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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萧瑀在武德时期的争斗中帮了李世民的忙，那么陈叔达更可以说是有恩于李世民了。
武德九年，李渊相信建成、元吉的谮言，要加罪于李世民。在这紧要关头，陈叔达劝住了李渊，说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意思不难懂，就是说李世民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的话，只怕忧愤过度会生出大病来（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李世民会忧愤成疾而最后导致死亡），陛下即使后悔也是找不着后悔药了。可以说，这番谏言很有学问，他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渊不是真的想致李世民于死地的心理，因此立时见效，比说些其他的话都有用得多，可谓一针见血。
想来，当时建成、元吉所告之事一定很严重，使李渊气到这个地步，但是究竟是什么事情，史书未记，也不便猜测了。只是当时离事变时间较近，又是在张亮事件和东宫毒酒事件之后，会不会与此有关呢？李渊当时“将罪世民”，从陈叔达的话中可以看出来，绝不是批评两句就能完事的，所谓“挫抑”，很可能是废掉其王位，最轻也是剥夺权力，散去府属。
奇怪的是怎么只有陈叔达一个人劝谏李渊，其他人呢？玄武门之变时，李渊身边有裴寂、萧瑀、封德彝、陈叔达、裴矩等人一起商量解决兄弟之争的事，可以推想一下，武德九年这件事在场的人中，至少还应该有个萧瑀站出来说话。但是没有。要么是因为李渊太过生气吓住了众人，要么就是在场的只有陈叔达。其实陈叔达虽然位居侍中，但与李渊关系似乎并非很密，武德时期关于他的记载比萧瑀等人少了很多，甚至还不如封德彝。道理上按说这么大一件事，实在不该少了裴寂等人。不过，那些人的倾向性这时都比较明显了，所以李渊才会找陈叔达这么个相对“中立”的人商量。
现在一般都把陈叔达归到了秦王党中，而实际上除了武德九年这件事外，以前还真找不出有力证据说陈叔达倾向于李世民，他是连随军出征都没有过的。后来李世民答谢他时，陈叔达说是为了社稷，这话我觉得有一半倒是真的，陈叔达未必真是秦王一党，只是皇上突然间说要惩办当朝秦王，任谁也得吃一惊，我觉得即使是裴寂，也未必会真会赞成——想想吧，李渊气头上说要惩治李世民，然后裴寂大声叫好的情形会是什么样，消气之后李渊一定又得生气，生那个给他火上浇油的人的气。所以无论是谁，怎么都得劝两句。而后来陈叔达与萧瑀在尉迟敬德面前共同劝李渊，倒有些政治投机的味道了。裴矩也是类似于此，他素来倾向性不明显，何以此时也摆出向着李世民的姿态呢？是因为大势已定。还有，如果李渊此时强硬到底，敬德接下来的任务未必不是杀掉李渊，这样一来，在场众人谁都不保。
尽管如此，陈叔达还是比较倾向李世民的，无论如何都比封德彝明确。正因为有这两件事，因此可以将陈叔达归到秦王党中。后来李世民当了皇帝，对陈叔达还是很感恩的，“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不过，“寻坐与萧瑀对御忿争免官”。对御忿争，的确有损朝廷脸面，但朝上打架的事也不少见，何以一下子就到免官这么严重的地步呢？看一看忿争的人，一个萧瑀，一个陈叔达，都是玄武门事发之后劝李渊让位的人。他们此时会不会是因为争功而吵起来呢？李世民一向不喜欢别人说破自己不想说出来的事（如杜正伦说破李世民要他监察李承乾之事，李世民得知大怒，然后把杜正伦贬为穀州刺史），这次陈、萧二人居然当众吵起来，自然是十分不悦，因此惩罚得这么重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陈叔达的情况比萧瑀好了很多，一是他本身性格脾气不至于那么别扭，还有一点，就是他比较知进退。后来陈叔达“散秩归第”，和萧瑀的一直为官比起来，陈叔达和李世民的关系毕竟还是不如萧瑀，也可以说明除了武德九年的一些事外，陈叔达的确是比较中立的，不像萧瑀一直都是比较倾向李世民的。
【宇文士及】
小的时候总把宇文士及和宇文化及搞混，当时实在是粗心，但这两个名字有四分之三的字是一样的，也难怪我会搞混。
宇文士及是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化及为人不怎么样，宇文士及比宇文化及强了一些，但有些地方还是不足。他还和哥哥在一起的时候，就“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也就是偷偷地向李渊示好。宇文化及有这样一个弟弟也是个悲哀，其情形，就好像楚汉时的项伯。宇文士及也许早就看出来自己的哥哥不可能成功，他唯一替他哥哥着想的一次，就是劝他哥哥一起去长安。但是如果化及答应了，那么他就没命了，凡是投到李渊那里的反王，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宇文士及此举无异于拿着哥哥的人头去给李渊做见面礼。也许他当时并不知道，但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呢？要知道，隋炀帝是宇文化及所杀，而李渊听到炀帝噩耗之后，可是大哭了一通的啊，然后又郑重其事地发丧。尽管是做做样子，但这无疑表明李渊当时就和宇文化及划清了界线。李渊能够迅速稳定长安人心，就在于他能尊隋，可以想像，如果宇文化及真来到长安，李渊连脑筋都不用费就可以杀了他。
初唐大臣众生相（上）（4）
其实宇文士及也并不是很忠于隋朝，从他和李渊商议谋反就可以看出来，而且这个时间要早于李渊身边的其他人。只是，既然宇文士及赞同反隋，为什么不和自己的哥哥商量，而是和一个外人商量呢？一般来说，谋反的事情都是找关系越亲密的人越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宇文化及谋反的时候，也没有找这个弟弟商量。看样子兄弟二人像是互有戒心，但他们又确实没有什么嫌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兄弟二人如此呢？这只怕要说到宇文士及的妻子南阳公主了。正因为弟弟是隋朝的驸马，所以化及谋反的时候不敢通知士及，怕有万一，但他确实是多虑了。从后来南阳公主决绝的态度来看，出事之时宇文士及对他的妻子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后来夫妇两人分离，重遇之时士及要求重为夫妇。这个“重”字，说明当时士及是抛弃了南阳公主的。可见宇文士及是“墙头草，随风倒”一样的人。
归唐以后，宇文士及在秦王麾下。曾看过一篇论文《宇文士及割肉及其他》，说的是李世民和宇文士及的关系问题，那篇文章看法倒也独到，认为李渊安排宇文士及在秦王府，实际上是要他看着李世民。而李世民对宇文士及其实是很讨厌的。这个观点我不完全赞同，但有些地方值得思考。比如李渊这样安排的目的，上述的理由，或许有之吧，但更多的可能是李渊想有个稍微年长一点、自己信得过的人来辅助李世民。李世民身边人虽多，但真正是李渊安排的并且很得重用的人却没有。本来温大雅兄弟倒是好人选，不过相对于李世民，李元吉更需要人来辅助。至于文章中提到武德七年元吉送劣马给世民，世民驯服之后对士及说的话，是有意通过他传达给李渊，这个就不敢赞同了。李世民当时未必会想那么多，而且那样的话让李渊知道总归不好，何况又不是李渊想要害他，传给李渊能有什么作用呢？而且李渊知道这句话是通过建成和元吉等人，而并非是宇文士及。李世民后来对宇文士及大概是有些讨厌，比如说他是奸佞之人，这大概是因为宇文士及本身那种性格和李世民所喜欢的性格不同。但是从很多事情来看，世民对士及还是很不错的。文章认为玄武门事变后宇文士及之所以能够依旧在新太子手下受重用，是因为李渊起到了作用——李渊当时连自己的十个孙儿都保不住，又何以影响世民让他安排重任给自己的眼线呢？总之，我还是倾向于宇文士及是李世民的人。
还有，宇文士及的妹妹宇文昭仪可以说在后宫中也有一定地位，李世民在后宫中不是很得力，因此，他应该很是拉拢宇文士及和他妹妹的。演义中（我指的是小说《隋唐演义》，不是《说唐》）宫门带发生后，李世民写诗辩冤，解诗者即为宇文昭仪。这个是小说家言，但我觉得事实上宇文昭仪的确是帮着李世民的，只是由于张、尹二人更得宠一些，因此收效就不如李建成了。说到宇文士及好的地方，那就是他“抚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爱见称，亲戚故人贫乏者，辄遗之”，以及他的谨慎。赞曰：“士及通变谨密”，亦为一时之称。
【封德彝】
下面一个说说封伦吧，也就是封德彝。
封德彝的情况比较复杂。说是建成的人吧，但他绝对帮了李世民很大的忙，不然不会前后赏赐以万计，而且还让李世民一直把他当心腹；说是世民的人，也不对。《旧唐书》中有一句话，“时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止”，止的是谁呢？我觉得所指当是李世民，这样无论于语法还是语句上下文的意思都比较连贯。
封伦的阴持两端是很著名的了，不少作品中都安排了他一头给李世民出主意，一头又维护建成太子地位的事。但这实在不能怪他，因为如果走错一步，那可是要赔上性命的。举个例子，一般人们都认为杨修是曹植的人，但实际上杨修也并非不想结交曹丕。曹丕曾送杨修一柄剑，说明曹丕也有意拉拢他。不过文人气质的曹植和杨修更投合一些。后来杨修终为曹植所累，死前于此也不无怨悔。封德彝比杨修可是老道多了，不但阴持两头成功实现，而且还不露痕迹，至少是瞒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能做到此的，古往今来人可不多，封德彝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人也是一种人才，只是这种人才就不必太多了。
以上这几个人，都是隋朝旧臣。若说起来，其实还有很多，像裴矩、屈突通、虞世南等等。裴矩上面提到了，一直是个中间派——所谓中间派，不反对李世民，也不支持李世民，也就是安于现状了，安于现状实际上就是支持李建成。最后裴矩在事变发生之后表现比较热心，当是一种政治投机。裴矩还有一个特点，按司马光的话说就是佞于隋而忠于唐。而屈突通则是忠于隋而又忠于唐。那么忠于隋的话怎么最后降唐了呢？看来还不是死忠的那种。屈突通比李渊还要大些，算来是李世民爷爷辈的人了，但在李世民手下却很是听话，而且很得信任。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就是派他去洛阳镇守。还有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他们是书法家，只怕对政治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此外还有个苏世长，倒有些像是魏征的先驱，但对他的评价却有一个字是“诈”，李渊就说他“卿好谏似真，其心实诈”。苏世长有一件事实在是很好笑，就是他在陕州的时候，他的属下贪污而他却无法禁止，于是在大街上命人鞭挞自己。结果那位鞭者好不给刺史大人面子，心里讨厌他的诡诈，于是痛下毒手，居然鞭出血来了。就这样苏大人一边大呼小叫着一边在旁观者的笑声中逃走了。
初唐大臣众生相（上）（5）
这些人当初和李渊同殿称臣，有些人甚至比李渊的官还要大。如今金殿之上面对当初的同僚，不知会做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