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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士兵们忙着战斗，没有人顾得上我，我立刻爬起身，以最快的速度向后逃跑。敌人的子弹随时都可能击中我的后背，对此我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很幸运，我顺利地跑到了一堆干草垛前，一个俯冲就跳到了草堆后面。我落下的时候差点砸到了哈尼斯和他的摩托车，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哈尼斯已经在那儿待了一整夜，他并不知道苏联人的营地就在几百码之外，真要感谢战争的混乱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我又把安妮·玛利亚的戒指戴在了手上。
“让我们离开这儿。”哈尼斯发动起摩托车，急切地对我说道。
在返回的途中我们又遇上了同一拨逃难的百姓。放眼望去，成群的难民、四轮马车、手推车组成了一幅悲凉的画面。有些婴儿车里装着一两个孩子，其他一些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绑在手推车上的羊咩咩地叫着，还有许多狗在人群中穿梭，不停地发出各种叫声。苦难、悲伤、荒凉充斥着世间的一切。
我默默忍受着剧痛，身上的每根肋骨都像折断了一般。我忍不住吼叫起来，恳求哈尼斯停下车歇会儿。我们找到了一家比较幽静的农舍，一位老太太正站在院子里。她直接问道：“你们是要找藏身的地方吗？”很明显，有一些难民正躲在屋子里等待战争的结束。
“不，”哈尼斯断然回答道，“我们还要去柏林。”
她无奈地耸了耸肩膀，但还是坚持让我们吃点东西再上路。她为我们准备了一小块熏猪肉，几片面包，还有一些热牛奶。她打开了收音机，机器的收音效果很差，里头播放的音乐我都没注意听，只顾着埋头吃饭。后来，音乐被中断了，主持人播报了一段针对守城部队的宣言：
柏林的保卫者们！敌人已经纠集起来，准备对德国的首都进行致命打击。他们不择手段，只为了实现最终的野心：攻克柏林！
向柏林进军！这样的口号甚至能令死者复生！“再攻下一座城，战争就结束了，你们就可以回家！”国际犹太人指挥官用这样的语言来煽动他的士兵。
帝国首都形势危急。
无数的德国妇女和儿童面临着危难，他们期待着柏林的保卫者，他们期待着你！他们期待着你用满腔的仇恨去同敌人进行斗争，让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让每一座房屋都变成一座堡垒！让每一条街道都变成一座坟墓！埋葬野蛮的侵略者！
用仇恨来压倒一切！
战斗到最后一刻！
地堡里的疯狂（2）
对于敌人在我们的国土上犯下的累累罪行，我们要以牙还牙，加倍奉还给那些侵略者！
对于从帝国电台里传来的这些狂热谎言，人们早就已经听腻了。很快，我们又重新出发，前往柏林。抵达目的地后，我直接前往阿克斯曼位于恺撒大道上的指挥处报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开始询问我们一路上的经历，我一一如实禀报。他派人将我送往地下病房进行医治，但是那个女医生看了我的伤势说我伤得很重，必须转移到正规军事医院进行治疗。这个消息真让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急切地渴望好好休息一下。但我也必须要取悦一下阿克斯曼，于是我表示自己不能走，因为他需要我，而他也立刻证明了这点！
阿克斯曼给我布置的新任务是到奥兰尼恩堡向施坦因纳传达命令，希特勒仍然指望他能发动一次有效的反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命令。我实在是累坏了，极度疲惫，伤处又疼痛难忍，但我无从选择。已经有几十个人被派去给施坦因纳送信，现在又多了哈尼斯和我，我们要去寻找那支并不存在的“装甲师”，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不知道施坦因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出发。在一家乡村小旅店里，我们遇到了来自帝国劳动力量组织的一群女孩，她们已经整装待发，但负责接她们的车却晚点了。于是，人群中出现了混乱，有些人开始大喊大叫，有些则痛哭起来。每个人心中都有着难以名状的恐惧，害怕自己落入苏联人手里，惨遭蹂躏。她们纠缠着哈尼斯和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人甚至给我们香烟和巧克力，难道她们以为我们可以帮助她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很遗憾，我们无能为力。在旅店里睡了几个小时之后，黎明前我们又再次出发。
走了没多远，苏联的火炮就开始在周围炸开了花，子弹从我们左右两侧嗖嗖地呼啸而过，突然间，我们陷入了敌人进攻的火力中心。我们试图寻找掩护的地方，但还没等反应过来，又一排子弹飞过来，击中了我们的摩托车，发出“砰砰砰”的金属撞击声。霎那间，我感到从手上传来一阵刺骨的疼痛，一颗子弹击中了我握着后车把的右手。我本能地把手举到眼前，发现右手的小指头已经被打断，断掉的部分依靠筋腱和表皮的牵连还晃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安妮·玛利亚的戒指不见了，大量的鲜血从伤口涌出。哈尼斯立刻停下了车，我用一根绳子紧紧地捆住手腕，试图减少血液的流失。
我们决定立刻返回柏林。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众多士兵和平民都涌入了撤退的洪流之中。宪兵们到处驱赶着士兵返回前线，去坚守最后一道防线，并威胁要将那些叛逃者就地正法。哈尼斯和我与一队逃跑的士兵走到了一起，当宪兵上来盘查时，我们表明自己是信差才得以安全撤离。毫无疑问，其他士兵不是成为了苏联人的炮灰，就是死在了宪兵的枪下。当我们最后抵达总部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
我马上冲到格特鲁德医生的房间寻求治疗。她为我重新接上了断裂的小指头，两边用木夹板捆绑作为固定，还给我打了止疼针和破伤风预防针。由于我失血过多，医生认为需要输血，但病房里已经没有任何血液储备，只能转到军用医院治疗。而阿克斯曼已经明确表示需要哈尼斯和我的帮助，为了不让他失望，我坚决否定了转院的请求。“我没有任何问题！”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阿克斯曼脸上露出了微笑，眼神中带着由衷的感谢和钦佩。但格特鲁德医生却坚持说按照我目前的状况，绝不能再出去执行任务，不能从事任何重体力活动。经过一番讨论，阿克斯曼同意让我留在病房中接受治疗，不过同时也给了我另一项任务。由于苏军已经逼近恺撒大道，阿克斯曼不得不将指挥中心转移到老大臣花园对面的纳粹党总部中。格特鲁德医生和她的医疗所也要一起搬过去，我的任务就是监督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虽然这并不是最危险的任务，却可以为我赢得铁十字勋章（一级），而且也让我有机会目睹了格特鲁德医生手下这些姑娘们的英勇表现。
当我和哈尼斯在竭力寻找施坦因纳的部队时，地堡里的混乱正愈演愈烈。希特勒歇斯底里的疯狂怒吼让德军将领们相信，他们的元首已经走到了神经错乱的边缘。4月22日的整个早晨，希特勒都在不断询问施坦因纳的反击情况。凯特尔、克雷布斯和约德尔都不敢告诉他真相，事实上，德军已经组织不起任何的反击。此时的施坦因纳可能正带着他那些残兵败将绝望地守候在某个角落中，或者面对着敌人摧枯拉朽般的攻势，早已逃之夭夭。
不断有电话打入地堡，可是内容却相互矛盾。有些将军告诉希特勒德军正在进行反击，而有些则报告没有任何施坦因纳的消息。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随着时间的流逝，希特勒变得越来越激动，越来越不耐烦。当天下午3点，他还组织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者包括鲍曼、布格多夫、约德尔、凯特尔和克雷布斯等人。在会议桌的另一边，还坐着他们各自的助手，包括党卫军联络官、爱娃·勃劳恩的妹夫赫尔曼·费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很快，费格莱因就将成为地堡里的主角。
会议先由约德尔和凯特尔总结目前的战局情况，结论是形势不容乐观：苏军已经攻入柏林北郊，柏林市区已完全处于苏军火炮范围之内。希特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依不饶地询问着施坦因纳的情况。约德尔和凯特尔支吾地道出实情，告诉他施坦因纳的大部分兵力都已被抽调到南线救援，他根本无力组织任何反击来遏制苏联人的进军步伐。
地堡里的疯狂（3）
希特勒已经被军队的无能气得晕头转向，他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发泄胸中怒火，首当其冲的是身边“恶毒”的保健医生西奥多·莫雷尔。希特勒认为他一直在用慢性毒药毒害自己，以实现一个卑鄙的目标。希特勒相信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目的是要把他劫持到巴伐利亚。希特勒把莫雷尔叫到书房里，当场解除其职务并将他赶出地堡，接替他的是高高瘦瘦的党卫军上校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Ludwig Stumpfegger）。
接下来，希特勒又将怒火转向了魏德林。魏德林已经将指挥部转移到了柏林东郊，但希特勒却命令他即刻把装甲部队撤回城内。魏德林觉得希特勒是疯了，如果把坦克全都聚集到市区，无异于自掘坟墓，但希特勒却警告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就要枪毙他。与此同时，魏德林的上司伯西正命令他率部与第9军会合，同样，不服从的结果也是枪毙。虽然伯西的命令更为合理，但魏德林也有自己的苦衷，苏联军队的强大攻势逼得他节节败退，想同第9军会合难如登天。魏德林最终选择了折衷的方案，他把指挥部再次移到了距市中心仅有6公里的地方，但并没有派出自己的装甲部队。魏德林的公然抗旨让希特勒大发雷霆，他严厉地斥责其为懦夫、第三帝国的叛徒，同时还派了一名高级军官前去逮捕他。
正当局势迅速恶化时，希特勒突然想到了“名人组织”，该组织由数百位知名的战俘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盟军领导人关系密切。纳粹将他们关押在柏林城外的集中营，作为战争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过现在希特勒又有了新的主意，他准备将他们全部枪杀，一个也不留！凯特尔被他的想法惊呆了，这将招来盟军最为可怕的报复。他极力劝阻希特勒不要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希特勒最终同意了，情绪也渐渐趋于缓和。但是没过多久，希特勒心中满腔的怒火又要再次被点燃。
现在，希特勒已经清楚地知道施坦因纳的部队一直待在原地，没有前进半步，也没有任何反击的意向。在听闻真相后他变得暴跳如雷，把与会的一些助手惊得浑身战栗。他脸色铁青地痛斥施坦因纳的背叛和周围所有人对他的不忠，军队将领一直在撒谎欺骗他，没有人值得信赖，没有人告诉他真相（这句话倒是真的）。空军不可靠，陆军不可靠，现在就连最忠心耿耿的党卫军也靠不住，“我们输掉了战争！我们输掉了一切！”希特勒哭丧着脸嚷道。这是在座的人第一次听到他亲口承认战败，在此之前，任何人胆敢发表这类失败主义言论，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希特勒对着会议桌周围的将领们大吼大叫，他那歇斯底里的责骂声穿透了墙壁和走廊，连地堡上层的人都能听到。他的脸因为极度愤怒而变得扭曲可怖，还一度瘫坐在座位上像个孩子般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