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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国务院。江青还丧心病狂地利用早已查清的国民党在1932年2月伪造的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刮起一股反对周恩来的妖风。为了揭穿江青的阴谋，周恩来于5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了有关历史材料。1967年底，北京大学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又反映此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从而使江青等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反对所谓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即“七？二○”事件）。但林彪、江青却把此事件诬称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使武汉军民遭到空前的迫害。“七？二○”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公然煽动武斗。次日，这个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成风，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7月25日，林彪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在全军制造了大批冤案。报纸上也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不少地方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同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急剧增加。8月7日，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竟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使在公检法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同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封闭外交部党委，夺取外交大权。造反派以外交部名义向我驻外机构滥发造反指示，并制造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恶性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局势的发展，已到了几乎失去控制的地步。使1967年7、8、9三个月，成为“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7至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提出要消除派性，解放干部，加强团结，实行联合，并采取了一些治乱的措施，但由于他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混乱局面。
从1967年1月上海夺权起，至1968年9月初止，经历了20个月错综复杂的斗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勉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当时，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夺权斗争”和全面内战，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67年和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一年下降96％和42％，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给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
5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九大召开作准备，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全会是在一大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剥夺出席会议权利、许多与会的中央委员继续遭到诬陷性批判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在全会上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次全会的重要议题是履行彻底打倒刘少奇的组织手续，全会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就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所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制造伪证炮制出来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刘少奇在被审查期间，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他受尽折磨，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件冤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这个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会上，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党组织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全国共有党员2200万人，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他们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经验，第一次把社会主义阶段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九大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从而进一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党员的权利。党章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纲，完全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大会选举产生了九届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重新选入的只有53人，许多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斥，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政治局常委。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从而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地位。
九大从始至终是在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议的基调是“大赞大颂大批”。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像毛泽东主观预计的那样趋向结束，出现“天下大治”的局面。反而由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和地方取得了更多的权力，更加剧了他们之间的互相争夺，使“文化大革命”继续沿着错误的轨道滑行。
二、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左”倾错误努力的受挫
（一）贯彻“左”倾方针的“斗、批、改”
“斗、批、改”最初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提出来的。但在全面夺权造成“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斗、批、改”无法进行。随着全面夺权的结束，这一任务被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又对其赋予了新的内容。毛泽东的主观意图是，通过“斗、批、改”，彻底否定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达到他的“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斗、批、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革命大批判”危害极大，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加重了党的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
“清理阶级队伍”。这一运动在九大前已经开始。1970年1月至2月，党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清理、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和派性干扰下，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进行所谓“教育改革”。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4年之久。1970年6月，中央决定高等学校招生复课，并进行所谓“教育改革”。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教师还是恪尽职守，不少工农兵学员也能经过努力，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是，总的说来，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这种所谓“教育改革”，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后果极为严重。特别是1971年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修改定稿、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严重地违反事实，长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整党建党。九大以后，停止活动两年多的各级党组织开始重新建立。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在整党中，特别强调“吐故纳新”，即把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各种罪名的党员“清除出党”，而对那些“造反派”，则当作“新鲜血液”吸收入党，造成严重的组织不纯。
精简机构，下放干部。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被下放到山区、农村、基层和各种“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种作法并没有能够达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反而成为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反对科学研究，不准钻研业务和技术的手段，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
“斗、批、改”是在“文化大革命”错误指导方针下进行的。这项运动的开展，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和助长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刻。这项运动因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而未再进行下去。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文化大革命”推翻了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给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以可乘之机。林彪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网罗亲信，排除异己，形成了以他为头子，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为骨干的反革命集团，以党的九大为标志，这个集团发展到了顶峰。他们的目的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和平接班”阴谋的破产
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权势，当林彪等人意识到江青集团的发展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加上对林彪身体健康状况的考虑，促使林彪集团妄图提前“接班”，为此他们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九大以后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集团主要是采取“和平过渡”的策略。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到会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