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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早晨，余下的部队集合了。大雨倾盆。在一间小茅屋里，报务员正设法同在贵州东部的中央红军取得联系。项英仍然觉得他们的撤退必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电台不停地呼叫，但是没有回答。
最后，大部分部队已经出发。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堪，百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陈丕显是和他的部队，包括党政机关及第六独立团共一千八百人一起上路的。他们在傍晚安全抵达里坊桥，在那儿吃了一顿饭，然后在黑暗中继续前进。天上没有月亮，他们成一路纵队前进，穿过一道山谷，开始爬上一条狭窄的山路，这时候响起了枪声。他们停止前进，枪声消失了。原来是地主武装的卫兵把他们当成了本地民团，向他们鸣枪致意。凌晨三点钟他们到达大麻岭，在那儿休息了一下，用干粮充饥。他们预料拂晓时要打一仗，他们已作好了准备。
中午到达仁凤，电台仍联系不上。到了下午一点还联系不上，天又下起雨来。贺昌决定不再等了。他带上两个营大约几百人开始突围，但很快便陷入国民党的埋伏，部队打散了。他们设法在石韩村重新集结，并渡过了会昌河。不久，部队又被包围，打了几个小时仍无法突围。贺昌身负重伤。国民党士兵向他冲去，大叫“捉活的”。贺昌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大声呼喊“革命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贺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曾同陈毅、周恩来及其他人共同战斗过，他曾担任党的中央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指挥部仍在仁凤等候。雨一直未停。最后终于联系上了。他们发出了要求中央批准突围计划的电报，大约在下午五点收到了回电。但是由于密码已经更换，陈毅和项英谁也不懂，人们看着满纸的密码一筹莫展。他们把电文挠掉，命令报务员用油布把电台裹起来，埋在坑里。这份看不懂的密码电文是三年中他们收到的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次信息。“
陈毅曾向延安美军观察组属下的外交官谢伟思说过，从那时起，“我们就象野兽一样生活”。
当时，陈毅和项英的身体条件都不适宜打游击。陈毅的伤口远未愈合，他不得不常躺在担架上。项英是个近视眼，而且还患了夜盲症。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傍晚，这支三百人的队伍准备下山了。他们下山后几乎立即遭到了袭击。当他们重新集合时只剩下了二百人。当晚他们又碰上一场战斗。国民党飞机撤下传单悬赏五万元捉拿陈毅和项英。他俩随即决定带着几个警卫悄悄突围出去，这样会减轻全队人的压力。
他们在山间密林中躲藏时，碰上一个打赤脚的人，此人骨瘦如柴，头上戴一个又黑又赃的旧钢盔。他是代英县县委书记，名叫曾纪财，一九二九年他见过陈毅。后来别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了他，解除了他县委书记的职务。他一直在乡间流浪行乞，招讨来的米放在那个钢盔里煮饭吃。陈毅收留他做向导。他们在山中藏了一天，然后走到曾的老家。他的家人已被国民党杀光，只剩下老岳母，老人胆战心惊地给了他们一些吃的。
一九八四年，担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六十多岁的刘建华，看起来象个商人，讲起话来带点官腔。五十年前。他在赣南游击队中还是个小鬼，是一位名叫危秀英的女士的朋友（他们现在还是朋友和同志）。当危女士奉命于—九四一年去延安时，她把手枪留给了刘建华，说道：“如果你活着，我们再见面时，请把枪还给我。”一九四九年危女士回来时，写信给刘建华，刘回信说：“你活着，我也活着，但是你的枪和我的枪都找不回来了，它们都被叛徒抢走了，但是你和我都活着，这证明党已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刘建华还是个年轻的共青团员。中央苏区尚未被敌人占领，他同其他共六百名战士一起，在李乐天指挥下到油山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是座落在江西和广东交界处的一个林区。这个根据地的领导人还有杨尚奎。
刘记得陈毅和项英政委来到的情况。他们化装躲过了国民党的大批巡逻队，于三月九日抵达，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幸存的人马都到了。突围时，整个部队的损失是惨重的。他们分两批到达，一支是由曾经领导过党政分支队的相貌英俊的蔡会文率领，另一支由陈丕显率领，只有八十人。
陈毅热情地迎接这些疲惫的战士。他自豪而谈谐地说：“国民党吹嘘说他们要在仁凤把我们消灭，但是现在我们正在油山聊天。
刘伯坚是突围时栖牲者之一，他是在蔡会文领导的部队突围时负伤被俘的。他骑的一匹白马被击中。正当他带领一些人往山上冲击时受了伤，好几个人去营救他，都被打死了。他被解往江西南部的大庆监狱，由蒋介石的“绥靖公署”审讯。然后给他带上脚镣游街。他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就义，年仅四十岁。牺牲前他作了一首诗：《带镣行》，诗中说道；
带撩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刘伯坚是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零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之一，于一九二二年入党，并在苏联学习过。象邓小平一样，党派他去“基督将军”冯玉祥那里工作，他以秘密党员的身分，在第二十六路军任职。宁都起义后，二十六路军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并成为最可靠的后卫第五军团。刘本人成为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他同毛的关系，他几乎注定成为留下来的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杰出的作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党的总书记井在其最后几年曾是毛的亲密朋友的瞿秋白，会同毛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老战友、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以及其他几个人，离开瑞金附近的藏身之处，动身去闽西，希望经过汕头或广州到上海或香港。瞿秋白当时二十六岁，在年轻的红军中算得上是个“长者”，何叔衡已经是六十一岁的高龄了。
一队女同志与他们同行，包括古柏的夫人，古柏是长期支持毛的；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粱是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陆定一的夫人唐仪贞，陆是宣传官员，参加了长征（唐就是给邓小平炖鸡的那位女士）；钟亮，可能是李六如的夫人，她是中央局的成员；项英的夫人；还有一名党的工作人员，名叫黄长娇。
这些妇女的命运都很悲惨。周月林长期被指控为叛徒，要对何叔衡的牺牲负责。大概是在毛逝世之后，她才恢复了名誉。一九八五年她仍然健在。钟亮的命运（ 也被指控为叛徒 ）无人知晓。项英夫人也是如此。唐仪贞的命运最为悲惨。有人指控她向国民党出卖党的领导人，红军把她处决了，后来证明是错案。黄长娇尽管历经磨难，仍然幸存下来了。
许多年来，何叔衡牺牲的情况一直是个谜。据说三月四日他产一支队伍一起从仁凤突围，在去闽西的路上被消灭了。他保管党的经费、印章和文件。他宁可跳崖自尽，不愿被俘。他受了重伤，被两名国民党士兵发现后枪杀了。
何叔衡的老友徐特立（原文如此，应为谢觉哉一乙译注）老人认为，何被生俘，在试图逃跑时被卫兵击毙。另一种说法是，何叔衡所在的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他没有逃走，而是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抽出手枪自杀了。
这些说法都不确实。事实是，何叔衡和瞿秋白都化装成商人，并有人护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们在福建长汀县水口城的小彭村吃早点时被人发现。由李玉率领的国民党十四团二营就驻扎在附近，派兵包围了村子。何一行决定分散开来。在战斗中他受了重伤，倒在稻田里，被两个国民党士兵发现。当士兵们俯身搜查他的口袋时，何跳起来同他们扭打。其中一个士兵向他开了两枪，把他打死。
瞿秋白躲过了那场劫难，但不久就和大部分人一同被捕了。敌人把他解往长汀监禁。并关了四个月之久，这期间国民党似乎一直在争论如何处置他。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他不仅是有名的共产党人（尽管是已经下台的党的领导人），而且是杰出的文化人。他在狱中撰写的未完成的自传《多余的话》中，的确把自己看成“文人”，而不是政治人物。然而这不是很认真的文宇。虽然他在莫斯科度过多年，翻译了许多俄国作品，撰写了一部关于俄国的特写《俄乡纪程》，但他仍是共产党的主要成员。
他在牢房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杯接一杯地饮酒，思索着他的一生和中国的未来。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把他的《多余的话》说成是伪造的或者是篡改过的。这些说法看来都不确。他没有背叛共产主义。他特别写道：“说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正确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他写下了一首诗。诗前附有简略的序言：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泉呜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夕阳明灭乱山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斗寒泉听不同；己忍伶傅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诗刚作完，就来了一名卫兵把他带到刑场去。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将一怀威士忌酒一饮而尽。他虽然身体虚弱，却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当子弹射向他的胸膛时，他屹立在那里，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年方三十，在长征开始时也被留了下来。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毛泽覃带领大约二十名游击队战士离开于都以东的山区去闽西。他可能是向长汀进发。
他在离瑞金十英里的山区红林附近一所土房中停留了一夜。四月二少三日早晨天亮前不久，泽覃嘱咐一个战士站岗警戒，注意可疑的迹象。谁知，这个哨兵找到一块草地，躺下便睡着了。一队国民党巡逻兵经过那里发现了他。他招供附近房子里有十来个人带着枪，其中有毛泽覃。国民党兵立即包围了这所房子。泽覃把其他人送出后门，自己挡住前门作掩护，击毙了最先闯进来的敌人。可是一名国民党士兵从背后开枪射中了他。
毛泽覃死后，国民党大事喧嚷，报纸作了大量报道。他的尸体被送到瑞金示众，报上登了许多照片。蒋介石传令，特别嘉奖他的第二十四师师长。今天，泽覃牺牲时所在的村于以他的名宇命名。那个漫不经心（或叛变）的哨兵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
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
古柏带着一队二十到三十名游击队员从广东山区到湘南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队而遭杀害。毛在一九三七年得悉他已牺牲的消息时，写道：“我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以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了，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方维夏在赣西被杀。他是毛的岳父杨昌济教授的朋友，也是毛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