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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色情场所，茶坊里也可与妓女戏耍娱乐，也算宋代人享乐意识的一个花花点子。
（3）歌馆
据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歌馆》记载，南宋杭州的歌馆颇多，而且各有等级差别，大多集中于上下抱剑营、漆器墙、子皮坊、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中子巷、狮子苍、后市街，是名花荟萃的地方。如此，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等茶肆，也蓄养收留妓女、歌女。这些歌馆、茶肆“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茗者，虽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登楼甫饮一杯，则先与数贯，谓之‘支酒’。然后呼唤提卖，随意置宴。赶趁祗应扑卖者亦皆纷至，浮费颇多。或欲更招他妓，则虽对街，亦呼肩舆而至，谓之‘过街轿’。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尽管出入歌馆的花费甚巨，但其依然门庭若市。人们为了获得身心的舒展和快感，仍不惜挥金如土。
（4）妓院
勾栏瓦肆是宋代开始出现的一种大型游乐场所。北宋汴京的瓦肆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兴旺热闹异常，是汴京的繁华之地。《东京梦华录》卷二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勾栏瓦肆中的主要演员，多是妓女，如“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统称之为“勾栏妓”。嘌唱是一种民间流行的歌曲，词和曲都类似古时郑卫之音，多为靡靡之音，宋人称之谓淫靡之声。南宋杭州瓦肆多达十七处，城外有二十多处，城内瓦肆著名的有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有勾栏十三座。瓦肆勾栏中表演的技艺专业化程度更高，种类更多，有说书、讲史、影戏、傀儡戏、杂技、鼓子词、诸宫调、舞旋、舞剑、嘌唱、吟叫、教走兽、弄水、放风筝等不下五十种，林林总总，热闹非凡。勾栏妓比较知名的，如“嘌唱赚色施二娘，时春春、时住住”，“棋为沈姑姑，‘演史’为宋氏、强氏，‘说经’为陆妙静、陆妙慧，‘小说’为史亚美，‘队戏’为李端娘，‘影戏’为王润卿”（《太平清话》），色艺兼优，魅力夺人。这里不仅是“士庶放荡之所”，而且也是军士武卒忘却亡国失亲之痛，“招集妓乐，以为娱乐之地”。
秦楼楚馆是一种比勾栏瓦肆更为高雅的娱乐场所，乃富家子弟和文人雅士追欢买笑之地。其消费也自然比勾栏瓦肆昂贵得多，是地道的“销金窝”。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城（今河南开封）有数十处娼楼妓院，如曲院街，“向西去皆妓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如朱雀门外，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如旧曹门外之南北斜街，“两街皆妓馆”。如中行行，“亦有妓馆，一直抵新城”。其它如杀猪巷，鸡儿巷、桃花洞、录事巷、甜水巷，妓院遍布，真所谓，出其东门，妓女如云。凡妓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二，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辉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可是，在统治者的放任和怂恿下，侈靡享乐之风日盛，从而形成了一支数目宠大的官私妓女队伍。
南宋的娼妓业比北宋时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南宋都城临安也就有了“酒食地狱”之说和“烟花”、“色海”之称。如宋代著名婉约派词人柳永《鹤冲天》写道：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变，争不姿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这样记载东京城的：“青楼盛多，皆靓妆艳饰，兰麝熏人，贮以华屋，侍女如云，尤善诸艺，娴习应对，见者倾倒，甚至醉生梦死，沉溺其中。故凡游京师者，谓之登天堂，归后尤梦京师。”
（5）评“花榜”
宋代都市的茶坊、酒楼、歌馆、妓院十分发达，官私妓女充塞、卖笑、卖唱、卖艺、卖色，淫声喧哗，千金买笑，一顾倾城，可谓“楼不在高，酒好则名；院不在深，有妓则灵”。在这种享乐风气的推波助澜下，宋代又出现了一种“评花榜”的现象。
评花榜
叶申芗《本事词》记载：“刘几伯寿，素精音律。……熙宁中，以秘监致仕。《洛阳花品》曰：‘状元红为一时之冠’。乐工范日新能为新声，汴妓郜懿以色著。一日春暮，值牡丹盛开，伯寿携范日新就郜懿赏花欢饮。因制《花发状元红慢》以纪之，云：‘三春向暮，万卉成阴，有嘉艳方坼。娇姿嫩质冠群品，共赏倾城倾国。上苍晴昼暄，千素万红尤奇特。绮筵开会，咏歌才子，压倒元白。别有芳幽苍小，步障华丝，绮轩油壁。与紫鸳鸯，素蛱蝶，自清旦，往往连夕。巧莺喧脆管，娇燕语雕梁，留客武陵人。念梦役意浓，堪遣情溺。’郜懿第六，当时人皆呼郜六，生女蔡奴，色艺尤著。”可见北宋熙宁间汴京已开花榜，郜懿被品评为状元红，称一时之冠。《醉翁谈录》戊集也有这方面的史料：“丘郎中守建安日，招置翁元广于门馆，凡有宴会，翁必预焉；其诸妓佐樽，翁得熟谙其姿貌妍丑，技艺高下，因各指一花以寓品藻之间，其词轻重，各得其实，人竞传之。”
“花榜”对每个妓女都有评语，着墨都在音容、笑貌、身姿、秉性、应酬等女性的魅力方面。因此说，花榜是渲染妓女色相的广告，“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宋代可说是中国娼妓制度发展的重要时代，承上启下，开后世娼妓许多规矩、做法、习俗风气之先。
玄女法之七：兔吮毫
玄女法之八：鱼接鳞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4）
（三）“花捐制度”与“当番承应”
元代的官妓制度，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花捐制度”
全国官妓实行统一注籍，分级管理，所有乐人的户籍都要报教坊司备案。京师官妓直接隶属教坊司管辖，地方官妓则由各级地方官府管理。《元史·刑法志》云：“诸倡妓之家，辄买良人为倡，而有司不审，滥给公据，税务无凭，辄与印税，并严禁之，违者痛绳之。”这段史料披露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元朝乐户除了世袭外，买良为娼是更重要的来源；二是凡入籍为娼的女子，必须纳税，并且要经“有司”审核后发给“公据”（即如今天的执照），方可营业、公开买卖。妓女纳税，管理部门还必须发给凭证，以便清理检查整顿。这种“花捐制度”，既保证了乐籍人数的相对稳定，增加国家财政的收入，又有利于限制吏治败坏的官员随意准良为娼、准娼为良或从中贪污受贿。
元朝前期、中期的社会调控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制订的一些法律、制度得到了有力贯彻。统治者除了戏剧外，不喜欢其他艺术形式，便不允许其他艺术团体合法存在。如至元十一年（1274）规定：“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约。”（《元典章》卷五十七）延祐年间，统治者又接二连三地下禁令，不准“祈赛神社”、“聚众妆扮”、“聚众唱词”。由此看出，“花捐制度”在元朝是一种公开化、合法化的制度，它赖以推行的保证是统治者严厉的高压政策和强有力的经济手段。
夏爽冬润图册之一（明。仇英）
（2）“当番承应”
元朝的官妓制度，在经营方式上采用的是双轨制，即既可买卖，又要无条件地应召到官府“当番承应”。京师官妓当番承应有两种方式：一是进宫参加各种庆典活动，表演歌舞和杂剧，即所谓“教坊承应”。杨允孚《滦京杂咏》云“官妓平明直禁闱，瑶阶上马月明归”；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词十首》作“宫中云门教坊奏，歌编竹枝并鹧鸪”；张昱《辇下曲》曰“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等诗句，都是“应官身”的官妓在宫中歌舞演出情况的描述。二是接待外国使臣。《马可·波罗游记》载：
“每当外国专使来到京都，并负有关系大汗利益的使命，照例由皇家招待。为了对外客表示盛情的款待，特别命令总管给使节团的每一个人，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每夜换一个人，妓女们也把这种差役看成是自己对皇帝应尽的义务，所以不收取报酬。”当然这些妓女都是色艺超群的高级妓女，即元杂剧中的“上厅名妓”、“上厅行首”。她们往往因为名声远扬，“为豪贵招致，逞妙艺而佐清欢，日弗暇给”（王恽《秋涧集》）。表面上她们强颜装笑，内心里却苦不堪言。关汉卿写的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一曲【油葫芦】说：“你道是金笼内鹦哥能念诗，这便中咱家的好比似：原来越聪明越得不出笼时。能吹弹好比人每日常看伺，惯歌讴好比人每日常差使。我怨那礼案里几个令使，他每都是我掌命司；先将那等不会弹不会唱的除了名字，早知道则做个哑猱儿。”正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应官身”之外，官妓可向文人、商贾、市民等卖艺卖色，但不准向在职官吏卖身。一旦发现有违者，处罚比宋朝为重。《元史·刑法志》：“诸职官频入茶酒市肆及娼优之家者，断罪罢职。……诸职官与娼优之妻奸，因娶为妾者，杖七十七，罢取不叙。”元朝廷虽颁布了禁娶乐人为姬妾的法令，但并不能遏止豪门贵胄极度膨胀的私欲。
元代笞刑分六等，杖刑分五等，视罪恶轻重而定。《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云，元代行杖时，总说“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当笞50下，只笞47下。当然这是元初如此，到后来又加了10下。杖刑用的木棍大头直径3。2分，小头直径2。2分，适用于应杖67个以下的罪犯。笞刑用的竹板大头直径2。7分，小头直径1。7分，凡笞打57下以下者用之。由此可见，元代对于官吏宿娼的处罚是比较重的。
元女授经图（清。任熊）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5）
（四）“国营妓院”与“莲台仙会”
明朝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国营妓院”，称大院，后称旧院。刘辰《国初事迹》云：“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富乐院初设在乾道桥，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