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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气势很盛，咄咄逼人，一时占为上风，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的反倾向的斗争。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于是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认为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因此，引起后方同志不满，并上书中央，说周恩来替毛泽东“解释掩护”，搞“调和”。
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而周恩来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
毛泽东这样提出请“病假”的要求，显然是违心而无奈的。岂知，会议最后表决结果，却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从上述情况来看，宁都会议的斗争，是毛泽东与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战略的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的尖锐对立，而主要不是与周恩来的对立。若把宁都会议的斗争，描写成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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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主要讨论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张闻天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同时补选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增设了中央白区工作部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然而，对毛泽东是否参加这次会议，在出版的著作中，有不同的记载。
群众出版社于1993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的足迹》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在革命遭到挫折，并面临危急形势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代表除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参加，共100多人。毛泽东以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参加了这次会议。曾维东、严帆著：《毛泽东的足迹》，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50页。
而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年谱》，则记载毛泽东未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但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3页。
上述两种不同的说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弄清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及有关情况，便可得到正确的答案。
1934年1月中旬，正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忙于准备在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以博古为总书记的中共临时中央突然决定召开六届五中全会。
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行”。见博古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上的报告《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这里所说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是指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正确主张，并且内部商定在会上对毛泽东等进行批判，所以，会议的筹备搞得很神秘。据说，连周恩来也没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当然，更不会通知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了。但毛泽东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共选出多少政治局委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其中一项重要会议内容就是改选中央政治局。
那么，这次会议重新选出多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在其中名列第几位？
中国书店于1993年1月出版的、刘思齐主编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是这样记载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会议（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引者注），却还是选进了中央政治局。不过，位置摆在12人中的倒数第二位了。刘思齐主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中国书店1993年1月版，第467页。
而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7月出版的、叶永烈撰写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有不同的记载：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毛泽东居末位。当时的排名次序为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308页。
红旗出版社于1983年4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对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和排名次序是这样记载的：
正式委员：（其中经常在瑞金者9人）
候补委员：
刘少奇朱德关向应
邓发何克全（即凯丰）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190页。
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所列的这个名单来看，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12人，毛泽东排名倒数第二位。朱德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是正式委员。
而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2月出版的《朱德年谱》证实：朱德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26页。
既然如此，那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便是13人。而刘思齐主编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记载是12人。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又查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一书。此书记载：
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到会的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各省的代表……全会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即凯丰）为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12页。
此书同样记载朱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记载王稼祥是候补委员。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候补委员？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写道：
稼祥从1931年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外交部长，1934年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仲丽著：《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35页。
朱仲丽的记述，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一书的记载是一致的，即王稼祥于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根据朱仲丽的记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的记载，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即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其中毛泽东排名倒数第三位。
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的组成，其人数应是单数，不应是双数，这是一般的常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什么是12人，即双数呢？
笔者认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在1934年革命遭到挫折，面临危急形势，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加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时间不长，紧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记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经常在瑞金者只有9人，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12人，也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具有戏剧性的是，没有让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在会上把毛泽东作为批判的对象。然而，时过几天，中央又要大会。
这次大会，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两年来各种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和经验教训，做出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经济建设问题、苏维埃建设问题等项决议，通过了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通过了国徽、国旗和军旗的决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通过的文献看，这次大会虽然接受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许多“左”的方针、政策，会后未能起到扭转中央革命根据地严峻形势的作用，但对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都起了一定作用。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