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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师承记》八卷、《宋学渊源记》二卷，清江藩撰，八卷之书记同一时期内与汉学家对立的理学家。
《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清唐鉴撰，记清代御用理学家。
选文：
1、串讲
2、重点词句：周海门 陶石篑 点以一二字
3、翻译
《明儒学案·凡例》译文
从过去到现在关于理学方面的专著，前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近有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二书罗列各家学说很完备，但陶望龄在给焦竑的书信中说：“周汝登自己认为身居山麓江畔，见闻狭窄孤陋，曾经希望广泛搜集书面资料和口头资料，增补所遗漏的部分，不敢就说这本书已经是定型的著作了。”况且各个理学家自己有自己的宗旨，而周汝登持守发挥禅宗学说，搅和金银铜铁铸成一器，这是周汝登本人的宗旨，不是各个理学家的宗旨啊。孙奇逢混杂收录，不做进一步的审察区分，书中评判注解所涉及的地方，不一定就抓住了各家学说的要领，而他的所见所闻也如同周汝登一样。研习者观看我这本书，然后会知道周汝登、孙奇逢两家的疏漏简略。
大抵某个人的学说具有宗旨，是这个人独树一帜的地方，也是研习者研习这些学说得以入门的地方。世界上的道理无穷无尽。如果不用一两个基本概念来限定，怎么能统括那些无穷的道理而使它掌握在我手中！所以宣讲个人学说却无宗旨，即使具有独到见解，也是一团没有头绪的乱丝呀。研习者不能抓住这些人学说的宗旨，即使阅读他的著作，也像张骞首次来到大夏，摸不清月氏对西汉的真实意图。我这部《明儒学案》，区分各家学说的宗旨，像拿灯照影一样。杜牧曾说过：弹丸在方盘中滚动，横着滚、斜着滚、转着滚、直着滚，滚到哪里停住了，不能全部猜得到，但肯定可以知道的是，弹丸不能滚到方盘外面去。宗旨大概也像这样罢了。
我曾说过，明朝的文章和业绩，都赶不上前代。唯独在理学方面，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细枝末节，全都辨别得清清楚楚，的确能阐发出先儒所未曾阐发出的东西。二程、朱熹排斥佛教，虽然说法很多，总是停留在表面上，对佛教中越貌似有理而越淆乱经义的那些理论，终究还是指不出来。明儒却在最细微的地方，使佛教连逃遁的影子都没有了。陶望龄也指出过：“如果拿见解来说，当代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很大范围内有超过先儒的。”这与我的说法不谋而合。
常常见到编辑先儒语录的人，只是汇聚摘抄好多条，却不知道什么叫作取舍的标准和用意。先儒们一身的思想宗旨不曾经透露出来，怎么能够看出他们的学术总值呢？我这部《明儒学案》，全从先儒的全集中抽取要点、探求宗旨，未曾袭用前人的旧有专著。
儒家学者做学问，和佛教禅宗五派一定要把本派分别上推到青源、南岳不同。孔夫子已经什么都学，周敦颐不靠传授就使理学肇兴，陆九渊没有师承也自成一家。然而在此过程中，从二程到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经过数百年之后，还一直奉守本派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所确立的宗旨。这决不是像佛教禅宗那样附会源流才罢休。因而我这部《明儒学案》，依据传授系统，分成各个学派。那些异学突起的人，以及不像异学突起者那样显光的人，统统列入诸儒学案。
做学问的原则是：以各个人独立探讨确有所得为真学问。凡属依傍或因袭他人，照样子画葫芦的，不是随大流的书呆子，就是抄缮经书的行业。我这部《明儒学案》所编列的，既有志向极端化的独立见解，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研习者对于他们的不同之处，正应当注意加以理会，所谓本原相同而分支各异呀！用水知水，哪里算得上是学问？
胡大时跟随朱熹求学，朱熹让他研读《孟子》。有一天朱熹问胡大时：《孟子》中“至于心就偏偏没有相同之处吗？”这句话是指何而言？胡大时用“所见”二字解答。朱熹认为不对，并且批评他读书粗心大意，不认真思考。胡大时下来后苦苦思考，因而得了病，朱熹这才告诉他。古人对于求学的人，不轻易传授点拨达到这种地步，大概是想让他自有所得呀。即便是佛教，也最忌讳道破真意了，一道破真意，人们就像拿光亮照黑影一样做游戏了。我这部《明儒学案》，不免内容庞杂凌乱，研习者读过后只是增加一些见识，不去研究原著，自有所得，那么我反而因为这部书而对天下后世犯下罪过了。
本书搜罗很广泛，但一个人所见所闻很有限，还有待于继续访求，即便是我曾经看到而又遗失的，如朱布衣的《语录》、韩苑洛、南大吉、穆孔晖、范环诸人的文集，都不曾收采进来，海内肩负学术文化的传播的重任的人，别舍不得指教我。这不是后学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啊！
思考题：
1、阅读一部有关明代思想史的著作，了解其基本发展脉络。
2、翻译本文第一、二两段。
3、《明儒学案凡例》与黄宗羲的“学有宗旨说”和“学贵自得论”
参考书：
1、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王育济《理学·实学·朴学》，山东友谊出版社1993年版。
3、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4、萧 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二六、《日知录》
重点：
《日知录》的写作特点和顾炎武的思想特征。
难点：
《日知录》的思想特征。
解题：
《日知录》，三十二卷，明末清初顾炎武撰，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读书笔记。
顾炎武从三十岁以后，开始写作读书笔记。有所收获就记下来，有不对的再修改，发现前人已有的就删去，积累三十多年，乃成一书。因为《论语》记子夏有“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等语，所以取名叫《日知录》。
顾炎武前曾因友人多求抄写，患不能给，遂于康熙九年（1670年）先刻《日知录》八卷（后附《谲觚十事》）行世，世称符山堂初刻本。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去世，其弟子潘耒从其家求得《日知录》全部手稿，经再三校勘，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刻于闽中，是为遂初堂刻本。此本计三十二卷，文字多于八卷本约五倍。但由于潘耒惩于当时文字之祸，不得不对原稿中大量“违碍”之处进行删改，“所刊落者有全章，有全节，有数行，自余删句换字，不可遽数”（详见黄侃《日知录校记序》）。潘耒是顾炎武入室弟子，自己删总比让官府删要好得多，所以潘氏的功劳仍不可没。所幸当时还有手抄本暗自流传于世，给后人恢复原书本来面目提供了机会。
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有据遂初堂重刊本，末附《日知录之余》二卷。另外还有乾隆时巾箱本、皇清经解本，这些在版本上都没有什么重要价值。
及至道光年间，青年学者黄汝成以遂初堂本为底本，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校本，成《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复得《日知录》“原写本”，并参以陈訏（宋斋陈氏）、张惟赤（南曲张氏）、蘧园孙氏（名佚）、楷庵杨氏（名佚）等校语，成《日知录刊误》二卷。后又得陆筠（匏尊陆氏）校本，作《续刊误》二卷。这样，虽然黄汝成也不敢用“原写本”中的违碍文字补改潘氏遂初堂本，但毫无疑问，他的《集释》和《刊误》给世人提供了《日知录》的最精善之本。至于黄氏在《集释》中收录了道光以前九十余位学者对《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更使他稳坐潘耒之后顾氏功臣的第二把交椅。《日知录集释》以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本为最善。
黄侃的《日知录校记》一卷，使本书在《集释》之后在版本上得到了一个突破。潘耒惧于文字狱，不得不删改原文；黄汝成虽然得到了原写本，也无法据以恢复本来面目，这样，《日知录》的原作思想必然受到极大损害。黄侃在民国间从张继手里得到雍正间《日知录》抄本，据以对校《集释》，补正数百处，近万字，恢复了湮没二百余年的《日知录》本来面目，不能说不是一件大快事。
《日知录》今本共存笔记一○一九条，清末又发现残稿《日知录之余》四卷一一○条，近人黄侃又据清雍正间旧抄本辑补数条，总计有一千三百条以上。各条字数没有限制，写法也不一样。
今本内容，据潘耒的意见，可分为八类：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则以为应当分为十五类。其实，《日知录》除少量涉及语言文学、天文数学等问题的条目而外，大量篇幅都在讨论历史问题，以及研究历史所需的文献学、沿革地理和方法论等基本功夫。书中所谈经义，重点也在于探讨古文献的实际历史内容，而较少空洞的道德说教。因此，如果说本书主要是一部史学著作，那将是恰当的。
明亡的惨痛，当时的士大夫多归罪于明朝王学末流的空疏与狂妄，顾炎武比黄宗羲更加激烈，在《日知录》中，他反复痛骂王阳明一派只会说空话，比魏晋清谈为祸更烈。书中说古道今，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显示出他确实想找到救治社会弊病的良方。
《宋世风俗》，选自《日知录》卷十三。原题下收笔记六条，这里节录的是二、四两条。顾炎武把两宋官场风气日趋腐败，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无疑是找错了原因。但他指出大量投机钻营之徒，借拥护新政之名谋取私利，并博得宋神宗、王安石的信用，是这场改革失败的一大原因，则应该说有相当的道理。
选文：
1、串讲
2、重点词句：干进 驯至 纳节
3、翻译
思考题：
1、 选读《日知录》其它部分篇目。
2、 顾炎武对宋代风俗走向的分析是否全面客观
参考书：
1、王育济《理学·实学·朴学》，山东友谊出版社1993年版。
2、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3、萧 父 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二七、《读通鉴论》
重点：
史论体史作的特征和王夫之的思想特征。
难点：
王夫之思想的现实根据。
解题：
《读通鉴论》，三十卷，明末清初王夫之撰，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史论名著。
我国封建时代的学者，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为了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和建议，每每从事历史的研究和总结，尤喜用史论形式发挥自己的政治理论。王夫之生在明末清初，他给自己规定了治史的目的，就是着重明了历史的得失成败，以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借鉴。他同黄宗羲、顾炎武一样，推寻明亡清兴的秘密，以为祸始于明代王学末流的空言误国，但他也反对脱离实际的其它一切理论，要求治学就是要“知治知乱”，作“力行求治之资”。他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在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完成了《读通鉴论》和《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