争中去，大胆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
会议决定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并对原有的政策做了调整。为了广泛地吸收各阶级、各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人民政权，所以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不没收富农封建剥削以外的土地，优待知识分子，保护和欢迎国外华侨，优待白军官兵等政策，以便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日。
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了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提醒全党记取1927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号召全党，在统一战线中要认真地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瓦窑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二、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
“抗日反蒋”的斗争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根据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错综复杂情况提出来的，它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愿望，无疑是正确的。但自华北事变后，蒋介石的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其变化是：在对共产党方面，蒋介石有意同苏联改善关系，取得苏联的谅解和支持，以遏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坚持军事“围剿”的前提下，开始试探“政治解决”共产党的途径，企图利用抗日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达到取消共产党的目的。在对日态度和政策上渐趋强硬，使日本侵略者没能从这个阶段的中日谈判中得到任何想要得到的东西。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国民党着手进行整军备战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年8月，日本卵翼下的伪军在关东军的策动和配合下进攻绥远，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抵抗，击溃了日伪军的进犯，全国人民展开了空前热烈的援绥运动。这表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营垒内部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更大更多的分裂，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了。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对内仍然坚持反共和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反动政策。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悍然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蒋介石还增兵围攻陕甘根据地，调迁部队追堵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竭力阻挠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企图全歼红军。
国民党的两面政策既使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有了一定的可能，同时又增加了时局发展的复杂性。1936年2月，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进行东征。东征红军在山西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阻击，蒋介石也调兵进入山西。正在此时，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于2月27日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分析了国民党政府一部分高级领导人主张联俄联共抗日、有同红军妥协的倾向，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五条联合抗日的意见，表示愿意同南京当局开始切实的谈判。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敦促南京当局幡然悔悟，在全国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国具体办法。这一通电实际上是向全国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经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宣言和蒋介石报告中的若干转变表示了诚恳的欢迎，同时希望国民党的政策能有彻底的改变，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与此相适应，在信中还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6年11月，潘汉年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联合抗日的具体意见。国民党方面在谈判初期态度比较积极，但由于蒋介石坚持“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以政治方式解决”的错误立场，陈立夫在会谈中提出了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必须取消的条件。潘汉年不辱使命，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谈判终未达成协议。
在此前后，毛泽东分别致函宋庆龄、蔡元培等著名爱国人士，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函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等国民党上层领导人，表达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希望国民党从过去的误国政策中摆脱出来，实现两党的重新合作。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团结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我党为实现这一政策的巨大努力和诚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推动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在陕北进攻红军屡遭失败之后，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日益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我党抓住时机，积极开展了争取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党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等红军将领的名义，联合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主张。4月9日，周恩来到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共同商定了红军和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与此同时，党中央也数次派出代表进行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由于我党的努力，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意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红军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蒋介石不但拒绝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反而调遣嫡系部队入陕，并亲赴西安督战，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并下令屠杀西安爱国青年学生。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也引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附近的临潼华清池拘捕了蒋介石，在西安城内拘捕了蒋介石嫡系将领十余人，并通电全国，提出了改组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形成了极其复杂紧张的局面。 日本帝国主义力图挑起中国的内战。 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 急忙调兵遣将， 准备轰炸西安， 妄图发动 “讨逆” 战争， 以便取代蒋介石的地位。 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内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亲英美派， 则主张营救蒋介石， 和平解决事变， 并派出代表赴西安谈判。广大群众出于义愤， 杀蒋以谢国人的呼声很高。 因此， 围绕着西安事变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实质就在于是扩大内战， 还是和平解决， 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置蒋介石。
张、杨在发动事变后就立刻电请我党派代表共商大计，以求事变的正确解决。党中央科学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认为西安事变发生，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也是一部分国民党实力派，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内战，并接受我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党中央估计到事变的发展有两个前途：或者是内战全面爆发，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或者是结束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举国抗战早日实现。为了实现第二个前途，党中央确定了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反对新的内战；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露亲日派的内战阴谋，以推动南京政府抗日；给张、杨积极援助，切实做好准备，对付亲日派的武装进攻。根据这一方针，12月17日我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通电全国表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并致电南京和西安双方，提出和平解决的具体建议。另外，应张、杨的请求，将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等地，准备配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迎击国民党内亲日派的进攻。经过谈判和斗争，蒋介石于24日被迫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25日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为了表示诚意，护送蒋往南京，在南京被蒋介石扣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我党逼蒋抗日方针的重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内战阴谋，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实现了国内和平，它对推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是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为了巩固初步实现的国内和平，推动国民党政府改变其反动政策，转向抗日和民主。193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