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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军害怕步兵与坦克和装甲车分割的弱点，发扬敢于近战的光荣传统，采取几个战斗小组同时围打一辆坦克或装甲车的战法，予以各个击破，打乱了苏联边防军的战术协同。经50多分钟激战，中国边防部队胜利地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三次进攻。3月15日这一天，中国边防部队与苏联边防军的50多辆坦克、装甲车和大量步兵，激战近9个小时，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17日，苏联边防军又出动步兵70余人，在坦克的支援下入侵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将其击退。
为表彰边防部队保卫珍宝岛的英雄事迹，中央军委于7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政治干事杜永春、火箭筒手华玉杰、班长周登国、营长冷鹏飞、副科长孙征民烈士、班长杨林烈士、副连长陈绍光烈士、副连长王庆春烈士、战士于庆阳烈士等10名官兵以“战斗英雄”称号，给边防部队侦察连、1连、公司边防站等10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
珍宝岛自卫还击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的一次英勇作战。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部队指战员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毫不畏惧，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连续作战，顽强拼搏，战胜了入侵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也有力地保证了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林彪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气氛紧张、冲突规模日渐扩大。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战备工作逐步掀起高潮。随后召开的中共九大，将“准备打仗”列为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利用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18日21时30分，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林彪通过“紧急指示”，迫使在京的老同志在10月20日以前全部疏散完毕。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老同志被迫迁出北京，前往广东；陈云、王震等人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等人前往河北；徐向前等人前往河南。同时，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等也分别被疏散到河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大部分老干部到达疏散地之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加上年老多病，儿女失散，受尽颠沛流离之苦。更有被“打倒”的老同志遭受非人的虐待和折磨。大部分老同志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才先后回京，但刘少奇、陶铸已在疏散地被迫害致死。
林彪的“紧急指示”带来严重影响，电子工业被要求在三线建设方面三年内实行“六大块、四小块各自不同特点的地区成龙配套”，严重脱离实际，给电子工业的生产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很多高校被裁并，一批在大中城市的高等学校被外迁，更多的高等院校则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设立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一些原属政府系统的部门被人民解放军接管和合并。
军队的组织机构被搞乱了，也不利于这些部门充分发挥其职能，军队建设和地方建设都受到了严重损害。
林彪的“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在军内制造了严重混乱，打击迫害了老干部，实际上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全军进行长途野营拉练
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军队的冲击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军事工作的破坏，军事训练工作遭受严重挫折，军事训练被置于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之后的无关紧要的地位，训练时间没有保障，“政治教育要多少给多少，生产劳动占多少是多少，军事训练剩多少算多少”，且训练内容简单，标准低，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训练质量下降，事故增加，战斗力严重削弱。
珍宝岛事件以后，毛泽东要求全国“准备打仗”。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从1969年下半年开始恢复。
野营拉练是当时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
野营拉练是人民解放军采用已久的训练方法之一。1963年4月12日，毛泽东听取了南京军区关于部队进行野营训练的汇报，称赞说：“这种方法好，应该在全军用这种方法，应该推广这种方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野营训练也被弃之不用。1969年军事训练恢复以后，新疆、沈阳、济南、北京等军区的一些部队走出营房，进行野营拉练。为提高部队能走、会打的本领，他们在野营训练中增加行程，加大难度，提高速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70年2月3日，总参谋部转发了沈阳军区某师《“千里野营”总结报告》，《报告》提出野营训练为促进战备思想落实提供了一条好途径，为落实四好、全面建设连队提供了一条好路子，为培养部队优良战斗作风提供了一个好方法，为部队适应战时生活管理提供了一个好措施。他们认为：“部队多动一动有好处，动中才能更多地发现问题，更好地解决问题”。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及新疆、济南军区野营拉练情况的两个报告后，充分肯定了这一作法，批示：“这样训练好”。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训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2批（或不分批），每批2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又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2个月。一方面要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群众工作的演练；一方面也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术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通知要求各部队、院校、大军区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
按照军委部署各野营部队着重进行了行军训练。在各种复杂的野战环境里，他们练习行军、做饭、宿营、警戒；他们采取走训和驻训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技术和战术训练，演练突破、迂回、包围、追击、防御、反冲击等攻防作战战术，演练打坦克、反空降。反空袭等战术技术；海军组织海上拉练，锻炼海上作战和生活能力；空军组织了转场训练，锻炼部队的机动能力。
野营训练培养了部队的吃苦耐劳精神，检验了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使部队学到了许多在营房中学不到或难以学到的东西。
野营训练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同时，许多部队到韶山、井冈山、古田、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著名战场及其他先进典型的地区参观访问，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同时野营训练也暴露了部队存在的许多问题，主要是行军、做饭、宿营、警戒方面的问题比较普遍。其他如战士负荷太重，许多装备和战备物资带不走；通信器材少，质量差；机关组织指挥能力差，基层干部不懂本级战术，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军、兵种知识，合成意识差等问题亦较为突出。
野营训练作为一种基础的训练方法，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环境中被恢复使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一是野营训练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部队，全面锻炼了部队，提高了部队的适应能力；二是培养了部队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增进了官兵团结，密切了军民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军事训练正了名，使过去几乎无人敢提及的军事训练以这一形式得到了承认和恢复。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全军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林彪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条件下出现的、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利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党内“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大搞宗派主义，排斥打击大批老干部，攫取到党政军的很大一部分权利，但仍不满足。他们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权利的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便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图谋提前接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他们实现篡夺国家最高权利的大好时机，希望通过四届人大名正言顺的当上国家主席，而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必然使林彪的野心落空。4月11日，林彪有意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
次日，毛泽东回答“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5月中旬，林彪同吴法宪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叶群更露骨地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7月中旬，毛泽东第4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林彪、陈伯达再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遭反对。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修改宪法，二是审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三是讨论战备问题。林彪在开幕式上却别有用心的大谈毛泽东是“天才”；当晚在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全会听林彪的讲话；接着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第2天下午的分组讨论会上，按照预谋而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几段语录》的材料，并照林彪讲话的主旨，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借题发挥，当晚华北组又发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的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华北第二号简报（全会第六号简报），引起一片混乱。
8月25日，江青向毛泽东反映了分组会议的情况，毛泽东也看到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对林彪等人为争夺权利而进行的宗派活动有所察觉，即召集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8月26、27日，周恩来等连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责成他们向党中央作检讨。但林彪却在28日晚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林彪还极力给他的心腹们开脱，说“军队的几个同志也没有同陈伯达共过事”，“他们都是炮筒子，说话走了火”。
刚刚上山的黄永胜见势不妙，赶紧销毁了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林彪集团发动的这场袭击，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迅速偃旗息鼓了。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揭穿：“称天才”的骗局，批判了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