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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或者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留下的记录是矛盾重重的。据了解，他使用过的名字有：奥托·布劳恩（在护照上）；卡尔·瓦格尔；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 （他认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 ）；华夫是他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他自己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中国男子汉）。当然他肯定还有别的化名。多年来，除了极少数人外，外界对他一无所知。
他对自己的经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布的一种正式说法是，他原籍德国，名叫奥托·布劳恩，生于一九零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中作战，并在巴伐利亚参加了革命军队，—九一九年四月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一九二零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秘密逃往苏联。俄国人送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随后转到共产国际，被分配到中国工作。
传说选派李德去中国的原因是他有多种语言知识（会德文、俄文和英文）以及他在德国革命期间积累了街垒战的经验。有人说他是在慕尼黑参加的街垒战，有的则说是在柏林。
据说，他的街垒战经验是他到中国工作的最关健的原因。共产国际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搞城市起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确实在上海屠杀了起义的共产党人和工人。但是，用朱德的话来说，如果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九零五年”，那么下一步就将是“一九一七年的彼德格勒”。据莫斯科的设想，上海这样的事件无疑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奥托·布劳恩这位德国的街垒战战士将比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干得更出色。
关于这位独裁、专制而又架子十足的人被派往中国的上述原因难以得到全部证实，不过以上就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反对毛泽东的所谓“俄国”派所得到的印象。
李德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向东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越过边界进人中国满洲里。据他后来说，他身上带了一本“新的护照，一本使用布劳恩这个名字的奥地利护照”。
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李德于一九三二年春抵达哈尔滨，“去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查研究”（他没提是去什么地方），随后乘火车到大连，转乘轮船抵达上海，于一九三二年秋天住进了英国殖民者特别喜爱的老式的阿斯特旅馆。几星期后，他搬进了一套“美式公寓”。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背景一无所知。与大多数派往中国的俄国代理人一样，他脑子里对中国的了解仅是白纸一张。但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莫斯科所器重他的就是这一点。尽管莫斯科当时没有、后来也从未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过多少了解，然而，对中国革命却下了很大的赌注。它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花了大笔的钱，而且还通过柏林银行给上海的国际红救会提供大量资金。
李德在执行任务时是很勤恳的。他拿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去了一趟北平。史沫特莱是一位热情但又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美国人。她把自己的命运先是与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后来是印度，现在又是中国。靠她引见，李德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而海伦·斯诺则在该校学习，他们都同情革命和改革。斯诺夫妇当时不信任这位三十二岁的德国人，李德也不信任他们，他似乎怀疑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可能是美国间谍。海伦·斯诺则永远未能改变对布劳恩的反感，在她眼里李德是个好色之徒（不少中国人有同感）。
李德到中国时，本来已危在旦夕的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打击下已土崩瓦解。最初的几天灾难，在李德到来之前就发生了，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被告密出卖，被捕遇害。
白色恐怖使得共产党在中国几乎无安身之处，危险性最小的地方是赣南的朱、毛中央苏区。党的领导人在一九三三年初就从上海转移到了红色首都江西瑞金。李德是后来追上他们的。他先是不得不留下来等待一位新的军事顾问的到达，他是李德的上级。最后，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李德在上海街头碰上了他的新任上级。
此人就是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国别名叫弗雷德。他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作为共和军的“克莱伯将军”而名声大噪。弗雷德长途跋涉，经欧洲、美国、太平洋和日本，转了半个地球，最后抵达上海，却未能与联络员接上头。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的中心，许多苏联情报人员都是德国或美国籍。美国人最受欢迎，因为正如史蒂夫·纳尔逊——一名在那里工作的著名的美国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美国人待有所谓金皮护照，有了这种美国护照就不大可能被逮捕。李德抵达时，共产国际的首席待派员叫亚瑟·艾尤尔特。李德在德国时就认识他。李德来之前，上海还有一位名叫艾尔·白劳德的共产国际特派员，此人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另一位名叫尤金·丹尼斯的人，他是李德离开后来上海的，他后来成了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还有一位叫哈里·甘尼斯，他也曾在上海干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纽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主编。
理查德·佐尔格一九三零年一月到上海，建立了著名的苏联军事间谍网。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当然认识李德。尽管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秘密活动都严格地各自为政，他们常常与对方的人不期而遇。佐尔格与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联系，与苏联设的另一个地下中心哈尔滨也建立了同样的联系，不过共产国际不能利用他的军用联络线。
史蒂夫·纳尔逊和他的妻子在一九三三年担任共产国际的信使。他们当时给上海局带来了中国驻莫斯科代表王明的指示和活动经费。尤尔特是该局的负责人。据纳尔逊回忆，撤离瑞金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就开始讨论了。王明指示他们自己做决定。尤尔特倾向于不撤离，而中方代表却说他们必须离开。
化名克莱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显赫一时。和李德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奥匈军队中服役，曾被俄国人俘虏。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参加了俄国内战，随后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据李德说，他和斯特恩很快发生了争吵；但是斯特恩的到来使李德有可能继续深入到“红色首都”去。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李德藏在一艘货运船夹舱里被偷运过赣江。在苏区他受到共产党部队负责人邓发的欢迎，陪同邓发的是手持红穗短刀的警卫员。邓发乐呵呵地刚着嘴，李德以为他们俩将成为挚友。
到中国不久，李德就知道，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内博古领导的那一派，是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由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坚决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中国青年人组成。王明是他们的领导。他基本上是常驻莫斯科的。他们一致反对的是毛泽东。
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撤、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定。
在与翻译伍修权及其他人的交谈中，李德一点档地谈出了自己的经历，他讲的情况与这位“街垒战士”的传说在许多方面都不一致。
据伍修权回忆，李德说自己是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时被奥匈联军征募入伍，派往东部前线作战。一九一六年李德做了俘虏，关押在西伯利亚，奥地利的许多战俘，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拉特诺人和斯洛伐克人都被关在那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奥地利战俘都站到了俄国革命的对立面，而李德却参加了红军，投进了俄国的怀抱。
李德谈到自己曾晋升为骑兵团的参谋长 （一些当事人对李德所径的部队和军阶、职务的追述都不一样 ）。在俄国内战中，他在乌克兰和自俄罗斯打了三年仗，之后，由于在军队服役中表现优异，被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三四年。
由于他的知识和背景，他被选中派往中国工作。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共产党训练骑兵。此时中共的部队里缺少骑兵 （鉴于山区地形崎躯不平，道路狭窄，骑兵部队行动不便，因此也不大需要骑兵）。
无论是伍修权还是任何别的中国人都从未怀疑过李德自我介绍的可靠性。李德告诉伍修权说，共产国际给他奥地利护照的原因是，他一旦被怀疑，可借此掩护自己。他的战争经历对博古和具地“布尔什维克”来说是太专业化了，他们不可能提出异议，因为他们都没有多少军事理论知识。
据伍修极回忆，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乐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现还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常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李德深受优龙芝军事学院盛行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蒋介石的顾问冯·赛克特如出一辙。李德认为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对付冯·赛克特的碉堡战。
据有的中国指挥员后来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战。但是，李德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或者任何红军指挥员继续开展或恢复他们随心所欲的作战体制。李德把他的进攻战术归结为“猛烈的短促突击”，从而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然而这个战术并未能有效池消灭国民党军队，而朱毛却从国民党军队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给养和兵员补充。毛泽东用地档道道农民式的语言来对比红军和蒋介石的军队。毛说，红军是叫花子，而国民党不仅是国王，而且还是龙王。红军靠从龙王桌子上攫取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党纪是严格的。李德有共产国际做他的后盾，并得到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伙人的全力支持，面正是这些人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他们为了保全性命而逃离了上海，现在却控制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就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秋冬之际。蒋介石对共产党控制地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苏维埃共和国被迫不断地缩小。到一九三四年秋，共产党失去了他们控制地区的百分之五十八，只剩下六个县了。
共产党人之间的争论当然不仅仅是关于军事理论问题，还涉及到毛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独立房子”里，有他的一间卧室，‘另一间稍大一点作会议室，还有翻译和警卫住的一间屋子。年轻的伍翻译耳听四方，那里几乎没有一件事能逃过他的耳朵。李德和博古 （一九三二年二十五岁时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书记 ）背地里对毛泽东大肆嘲弄。说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对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