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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苏利夫妇一开始以为，这个参院运作委员会并不是对他们本身有什么兴趣，而是想要拿到他们参加的那次会议的文件。他们根本没想到，不要说他们的会议文件，连他们的全部最私密的个人记录，都早已被参议院弄走了。正因为他们被蒙在鼓里，所以他们还在尽一切努力，不让华盛顿把他们的材料拿走。为此，他们的律师代表他们向地区法庭提出申请，要求他们的任何文件都不要交给华盛顿，而是直接发还给他们。法院同意为此举行一次听证会，然后再作决定。
鉴于他们被起诉的“颠覆罪”已被法庭宣布为违宪，与该案有关的材料是理应归还他们的，“暂缓发回”只是法律程序所造成的时间问题。所以，麦克苏利夫妇对这次能够抵挡参院，有充分的信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纽约时报以“参院获得激进者文件”为题，报导了他们的材料已经被拿走的事实。既使如此，他们还以为报纸是搞错了。但是，心里已经不那么踏实了。所以，在地区法庭的听证会之前，阿兰在根据法庭要求确认对方律师写的“事实陈述”时，特别注意到，里面并没有提到华盛顿到底是否已经拿到了材料。于是，他和律师一起回到对方面前，要求他们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说，是的，一部分文件他们已经拿到了。麦克苏利夫妇就差没昏过去了。一方面，他们的文件里有他们几年来建立的激进组织的地址名单，另一方面，玛格丽特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她个人的私生活居然又一次被暴露到别人面前。这在美国人的概念里，确实是对一个个人难以想象的侵犯。
地区法院听证之后，否定了他们要求归还文件的要求，并且命令他们遵从参院调查委员会发出的传票。一个月以后，这个案子又上诉到美国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判定，既然当初地区法院对这些文件“安全保存”的命令，原因是肯塔基州有可能对“颠覆罪”的合法性进行上诉，该案没有结案，那么，现在上诉时限已过，理应结案并且发回文件。但是，对于他们收到的传票，是对于另一个案子的调查，上诉法院认为参院运作委员会有权要求执行。
于是，在他们的财产被搜走一年多以后，麦克苏利夫妇从两间牢房里取回了他们的东西。当然，被华盛顿的调查员布立克取走的文件副本，也在法庭命令的归还之列。他在归还的时候，要求阿兰一定要按清单把所有的文件阅读核对一遍，以确保没有差错。在这些文件里，包括玛格丽特一直担心的那本日记。阿兰也是第一次看到妻子的这些东西，里面有她和专栏作家皮尔森关系的细节，还有大量的情书，甚至在这些信件中，他发现自己的一个朋友写给她的情书，这是发生在阿兰和玛格丽特相遇之前很久的事情，她当然并不想让他知道。阿兰一方面在阅读中感到震惊眩晕，一方面发现参院借口调查骚乱拿走的居然是这种“文件”，感到愤怒不已。他质问调查员布立克，这就是你拿到华盛顿去的东西吗？布立克并不回答。当布立克把全部文件交给他的时候，脸上还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阿兰真是恨不得给他一拳。他无法想象，参议院的老家伙怎么能传看一个女人的隐私书信。对于美国人，这就跟轮奸一样不可饶恕。
回到家，他们分开了各自的文件，最后，还是决定都烧了。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样，他们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使他们一生都难以恢复。但是在美国，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就这么了结的。麦克苏利夫妇感到，肯塔基地方官员和参院的运作委员会，对他们私人文件的处理蛮横无理。他们成了参议员麦克莱伦和专栏作家皮尔森之间私仇宿怨的牺牲品。他们知道皮尔森经常在他的专栏里攻击参议员麦克莱伦，他们也得知，参议员麦克莱伦在他们的数百文件中，偏偏把皮尔森的情书调去查看。他们的律师坚信参院的做法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于是，他们决定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要求参院运作委员会的成员赔偿他们的精神伤害。同时，他们向该委员会宣布，他们将抵制国会参议院的传票。结果参院告到法庭，他们又因为藐视国会罪被分别判了一年和三个月的徒刑。
他们又一次来到上诉法庭上诉，声称他们之所以藐视国会，是因为他们的传票是建立在非法搜查的基础上的。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最高法院早就有了“排斥原则”，这个原则认定，任何非法搜查的证据都不能用于审理过程，任何在这个基础上的定罪都必须撤销。
在我第一次看到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时候，老实说，我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大的意义。因为我想，不就是说搜查逮捕要搜捕状吗？联邦政府或是什么地方政府假如真的要找什么人的碴儿，还怕开不出一张搜捕状？对麦克苏利夫妇的搜捕不是“各状俱全”的吗？这也是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严格执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法院在处理这一类案件的时候，是相当仔细的。否则的话，这一条很容易成为虚设条文。
在历史上，这种情况真是太普遍了。英国就曾经给它的警察们广发“通用搜捕状”，使得女皇的部下们可以随时随地冲进任何人的私人领地搜寻“走私货”。这种臭名昭著的滥用搜捕状，在英国引起过公众的极大谴责。因此，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这种“通用搜捕状”有了很大的限制，只有在一个领域里还用，就是对所谓的“颠覆罪”。
在北美大陆还是英国统治的时候，抗税的风潮一起，这种“通用搜捕状”立即就在北美大陆复活了。英国国会授权这种“搜捕状”可以令警察，治安人员等，在北美洲他们所统治的地区，对所有的“房子，仓库，商店，地窖，船只，包裹，箱子，盒子，桶，任何行李，进行打开搜查”，以寻找没有按贸易法交税的货物。
因此，在1761年，还远在美国独立之前，波士顿的商会就向法院投诉，并且提出，一张搜捕状应该只有在发给特定警官，规定搜查特定房子的特定东西时，才是有效的。如果象“通用搜捕状”这样，把任意搜捕的权力交给任何政府人员，等于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都捏在任意一个小警察的手里，而这种包括隐私权在内的权利，是应该留给老百姓的。他们的代表有一段著名的话，“一个人的房子就象是他的城堡，当他安安静静地待在里头的时候，他就应该安全得象一个城堡里的王子。如果通用搜捕状应该算合法的话，这种个人的特权就被彻底毁灭了。”
美国成立之前，波士顿法庭上商人代表的长达5个小时谴责“通用搜捕状”的发言，不仅成为此后的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基础，也成为15年后美国独立的先声。这也是美国人对于搜捕状特别敏感，对于个人隐私，私人财产特别珍重的历史原因。
执行宪法第四修正案时，美国法院认为，最起码要确定：搜查特定的“地点，对象，物品”，是否有“合理的理由”。而且，作出决定的人必须是“处于中间地位的，独立的行政官”，而不能是与该案有牵扯的警官。
所以，美国上诉法院对麦克苏利夫妇这个案子中看上去“合法”的搜捕状，仔细进行了分析。搜捕状的发出是基于房东的儿子小康普顿的誓言，他发誓说，他父亲“在上述地点肯定看到了确定的颠覆材料”。上诉法院首先否定了这份宣誓作为搜捕状基础的合理性，原因是看不出宣誓人和这个调查有什么关系，他的誓言内容并不是他的亲眼所见，而是“道听途说”，更何况，“誓言”里只提到“颠覆材料”，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就算肯塔基州的那条“颠覆法”在当时是有效的，“誓言”里也看不出有任何具体材料是违反了这条法律的。接下来，上诉法庭指出，搜捕状指示警察搜查“颠覆材料，或印刷机，或其它印刷和传布颠覆材料的机器”，却没有对所搜的材料作精确描述，如果所谓的“颠覆材料”是一篇文章，至少要有明确的名称，内容。没有对搜查对象作精确描述，这也是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在法庭做证时，当初参与搜查的警察对有关宪法权利的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已经是一个执法人员了。所以，两个世纪以前波士顿商人代表的警告，读上去并不过时。
美国上诉法院认为，麦克苏利夫妇的家遭到搜查一案，是非常典型的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违法搜查案例。所以，参院所开出的传票是建立在违法搜查的基础上，传票因此无效。麦克苏利夫妇由于拒绝服从参院传票而被判的藐视国会罪，也因此而被推翻。
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案子以胜诉终结，就是意味着另一个案子的马上开始。所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案子里，前面的被告将要以原告的身份出现，而前一个案子里的全部原告，一个都跑不掉，通通都会成为被告。这个在美国众所周知的“规律”，非常有效地防止了美国政府公职人员对平民的迫害，因为他们必须有所顾忌，一不当心的话，弄不好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这类案子一般是不大会这样发生的。我下面会进一步向你解释，为什么这个案子会这样发生，因为这里恰恰有一种双重巧合。
所以接下来，就是理所当然的，麦克苏利夫妇对他们所受到的伤害要求赔偿的民事诉讼。参议院立即要求撤销这个诉讼，因为在美国宪法中规定国会议员有一定的豁免权，尤其是他们在国会中的行动。比如，两院议员在议院内所发表的演说及辩论，在其它场合不受质询。这是为了保护立法机构的独立和完整，也是为了使立法机构的成员不因为他们的立法行为而受到官司的干扰。
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美国上诉法庭的十名法官，一起听了参院对于他们的豁免权的争辩。一致同意，如果那些文件没有被扩散到国会之外，参议员可以受豁免权的保护。同时，法官也一致同意，不管这些文件是怎么成为参议员和他们的职员的“占有物”，只要这是他们立法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在国会怎么对待这些文件，都还是受豁免权的保护。所以，牵涉到的几个调查委员会成员和议员，他们调看到达国会以后的文件等行为，都完全在宪法对国会议员的豁免权的保护之下。
但是，第四修正案还是抓住了调查员布立克检查和获取这些文件的行为。这些行为发生在调查现场，而不是国会之内，并没有绝对的豁免权。问题是，他的这些行为算不算在第四修正案所涉及的“搜查和没收”的范围内。对于这一点，法官的表决以5比5打了个平局。在联邦法院发生这种情况，就被认为是确定低一级法院的意见。在这个案子里，低一级法院竭力强调布立克的行为完全就是一种“搜查和没收”，至少不能撤销起诉。
至于作为地方检查官的雷特力夫，他自知得不到只有国会议员才能享受的豁免权。他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对于地方官员，他的行为如果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