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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总队成立后，中共琼崖特委和总队即以第1、第2大队于琼山、文昌地区，以第3大队于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3月中旬，第1大队在琼文公路线上的罗牛桥伏击日军的运输车辆，击毁敌汽车1辆，歼灭日军大佐指挥官以下20余人。5月，第2大队在海口市郊长村桥附近伏击修路的日军，缴获枪7支。6月，第1大队潜入文昌县城，袭击日军北门哨所，歼灭日军数人。日军遭连续打击后，出动1000余人对琼文地区进行“扫荡”。为牵制敌人，独立总队以第2大队一部西渡南渡江，进至琼山县龙塘、十字路、龙桥、府城和海口郊区活动，威胁敌心脏地区，并将游击战争发展到海南岛西部地区。
1939年2月至年底，第1、第2大队在琼文地区作战70余次，歼日军800余人，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
为发展海南岛西部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独立总队第3大队于1939年冬组织了围困那大日军据点的战斗。那大驻有日军100余人及伪军1个中队。第3大队决定联合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动员群众，采取围困战术将日军挤走。
战前，第3大队主持召开陶江、南丰等8个乡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成立围困那大行动委员会指挥部。在国民党情县县长和各乡行政人员的支持下，组织工作队深入群众，建立各种围困组织，其中，有武装人员400余人，群众2000余人。10月下旬，发起围困战斗，第3大队以2个中队及部分地方游击武装对那大之敌连续袭扰，以部分武装人员带领群众在那大外围严密警戒，切断那大之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至11月初，敌因给养断绝，孤立无援，被迫乘夜暗突围向信县县城逃窜。第3大队进入那大后，未及逃跑的伪军1个中队全部就俘，缴获枪60余支。那大战斗的胜利，促进了海南岛西部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1940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琼崖特委：海南岛西部应作长期的打算，应以全岛为目标，大力发展党和武装，开展民运工作，不顾国民党的任何阻碍，坚决组织全岛人民的抗日斗争。要自力更生，把琼崖创造为争取900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为了落实中央的指示，中共琼崖特委于1939年12月决定将特委和总队部转移到临高、儋县、白沙交界的纱帽岭地区，建立以那大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下旬，特委及总队领导机关率特务大队向纱帽岭地区转移。2月中旬抵达美合地区时，那大镇已被日军重新占领，特委及总队机关不能继续西进，遂决定留在美合地区创建根据地。独立总队进至美合后，迅速控制了美合周围的仁兴、南坤等乡，并建立了100余人的民兵。与此同时，在儋县、昌江、临高等县成立了第4大队和第5大队。同年夏，在美合建立了干部学校。9月，中共中央派庄田、李振亚抵琼崖，加强了独立总队的领导和指挥。接着，整编了部队，统一编成2个支队、1个特务大队和1个独立大队共3000余人。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总队长，李振亚任参谋长，王业喜任政治部主任。
独立总队的迅速壮大，引起了海南国民党当局的恐惧。从1939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就不断制造借口，限制独立总队的发展。1940年11月7日，以国民党保安第7团及部分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向美合根据地发起进攻。独立总队被迫撤出美合，向琼山、文昌地区转移，1941年进至琼山县树德乡。3月，国民党保安第7团再次向独立总队发动进攻。独立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坚决实行自卫反击，歼灭顽军一部于罗蓬坡。6月，独立总队又粉碎顽军3000余人对琼山文昌根据地的进攻。在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的同时，独立总队于7月以2个支队的兵力袭击日军美德村据点，击毁日军军车2辆，歼灭日军60余人，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20余支。此后，第1、第2支队向琼山县甲子乡挺进，继续巩固和扩大琼文根据地。
从1939年2月日军登陆海南岛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岛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琼文、乐万、澄临地区建立了根据地。1941年5月至11月，陆续成立了乐万、文昌、澄临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独立总队也由原来的300多人猛增到3500余人。此外，还在许多县、区、乡建立了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其成员达5万余人，从而使海南岛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抗日战争（1937。7—1945。9）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建设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或“抗日军政大学”。她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创办于陕北，1936年6月1日改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将校址迁至延安，从此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亲自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他还多次到抗大讲课和作报告，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在抗大的讲演。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也到抗大讲过课。林彪、罗瑞卿、张际春、刘亚楼、傅钟、许光达、膝代远、莫文骅、何长工等先后担任过学校领导工作。抗大校部下辖8个大队。学员以从部队中抽调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爱国知识青年。学习内容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问题、世界现实、群众工作、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和军事常识等。抗大的教学方法是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抗大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边学习、边生产，强调“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的原则。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抗大于1939年7月开始到敌后办学，校址先后迁至陕西武乡县蟠龙镇、河北邢台县浆水镇。1938年底至1945年春，抗大陆续在晋东南、晋察冀、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0个分校和太行分校、太岳分校（在晋东南的第1分校后来迁入山东省）。抗大还开办了6所附属中学。1943年3月，抗大总校址迁回陕北绥德，徐向前任代理校长，李井泉任政治委员。1945年10月，抗大总校迁往东北，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政大学，并以各分校为基础，组建了华北、华东、西南等军政大学。抗大在抗日战争八年间办学8期，培养了20余万名军政干部。抗大的办校方针和校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和部队建设的优良传统之一。她培养的学员，为组织和领导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山西抗日决死队协同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
抗日决死队，也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36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等组成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以合法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该委员会到达太原后，就同国民党山西地方阎锡山集团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也称牺盟会），参与主持了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工作，并经过军政训练班等机构，先后训练军政干部近两万名。抗日战争前夕，阎锡山曾再三考虑过要整军扩军。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薄一波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阎锡山正式提出组建山西新军的建议，阎锡山同意先试建1个团。8月1日，即以原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民兵军官教导团的一部为基础，组成抗日决死队（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由1个总队（相当于团）迅速发展为4个总队。日军侵入山西后，山西旧军节节败退。这时，薄一波又向阎锡山提出再组建5—10个旅的建议，阎锡山迫于形势需要，同意继续组建5个旅。于是很快就组织建起抗日决死队第1、第2、第3、第4纵队和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决死队各纵队的正式番号依次为国民革命军第1、第2、第3、第4旅。工人武装自卫总，于1938年春扩编为工人武装自卫纵队，1939年春又改称为第207旅（但通称工卫旅）。山西新军在中园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1939年初，新军又以政治保卫队的名义由各牺盟会所属游击队组建了第209旅、第212旅、第213旅。另由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建了暂编第1师。到1939年底，列入正式建制的抗日决死队共有46个团另4个游击支队（相当于团），总兵力达5万余人。此时，山西新军的实际员额已经超过了当时的山西旧军。
新军各部队均建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绝大多数的旅政治委员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他们是部队的最高首长，拥有最后决定权。团、营、连的主要政治工作干部也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这就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军的领导，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新军成立后，一直在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广大地区活动，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军与八路军并肩协同作战，阻击日军进攻，粉碎日军的围攻和“扫荡”，胜利地进行了许多次重要战役战斗。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首先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命令旧军进攻新军，摧残牺盟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新军被迫奋起还击，终于挫败了旧军的进攻。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企图压制新军、排挤八路军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相反其自身力量却被大大削弱。1940年春，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7个团，仍保留晋绥军番号，实际上已经加入八路军的序列，分别集中于晋东南和晋西北两个地区，继续坚持抗日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积极配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最终破坏了山西统一战线的局面。这时，山西新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参加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1937。7—1945。9）
八路军冀中回民支队奋勇抗日
在中华民族的敌后抗日战场上，活跃着许多少数民族抗日游击队伍，他们中有回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黎族、苗族、壮族、瑶族等同胞组成。
这些队伍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洒热血于抗日搏斗的战场。马本斋所领导的八路军冀中回民支队，是全国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抗日队伍之一。
1928年，马本斋在东北奉军刘珍年独立第21师第4团任团长，该团驻防山东牟平地区，“九一八”事变后，马本斋因坚决要求北上抗日，被撤销了团长职务，改任烟台至威海汽车路局局长。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