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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谁也想不到，1941年春天，张蔚林因工作上一个小小失误而暴露身份，借此戴笠在军统进行彻底搜查，一一考究，人人过关，结果张蔚林发展的杨恍等五位同志全部被捕（四年后被杀）。当时我已离开军统总部，在下属的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官，上帝让我避开了这次大搜查，成为唯一的漏网者幸存下来。后来我在警校秘密招收共产党的学生，希望他们毕业能够再次打进军统总部，把尖刀再次插入敌人心脏。但“张蔚林事件”后，戴笠这只老狐狸戒心尖深，用人慎之又慎，非亲信不用，我们同志一个也插不进去，相当一段时间，军统内部没有“地下”，没有我们一条内线。
1945年秋天，组织上命令我重返军统。这似乎是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当时我在警校已爬到训练处长的高座，并且可望再爬，舍此求彼，决非上策。谁都知道我在警校的意义是深远的，只要我在那里，国民警校每年都将有共产党的学员入校、毕业，新鲜血液源源不断。但军统无地下的局面非破不可，而当时进军统希望较大的好像只有我，这种情况下也只有采取不是好办法的办法了。不久，我因在警校“树敌太多”——我故意造成呆不下去的僵局——而被戴笠召回军统，任情报二处上校副处长。戴笠对我这个同乡的“忠心”从来也不晓得怀疑一下，也许算得上是他少有的失算之一吧。
46年秋天，戴笠丧生不久，军统迁至南京。不知为什么，当时组织上未能及时与我取得联系，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一时间我的工作几乎陷入绝境，唯一使我感到温暖，感到组织的一束阳光的只剩下我的联络员，就是那个理发店老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工作着，强烈地感到孤独，窒息，乏力。我需要同志，需要一个实在的组织，我企盼着，想念着，然而我想念的东西仿佛都在远处，在一块玻璃的另一边。也许你会说，我应该自己发展同志，自己开创一方天地，像张蔚林一样。说起这个我就感到惭愧，因为我太缺少张蔚林的英才雄略和非凡的胆识，和梦一般的组织才能，我是一只手，需要放置在一个身体上才能发挥作用。我在一幢沉重的八角楼里长大的，十岁还不敢独个人上街，害怕黑暗，常常把风的声音幻听成狼的呜咽。我忠诚、老实、细心、具有常人没有的忍耐性，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哨兵、秘书、副手，但让我来指挥甚至组建一支队伍那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在悬空时缺乏活力。正是在那段时候，我强烈地感到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我现在能这么清醒地剖析自己正是因为当时的经历让我痛苦地认识了自己。生活总是不断地帮你认清自己。每当我相起这段岁月时，我总觉得羞愧，这是我这辈子里最最暗淡而难堪的岁月。也许我可以用当时环境恶劣的事实来开脱自己，原谅自己，但我不需要原谅，我需要惩罚，咒骂，因为我让延安失望了。我对延安的忠诚，我的信念，我的理想，都使我失去了原谅自己的良心和理由。我恨自己！起码恨自己那段暗淡的岁月。
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我是多么需要同志配合，或者让我配合他。我知道，我这只手只要有支撑点还是十分灵巧而有力的，我是一个上校军衔的副处长，我手头的油水足能养活成千上万的革命同胞。然而现在它在我手里发臭、霉烂，不可驱散的毒气吞噬我们同志，也吞噬了我。我心急如焚，我望眼欲穿，我成了一只困兽，在可怕的焦渴中捱时度日，白天我坐在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翻阅无穷无尽的报纸，徒然地寻找着一句想念中的暗语，又把一个个黑夜消耗在对遥远亲人的玄想之中。理发店作为我当时唯一的关系，我没有节制地去了又去，把头发理了又理，总以为剪子剪去我头发的同时也将一刀剪掉我当前晦暗的岁月。就这样，在困苦中度过了无数个延长了的白天和夜晚，最后终于盼来了你母亲——鸽子。
鸽子，你母亲的地下工作代号，像我叫牛头一样。
保密局的周末舞会
我和你母亲第一次接头是在保密局的一个周末舞会上。
谁都知道，戴笠在军统曾有过一个基督徒的规定：战争时期禁止结婚。然而这规定不是禁欲主义的，军统的舞会每周开放，而且绚丽多姿。人们说，伊丽莎白在军统的舞场上同样会受到多面夹攻，那里的人个个色胆包天，厚颜无耻，善乐于争风吃醋。他们把枪藏在裤袋里谈情说爱，像所有光棍男人一样，热情洋溢，求胜心切。他们用惯常的花言巧语撩人心魂，有时也使用一点职业伎俩，譬如说穷追不舍，不择手段。女人很少在他们面前坚贞不屈，女人总是有些轻薄，或者说软弱。他们把攻占的山头一个个带回自己散发着死亡和恐怖气息的寓所，把枪压在枕头下欢度良宵，早晨醒来他们收起夜里的一切甜蜜和情爱，开始盘算另一出阴谋：杀人的阴谋。戴笠把这帮走狗训教得服服贴贴，忠心耿耿，无疑是他的高明。戴笠葬身后，尽管人走茶凉，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故有的传统，男人照样不要结婚，舞会照样绚丽多彩。
那天晚上我几乎有种预感，老早就去舞厅，因为去得早，我拣到一个理想的座位，我妻子嫌它太显眼，想换个偏一些的位置，被我拒绝了，我想今晚我就要显眼得让谁都看得见。我妻子不理解我，但这不影响她听我，这大概就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最好的妻子。我妻子是个宁静的雅安人（四川雅安），有一头雅安人应有的乌发和一张白脸。据说雅安的姑娘以温良和美德著称，受了气只会哭，柔弱似水——但也不见得，我在“汪精卫时期”曾在武汉碰到过一个雅安少女，才17岁，是个接线员，她给我印象是在漂泊的乌篷船里长大的，有一种船上女人特有的风骚劲。当然我妻子是温良的，柔弱的，当初张蔚林跟我妻子一面之交后就告诫我，不能发展她做同志，理由是她目光充满的“顺从意识”（不是反抗意识）。她一直不知道我的隐秘身份，然而延安知道，她曾帮我们做过多少好事。
和往常一样，舞会总是弥漫着强烈的世俗气，女人个个脂颜粉面，矫揉做作，妖里妖气，男人一个比一个慷慨大方，能说会道，像煞绅士。在一曲曲音乐声中，我将舞池里所有脂面粉脸一一窥视，一张放大的苹果脸引起了我注意，因为她几次旋转着看我，目光亲切温暖。我几次想象她向我走来，坐在我对面椅子上和我秘密攀谈。后来，我发现她目光一下子变得淫荡，虽然就那么一下，那么一瞬间，但已叫我恶心透顶，好像吃苹果一口咬出了一条绵绵蛆虫。上帝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肉体艳遇，而是理想的“艳遇”——请允许我这样牵强地说。是，那可能是个妓女，在军统的舞场上，这样的女人好似饭桌上的苍蝇一样，稍不注意就会停落在你碗沿上。
好，我要尽可能讲得简单明了，舞会中途休场时，我去厕所方便，回来时我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姑娘，很年轻，很出众，穿一套白色的长裙，在霓虹灯下，耀眼得令人眩目。她正跟我妻子交谈着，我走过去，她抬头看我一眼，掉头问我妻子：
“这是您先生？”声音有点嗲。
我妻子点点头，很矜持的。她很快站起来，让我坐，也许还说了一句客套话。
我说：“没关系，我在抽烟，想站一会，你坐。”
她又坐下去，给我妻子看她黄灿灿的金表。我妻子懒懒地看，已经有点看得出的不耐烦。这时我好奇的目光透过烟雾，向她瞥去，开始我觉得她生得简单，只能说有一张漂亮的脸蛋罢了。我对漂亮的女人向来不太有好感，也许是出于一种妒嫉心理，也许是由于经验的教唆。我相信漂亮在女人身上就像武器在男人手里，总有一天会被他们使用，“恶毒地使用”——这是我们家乡的一句话，你应该听说过。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个人的脸上同样有种梦的气息，漂亮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认识，非但不深刻，也许还是错误的。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到了她的眼睛，就像看见风一样的看到了她的目光，同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大片宁静得几乎是抽象的草原，和一条清明的小河，河水里波动着鹅黄的阳光。我知道，这都是我关于家乡的诗情的记忆，它们经常出现在我感受斯特劳斯恬美音乐的心灵里，现在它为一种目光所唤醒，我感到热烈，感到身体里有种东西在吝啬地燃烧。我贪婪地窥视着她，希望领会她外表的真正含义。
不久，我似乎又有新的发现，我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漂亮女人，不像我开初看到的简单无趣，而是神秘的，复杂的，要看透她几乎需要对她面部进行分割地看。在她脸上，有两样东西十分醒目：一双眼睛和一对酒涡。当你重视她下半张脸时，那对甜蜜而快活的酒涡就会使你看到一张漂亮的脸蛋，亲切、可爱代表了她，她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少女，外表热烈，内心简单，也许稍有钱财的男人都能得到她的爱。然而，当你目光渐渐上移，凝视她的双眸，久久地凝视，你就会困惑地发现，一种智慧——成年人的智慧——正在她脸上稍稍地增长，冷静、深邃成了她全部，无聊的男人将为此懊丧，因为他们害怕智慧的考验。从这张面孔上，我看到了两个有明显差距的世界，一个带着戏谑和放纵表达着她情感，另一个却在压抑地呻吟，压抑和孤寂使她变得敏感、多疑，留下了忧郁、感伤的印记。当我把这两个世界融会贯通，我就觉得她神情之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高雅的风流，一种凝重的娇态，不是初发的娇态。这时候，我几乎渴望她掉头来向我打听她老乡，因为我已承认她是特殊的。我希望她就是“鸽子”。
突然，她装得像刚记起什么来似的，转过身来，同时换了眼神的这样问我：
“上校，我想打问一下，你们二处是不是有个桂林人，姓秦，他可是我老乡呢。”
天哪，果然如此！
我极力掩饰住内心的狂喜，平淡地告诉她，是有个姓秦的人，叫秦时光，系中校参谋。这个人注定要成为我们的牺牲品。他当时也在舞会上，我以一个抽象的阿拉伯数字出卖了这条前途黑暗的走狗。
又一曲舞起时，我注意到姓秦的好似一只饥饿的苍蝇，始终回绕在你母亲身边，脸上堆满夸张的微笑。我可以想象，你母亲刚才一定是在他身旁故意夹杂出一两句混浊的桂林话，他便发现新大陆似的，迫不及待地迎上去。这个从桂林乡下出来的穷小子，一个臭皮匠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