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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间谍 作者：＇美＇ 戴维·卡恩
前言
情报，始终吸引着我的兴趣；德国军队，那个闪光夺目的典范，始终引诱着我的好奇心。把这两者连接在一起的，是德军的军事情报。一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军队，怎样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中进行军事情报活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或许是有益的。德军装备精良，它的情报是否也首屈一指？德国人讲求效率，素负盛名，德军的情报活动是否同样富有效率？它的情报活动成果，是否和日耳曼人素来自负的学术成就那样实实在在？
这些都是我想调查研究的问题。我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此事，这方法在前人关于情报的著作中从未采用过。我的研究所包罗的不仅是间谍活动，而且有其他各种收集情报的方式。 （书名中的“间谍”一词是比喻用法，代表所有这些方式。）我的研究根据，不是其他作者关于情报的著作，而是原始材料。我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情报活动，而是要进而告诉人们，将军们是怎样利用这些情报，或者是怎样无视这些情报的。
非常有趣的是，这样的研究在德国方面只能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以前的普鲁士—德意志军队的文件，在一九四五年的一次空袭中毁掉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这样的研究，也是最合适的。虽然许多档案偶然或有意毁掉了，但大量材料仍然保存了下来。这些材料的互相印证，使我相信它们准确地勾勒出了整个题目的轮廓，尽管有的细节难免遗漏，但我相信重大的事件并未漏掉。战后同盟国对战俘的审讯，专门历史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提供了大量的附加情报。况且，许多当事人仍然活着，可以找他们采访谈话，这样的谈话常常有文件作帮助。
人们常常问；文件是否找得到，被采访者是否可信？文件是找得到的。战后，美国人和英国人趁他们占有德国军方的、行政部门的，外交部的和党卫队的档案时，将这些文件统统用缩微法拍摄下来。这些缩微胶卷存放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抽屉里——实际上等于放在开放书架上，任何研究人员都可查阅。原始档案后来还给了德国的三个主要档案馆——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军事档案馆、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和波恩外交部政治档案馆。一般来说，学者们在这三个档案馆里是可以查阅原始档案的。至于采访谈话，我认为，当被采访的当事人说他持反纳粹的态度，说他如何救护犹太人，如何知道“霸王行动”①的登陆时间和地点，希特勒如何不听他的劝告而输掉了战争，当他讲这种话的时候，他是不可信的。但是我并没有用这些谈话作为这些事情的佐证，我只是把它们当作低级的事实性材料，或者用来点缀“色彩”，例如当事人当年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他是如何操起谍报这一行业的，一个典型工作日是怎么安排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我认为捉供情况的当事人可以信赖。
在调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军事情报的过程中，我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陆军方面。陆军的规模和它的成败的重要性，使其在军事情报活动中占据支配地位，当然，所有其他部门的谍报活动，归根结底都是力求保证战场上的胜利，因为只有战场上的胜利才是决定性的。我的研究排除了若干方面，例如气象、制图、雷达。我之所以要排除，或者由于它们不牵涉敌人的情报，或者由于太专业化，在别处已有阐述。同样，所有反谍报方面也一概删除了，例如共产党“红色管弦乐队”间谍网和反希特勒的抵抗组织，它们有时向同盟国提供情报。本书只研究进入德国的情报，而不研究从德国出来的情报。
所有这些调查研究结果如何？首先是收集到了大量素材，据我所知，这些素材从未见诸书报。这部作品描写了德国情报界的重要人物，不仅有举世闻名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而且有帮助德国进行大西洋战役的默默无闻的密码破译员；不仅有格伦将军，而且有虽担任武装部队情报首脑但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人物。它详细叙述了空中侦察员如何在苏伊士运河上空飞行，拍回英国海军舰船集结的航空照片，在前线活动的间谍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获取有关对面敌军部队的情报。它描述了在提供情报时只投希特勒所好的武官，以及根据坦克下面取出的黄铜名牌就能推算出苏联坦克产量的统计学家。
它拍摄了一些特写镜头：格伦的情报处谄媚取宠的活动，文件伪造匠为特务伪造文件，谍报头子互相争权夺利，他们如何索取金钱酬劳在国外活动的间谍。它仔细研究了德国情报机构在战争的三个严重关头——进攻俄国、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诺曼底——所表现出的效率。它从许多方面比较了德国和同盟国的情报机构。
从比较普遍的意义上讲，我所研究的是希特勒的情报机构及其活动成果。或者，换句话说，我所研究的是整个德国收集情报的机构。以前似乎没有任何人做过这样的工作（在我完成了这项工作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去做）。
由于情报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作用，我的工作可能有些用处。为什么情报工作常常遭到歧视，这个问题使所有情报组织感到困惑不解。我在调查这个问题的时候，拥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可以把德国军队当作一个例子，因为在德国军队中，这个问题要比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更为严重。在对各种情报制度进行比较的时候，出现了一幅令人惊奇的鲜明对照：所谓富有效率的独裁体制和历来踉踉跄跄的民主体制，在效率方面究竟谁高谁低。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希望本书对政治科学有所贡献。
本书还希望对历史有所贡献。它试图解释为什么情报上升到了现代的重要地位。它力求回答为什么那位如此巧妙地驾驭过现实、后来成了欧洲主宰的人物，却怒气冲冲地把他办公桌上讨厌的情报文件一手扫掉。它调查了德国式的狂妄自大对德国情报所产生的影响，探寻了那种狂妄自大的根源。而且，由于第三帝国情报机构中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帝国社会的其他部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也发生过，因而情报界这个缩影可能有助于显现整个纳粹社会的面目。
最后，本书为军事情报捉供了一些理论，或许能使公众警惕毫无限制的情报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在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党的情报机构开始越俎代庖，掌管对外政策，结果往往产生了副作用。当今情报机构的许多人也会仿效这种做法。
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和写作的主要结果还是这本书。这本书对于喜欢有关谍报、纳粹德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的男女读者来说，可能具有吸引力。
写作这本书，面临着一个不寻常的问题：德国情报机构和德国枪炮的每一次胜利，正好是正义和自由的一次失败。
我不能以肯定的观点或颂扬的词句来赞美德国的这些业绩；我不能抱着道德胜利感来结束描写这些业绩的故事。倘若我是在写同盟国，我便会抱有这种胜利感。赞美之词每每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也记得有些栩栩如生的形象描绘可以加以使用，例如《失乐园》中的几句诗，就维妙维肖地形容了空中侦察的情景： 彼时撒旦，正沿冥夜这方的天墉而进，身挂在鸿蒙气里，半暗微明。
然而我不能以这样的颂歌来美化纳粹德国的恶棍及其元凶。即使把希特勒比作撒旦，不也就意味着他曾经是一个天使吗？因此，我割舍了可为一个篇章的结尾添姿增彩的褒扬颂美之词，代之以低调的平铺直叙的散文词句。
同样，阅读这本书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许多情报活动是异常体面的。它们只不过是来来往往地传送纸片。可是读者必须时刻牢记，在希特勒的德国，这些活动是在双重恐怖背景下进行的。一个背景是战争本身，战争的现实，虽说有威武雄壮的军事检阅、铮铮闪亮的勋章奖牌、使人悦目赏心的电影镜头般的爆炸场面，但更多的是父亲和儿子在流血，在变瞎，在受冻，在挨饿，在死亡。另一个背景是纳粹主义，它的最终现实，不是见之于高速公路，而是见之于毒气室里被屠杀的无数良民百姓。
因此，这本书的色彩不是姹紫嫣红，它的声音不是喇叭的鸣奏，它的形象也不是光耀夺目。这本书的色彩是暗淡的，是纳粹党的色彩，是污泥的色彩。它的声音，是人的肢体被炸断时发出的惨叫，是党卫队的机枪先朝着母亲，后朝着她们的孩子扫射时孩子发出的哭喊。它的形象，是从死者脚上拔下的鞋子堆成的小山，是那瘦骨嶙峋、呆若木鸡的俄国战俘，是戴着黄五星的小男孩在举着他的双手。在一本描写德国情报活动的书中，这些情景不大突出，但它们是绝不会被忘记的。
许多人为本书提供了帮助，常常只是充当我的意见的共鸣板。有些人特别热情，我愿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首先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及其同事，两年中，他们盛情接受我为高级研究员，使我在与给人以启迪的各界学者的多次谈话中获益非浅。尤其是德国问题讨论会主持人安东尼·Ｊ·尼科尔斯，他不仅为我联络了友谊，而且给了我启发。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安妮·艾布莱，允许我在她那儿进行研究，查阅当时还未编目的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土收集的作品。
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Ｈ·Ｒ·特雷弗一罗珀，自始至终指导这部作品的论文答辩，使它非常成功地被接受为哲学博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我对他的鼓励深表感谢。
现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战争史齐切利讲座教授迈克尔，霍华德，加深了我在军事史许多方面的知识。尼古拉斯·雷诺同我就德国军队问题进行的无数次讨论中，同样扩大了我的知识面。蒂莫西·ｗ·梅森开拓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德国历史中我连想也没有想过的那些方面的内容。
拉迪斯拉斯·法拉戈诚恳地把有关谍报局不来梅前哨站在英国和美国间谍活动的档案的珍贵缩微胶卷借给我。戴维·欧文向我介绍了许多的珍贵资料，不是他，我绝不会看到这些东西。
我在弗赖堡军事档案馆的一年研究期间，该馆工作人员不仅向我提供了大量文件，速度常常很快，而且为我带来了友谊。我的顾问赫尔穆特·福威克特别热情。提供帮助的还有弗里德里克—克里斯琴·斯塔尔，格尔德·桑德霍弗，艾尔弗雷德·博特拉，汉斯约瑟夫·梅尔雷弗，马丁·齐格尔，伍尔夫·诺克，埃里克·克罗克，罗伯特·莫泽和奥斯瓦尔德·宾格。
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罗伯特·沃尔夫档案室总是效率卓著。帮助它和我的是约翰·门德尔松、乔治·瓦格纳、约翰·泰勒和蒂莫西·南尼格。在保存军事史料的军队中心，莫里斯·马特洛夫、查尔斯·麦克唐纳、德特马·芬克和汉纳·蔡德利克总是有求必应地供给我资料。
当我在柏林文件中心进行研究的时候，沃纳·皮克斯和已故的理查德·鲍尔给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研究前谍报局成员的工作小组里的弗朗兹·索伊伯特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