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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国的势力在北非已被彻底肃清，这就使我们的护航队能够直达埃及、印度和澳大利亚；从直布罗陀海峡到苏伊士运河，由沿途新占领的基地出动的海军和空军，保护着这条航道。以前绕过好望角的漫长的迂回航行，曾经在时间、力量和吨位方面使我们遭受巨大的损失，这种局面很快就要结束了。前往中东的每一批运输船队，平均节省了四十五天，这就一下子大大地增加了我们海上运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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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两年半中，单独对德国潜艇、磁性水雷以及海上袭击舰所展开的斗争，都已经叙述过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和我们并肩作战，这是盼望已久的最重要的事件，但在最初，却似乎增加了我们在海上的损失。
3制海权。瓜达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在1940年，我们损失的商船共有四百万吨，而在1941年，则超过了四百万吨。1942年，美国成了我们的盟国以后，盟国船舶的数量扩大了，但被击沉的船只却几乎达到八百万吨。到1942年底，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比我们建造的船只还要多。我们的一切希望和计划，都寄托在美国的庞大的造船计划上。在1943年间，新吨位的统计曲线急剧上升，而损失的统计曲线则下降了。在1943年年底以前，我们新增加的船舶吨位，终于超过了各种原因所造成的海上的损失，而在同年第二个季度里，德国潜艇的损失，第一次超过它的补充速度。
不久以后，将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即大西洋上被击沉的德国潜艇的数量，将超过被击沉的商船的数量。可是在这以前，还要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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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西洋战役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因素。
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在其他地方的陆上、海上或空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最后都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结局；而我们在忙于其他一切事务时，始终抱着希望或不安的心情，一天天地观察着大西洋战役的变化。人们在时常极端烦闷、屡遭挫折、经常会碰到不测之灾的环境中，长期从事艰苦劳动，这种生活往往由于意外的或戏剧性的事件，而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可是，对于在反潜艇战斗中的每一个水兵和空军人员来说，他们的日子却始终是那么令人焦虑而又平淡无奇，很少有令人振奋的战斗来打破那种呆板单调的生活。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在他们眼前，随时可能闪现可怕的危机，有时带来了光辉灿烂的幸事，有时则带来了生命攸关的悲剧。许多英勇的行为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不拔的业绩都已记录下来，可是那些殉难者的事迹却是永远湮没无闻。我们商船的海员们表现出他们最高贵的品质，而海上的兄弟情谊，在他们的旨在战胜德国潜艇的决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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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作战指挥部内部进行了重要的调整。海军上将安得鲁·坎宁安爵士，曾经以我国海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驻在华盛顿，于1942年10月奉召回国，指挥参加“火炬”作战计划的盟国海军。海军上将帕西·诺布尔爵士，从1941年初以来，一直在德比大厦，即设在利物浦的西部海口总部，担任指挥大西洋战役的职务，这时带着德国潜艇问题的无可比拟的知识前往华盛顿，他在利物浦的职务则由海军上将马克斯·霍顿爵士接任。霍顿海军上将以前指挥英国潜艇的作战行动，曾表现了突出的才能。1943年2月，空军中将斯莱塞担任了空军海防总队总司令。结果证明这些安排都是正确的。
卡萨布兰卡会议曾经宣布，战胜德国潜艇是我们的首要目标。1943年3月，在海军上将金的主持下，在华盛顿召开了大西洋护航会议，目的在于集中盟军的一切力量用于大西洋。这种制度并不等于指挥上的完全统一。我们和美国在各级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在最高领导方面也完全融洽一致，但是两个盟国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却使用了不同的方法。美国没有像我们空军海防总队这样的机构；而在英国这边，或者说，在大西洋上接受援助的一边，空军行动则是通过这样的机构，由一个单独的司令部指挥的。这就取得了高度的灵活性。空军编队可以从平静无事的地区，迅速地转移到危险地区，而5制海权。瓜达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且司令部也经常从美国方面获得大量的增援。另一方面，在华盛顿，则是通过一些独立自主的附属司令部进行指挥，这些司令部称作“沿海前哨站”，每个司令部都分配有一定数量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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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风暴使我们的护送舰只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制止了德国潜艇的袭击。1943年2月，冬季风暴过去以后，敌人在北大西洋集结的潜艇数目急剧上升。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所掌握的作战潜艇，虽然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可是在1943年初，其数目却上升到二百十二艘。3月间，经常有一百多艘潜艇在海上出没，因此，就不再能够依靠机智地改变航线，来摆脱成群结队的潜艇的追踪了。这个问题只能由护航队本身的海空联合兵力来解决。在那个月里，世界各地被击沉的舰只，几乎达到七十万吨。
在这些压力下，我们在华盛顿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根据协议，英国和加拿大对沿着北大西洋主要航线前往英国的运输船队，负保护的全部责任。我们现在和德国潜艇进行决战，并且取得了胜利。这是由两个联合的海空司令部负责指挥的，一个司令部设在利物浦，由一名英国海军上将负责，另一个司令部设在哈利法克斯港，由一名加拿大海军上将负责。
从此以后，英国和加拿大的舰只就在大西洋方面提供海上保护，而美国则仍然负责保护他们驶往地中海的商船队和他们自己的运兵船只。在空中，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空军，完全服从利物浦和哈利法克斯的联合司令部的日常的要求。
格陵兰东南面的北大西洋上空的空白，现在由驻在纽芬兰和冰岛基地的远程“解放者”式飞机中队弥补起来了。4月间，飞机沿着整个航线穿梭飞行，进行白昼间的空中掩护。成群结队的德国潜艇被迫潜伏在海底，并且不断地受到困扰，而运输船队的空中护航机和水面上的护航舰，则对付敌人的袭击舰。我们的力量现在已经强大到足以组成一群群独立的小舰队，行动起来就像骑兵师一样，而不需要任何护航了。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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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个时候，第四卷中①所叙述的“硫化氢”盲目轰炸器，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种盲目轰炸器，有一些是由我们轰炸机司令部相当勉强地交给空军海防总队使用的。我们以前使用的雷达，电波相当长，德国已经学会了怎样进行侦察，所以在我们的飞行员能够袭击德国潜艇以前，它就已经沉入海底了。我们使用的新方法，电波很短，德国人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才发现怎样进行侦察。希特勒抱怨说，这一发明是潜艇战遭到覆灭的原因。这是言过其实的。
①参阅第四卷原书第251页。（以下所注的参阅本书其他章节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译者）
然而，在比斯开湾，英美的空中攻势，很快就使得过路的德国潜艇惶惶不可终日。当时从飞机上发射的火箭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因此敌人开始让潜艇在水面上成群结队地通过，并在白天用大炮来击退飞机。这种孤注一掷的尝试是徒劳无益的。1943年3月和4月，仅在大西洋一带，就击毁二十七艘德国潜艇，其中半数以上是被飞机击毁的。
7制海权。瓜达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1943年4月，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二百三十五艘德国潜艇投入了战斗，这是德国人所达到的最高数字，但是，他们的水兵们却开始动摇，再也没有安全感了。即使在有利的条件下，他们的袭击也不再能够击中要害，而在这个月中，我们在大西洋上船舶的损失，几乎减少了三十万吨。仅在5月间，就有四十艘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中被击毁。德国海军部怀着紧张的心情，注视着他们的报表，到了5月底，海军上将邓尼茨就把他的残存的潜艇舰队，从北大西洋撤回休整，或派到比较安全的水域去作战。到了1943年6月，船舶的损失降到美国参战以来最低数字。运输船队安然无恙地通过，大西洋的供应线得到安全了。
在这些危急的月份里，斗争的情况可由下列表格“大西洋”中的数字看出：
①在同一时期内，有七艘德国潜艇和三艘意大利潜艇在地中海被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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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德国潜艇一事①，影响到后来的一切事件，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再谈一些。空中武器现在终于开始发挥它的充分作用了。英美双方已不再用单纯的海军作战观点，或海上的空军作战观点来考虑问题。他们专心致志地考虑的是，建立一个庞大的海运机构，在这个机构里，海空两个军种、英美两个国家同心协作，越来越善于看到彼此的能力和限度。为了取得胜利，需要有深谙韬略的和坚定不移的领导，同时在各级都要有最高标准的训练和技术效能。
①这些数字中，每个都包括一艘意大利潜艇在内。
1943年6月，被打垮的残存的德国潜艇舰队，不再袭击我们北大西洋的商船队了，因此我们获得了一个值得欢迎的喘息机会。有一个时期，敌人的活动分布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辽阔的海面，我们在那些海洋中的防御力量相当薄弱，可是我们在那里暴露的目标也较少。我们对比斯开湾内德国潜艇基地的出入口展开的空中攻势，继续增强了力量。7月间，有三十七艘潜艇被击沉，其中三十一艘是由于空袭，而且半数以上是在比斯开湾内被击沉的。在1943年的最后三个月中，有五十三艘潜艇被摧毁，而我们只损失了四十七艘商船。
在整个多风暴的秋季中，德国潜艇极力想在北大西洋重新取得优势，但是并未成功。我们海空联合防御力量这时已非常强大，以致潜艇在每一次对船队进行的战斗中，都是损失大而收获小。在反潜艇战中，空中的武器现在已和水面的舰艇并驾齐驱了。我们的运输船队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更有力的海上护航舰的保护，而能够提供近程和远程的空中保护的护航航空母舰，又给这些护航舰以增援。除此之外，我们已有了搜索潜艇的方法，只要一发现了潜艇，我们就有办法将它们击毁。由航空母舰和护航舰联合组成的护送队，在现在包括美国空军中队在内的空军海防总队的远程飞机的支援下，证明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有一个这样的护送队，在我们最杰出的潜艇歼灭专家英国皇家海军沃克上校的指挥下，在一次巡逻的航行中，就摧毁了六艘潜艇。
在这个时期内，出现了所谓商船航空母舰。这完全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在一艘普通的货船或油船上，装备了供海军飞机用的起飞甲板。这种船一方面保持商船的身份并载运货物，另一方面又帮助保护它所参加的那个商船队。这种船只共有十九艘，其中有两艘悬挂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