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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萨哈特对肖克说。进化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在他看来，“相信我们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比相信上帝需要有更坚强的信念”。
现任政治局委员、当时的六军团政委王震对博萨哈特说：“你给报纸写文章时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看到我们待穷人多好，我们是按原则办事的，我们并不是报道中诽谤我们的所谓土匪。”
肖克说，他不反对博萨哈特作为一个游客再回到中国来，“甚至允许你办一所学校，条件是你不能用对上帝的信仰来麻醉学生和老百姓。”
吃饭时，凯尔纳神父也在座。饭后，博萨哈特警告一个他称作“吴法官”的负责管理俘虏的人说，如果神父得不到比较好的照料，是会死的。他要求给凯尔纳配备一个勤务员，保证凯尔纳有水喝，能洗澡，有烤火的燃料和铺床的稻草。吴法官答应改善一些。他们还要让凯尔纳喝到一些咖啡和可可。
第二天清晨，红军早已上路，博萨哈待走进了富民县城。这天是复活节。他的苦难结束了。
很多年之后，博萨哈待听说，他获释后十天，神父就死了。共产党人没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地主的一口制作考究的棺材，雇脚夫把这口很沉的棺材抬到山坡上把神父葬在那里。红军继续前进。谁知棺材太沉，脚夫们拿了工钱，等红军—走，就把棺材放在山坡上。不久，棺材被路过的土匪撬开，他们指望在里面找到随葬的绫罗绸缎。但看到的却是神父骨瘦如柴的尸体，身上穿着用最廉价的黑布做的法衣。他们觉得不值得为这浪费时间，扔下盖子，走了。那天夜里，狼来了……
六军团和二军团甩掉敌人后，从富民直奔金沙江。这是一场速度的竞赛。他们走的是通往大理和美丽而著名的洱海的大路，然后去鹤庆和丽江，这是金沙江的两个渡口，位于一方面军过江渡口皎平渡的西北一百五十英里。他们离西藏很近了。这里的山要高得多，但是河两岸的路却很好走，山也比较低，不超过一万英尺。金沙江在这海拔约六千英尺的地方奔流着。近两万英尺高的玉龙山峰，山顶积雪，冰川秀丽，十分壮观。
二方面军一路驰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偶而有几架国民党的双翼飞机懒洋洋地在他们上空盘旋侦察。
他们到达丽江时，那里举行了一番庆祝。当红军穿过这个汉族和纳西族混居的镇子时，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人们象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欢迎贺龙和肖克。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和在毕节一样，丽江也有一位出名的清朝学者，名叫和松樵。他不是翰林，而是进士。他曾经是孙中山的部下。他和丽江县长王凤瑞商量之后，决定欢迎共产党人通过县境。王自己跑到山里去了，等贺龙和肖克走后才回来，他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他是军阀龙云的门徒，但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继续做事，而且升任了高职。一九八四年时，他还在世，是年已八十四岁的老翁了。
四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选择了渡江地点。沿金沙江四十英里的一段距离内有五个主要渡口，大部分部队是从石鼓过的江，这里江面平静，有平展舒坦的沙滩。贺龙的部队四月二十六日开始过江。肖克的部队走了四十英里，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石鼓，第二天开始过江。他们有很多船，到二十八日黄昏，一万八千人马全部过了江。虽然没有一人被敌人打死，但由于马匹受惊，一条船翻了，淹死了十七人。一个司号员担任警戒，每次国民党飞机飞临渡口上空，他就吹号报警。
他们准确无误地向北挺进，在彝人区里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在藏族区里却遇到了一些麻烦。肖克说：“我们用银元买粮食、食物和其他东西。我们有了伤病员，少数民族人民就给我们牲口帮忙。”
七月二日，贺龙和他的部队到达四方面军设在甘孜的司令部。在此之前，肖克带领部队已到了。肖克回忆说：“他们非常友好。我们刚刚翻过雪山，每个人就领到一件暖和的毛衣。大家的精神都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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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浪子回头
自命不凡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毛分裂之后，自感反而万事诸多不顺。（当然，张声称是毛搞的分裂。）
张的第一个行动是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毛的手中夺过来。他分别在阿坝和卓克基的喇嘛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毛集会。他宣布成立民族独立特别政府。他宣布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非法。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他宣布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自命为总书记。这一声明是在离马尔康约二十五英里的卓木碉发表的。
后来，他下令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以批准他的这—系列行动。而在大会举行之前，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将负责实施领导。
张并没有公布他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他未同他亲自选定的委员们商量，为的是不想使他们感到难堪。同时，这样也就不会遭到公开拒绝而使他自己陷入窘境。这份名单迄今从未公布，仍然收藏在他那些得势的对手的文献档案中。看过这份名单的人说，没有被张任命为中央委员的人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博古。但他保留了大部分军界要人，包括朱德、彭德怀和林彪，还有各军团的最高指挥员。他还任命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是位有争议的亲苏派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一直住在莫斯科。当然，张把自己所有主要的军政同事都塞进了他的中央委员会。
在被任命为张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位知道名单的人。这个人就是朱德。朱德是张的随行人员中一个受控制的将军，名义上他是所有部队的总司令，但很快就被搞得有职无权了。
张国焘究竟是否图谋除掉朱。简单地说，是否试图把朱杀掉，对此事五十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
北京保守的党史专家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怀疑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此耸人听闻的事情。他们声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这同张用军事威胁毛的问题一样。一位党史专家说：“关于这一事件，我们唯一的证据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说法。”
史沫特莱是一位激进的美国人，她的朋友们说她是迷恋上了那位虎背熊腰的将军。—九三七年她在延安住了很长时间，为她后来撰写的朱德传记收集材料。有时她整天都跟朱德待在延安的窑洞里。她教他跳舞——她有一台手提式留声机，还有《为卡罗来纳而呐喊》、《节日》、《西波涅》等唱片。朱德的舞步十分轻盈。她陪着他一起下地干活，还陪他上前线。她称不上是一位毫无偏见的证人。她在她撰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说，朱德“从未跟我谈起过他在西康实际上已沦为张国焘囚犯的那一年的事情”。这也许只是一种外交遁辞。她在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朱德和张的矛盾。而关于朱德跟张在一起的这一年，她却大量引用了一位未披露姓名的“红军政工干部”的话。这位干部是否就是朱德本人呢？
这个人告诉她，张命令朱德反对毛，并同他断绝一切关系，但遭到朱的拒绝。接着，张命令朱德反对党的北上决定，又遭到朱德的拒绝。
此人还告诉史沫特莱，“张国焘说他给朱德时间再考虑考虑，如果仍然不服从这两项命令，就把他枪毙。”此人援引朱德的答话说：“你要枪毙就枪毙，这我无法阻止你。但我绝不接受你的命令。”
康克清是一位刚毅的女性，思想坚定，身体健壮，她穿着中国妇女运动传统的素色衬衫和男式深褐色条纹衣裤。一眼就能看出她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她作为朱德的战友和同志，并肩进行了长征（ 她说，“我从来不叫他丈夫，总叫他同志”）。
几十年时间过去了，但康克清对张国焘的憎恶情绪依然不减当年。一九八四年秋，她己七十三岁，她仍然坚信张当时对朱德“不断施加压力”，试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来。“接着，张就对朱德耍了一个小花招，”她说，“张让人宰了朱德的坐骑，撤了他的警卫。他还把我们隔离开来，使我们无法见面。”
朱德曾跟她谈过此事。他说：“张的这些伎俩为的是杀人不用刀。”
宰马和撤警卫，都是在部队准备离开阿坝时发生的。朱德没有马可骑了，他准备徒步行军，但战士们又给他找来了一匹马。想到一个总司令竟象普通士兵一样徒步行军，他们都感到内疚。康克清当时的任务是收容掉队的战士。她本来分到了一匹骡子可以帮她的忙，但现在这匹骡子也被留了下来，康克清认为这是故意的。还有一次，一些伤员试图夺走她的骡子。
张蓄意要杀害朱德吗？
“我说这是些小花招，”康克清抿着嘴唇，脸色严肃，厉声重复道，“把总司令骑的马和他的警卫部队撤掉是重大行动。”
还有好多次，总司令由于没有马，不得不步行。他也不能在总部的小灶吃饭。他必须自己筹措伙食。这在当时并非易事。
党史专家们也许会争论不休，但是康克清心里非常清楚张国焘的图谋。也许张并不打算采取直接行动，但是他故意使朱德身陷危境。
张国焘及其手下的人要“打到成都吃大米”。这是在卓克基反毛会议后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深得战士们的喜欢。胡中贵是张的第九军里一名普通战士。他十三岁时就参加了红军，是一名红小鬼。一九八四年他六十三岁，他记得在衬里的墙上就刷过这样的标语，还有“起来保卫家乡”，“北上抗日”。他还记得有一首歌就叫《为成都而战》。他非常喜欢这首歌。谁都不喜欢藏族地区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欢草原和雪山。“
现年六十八岁的叶英礼，说起话来柔声细气。他曾是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员，由于工作的方便，把张国焘和他的指挥员们的行动都看在眼里。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备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张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 许多高级官员脾气都相当急躁。事过之后，他们又很友善。 ）叶英礼认为，张和朱德虽吃任、行军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没有实权。
许多战士都不知道上层的这种磨擦。但是关于朱德的事有不少谣传，有的说他的马被宰了，他的警卫被撤绰了；有的说他和刘伯承受到压制，有一位战士还听说朱德被迫挑了二天水。“
杨尚昆将军记得朱德曾告诉他自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朱德说他在张国焘那里同原一方面军的人直至连一级的下级官兵都见过面，并同他们谈过话。这使张国焘感到惴惴不安。
杨将军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从未考虑过要拯救朱德和刘伯承。杨将军曾向毛建议用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毛不同意并斥责了他。“如果你提出用某人来换，”毛说，“他（张）也许就会杀死刘伯承。在目前情况下，倒是安全的，他能够活下去。”
毛同留在四方面军的原一方面军指挥员之间没有私人通信。
张国焘向成都的进军，开始挺顺利。加上一方面军的一些部队，他有八万人。十月的一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