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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定要外交官来做这样的工作？难道政府不能在国内收集有关另外一个国家的情报吗？显然，在国内不如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内部收集情报来得好。置身于那个国家，可以会晤较多的人，能够阅读较多的一般报刊和各种类型报刊，可以旁听议会辩论，参观建筑物，而且，只要在街上走走，购买食品和衣服，坐火车，上剧院，就能感觉到这个国家经济和文化的活力。大型驻外使馆里的专家、通常称为“专员”，集中了解所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情况。他们主要通过同所在国政府官员的交谈和阅读报纸来收集情报。他们把这种情报汇编成报告，通过邮件、电报或无线电送交外交部。在柏林市中心，威廉街七十六号，一栋用灰色石头砌成的十八世纪的房子，就是外交部所在地，除了大门两侧的两个狮身人面像以外，一切设计都朴素大方。里面，官员们在政治商务部门的各地区组里办公，阅读外交官送来的报告，并且根据这些报告，向德国外交政策的唯一决策人阿道夫·希特勒提出外交政策建议。
对于德国外交部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意味着驻外使馆一个个地关闭，它的影响减弱下去。但是战争也迫使外交部在它一向回避的领域——军事领域——里工作。外交官一般宁愿让他们的武官去搜集有关军队和武器的情报，他们自己则追求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崇高目的。但是纳粹的侵略把他们的亲善使命变成了害人的勾当。甚至在战争开始以前，外交国务秘书就通知各个主要驻外使馆，不要使劲地维护和平，而要“在获得军事情报方面进行合作……”。
德国驻美国的领事们积极热情地担负起这个任务。爱德华·卢尔茨在纽约剪辑报纸，购买英国及其海外领土的地图。在费城的埃里希。温德尔斯、在芝加哥的格奥尔格·克劳斯一维希曼博士以及在克利夫兰的卡尔·卡普都寄剪报给华盛顿的武官。在洛杉矶的格奥尔格·居斯林博土仔细研究当地报纸——他的领事馆阅读十种南部加利福尼亚的报纸，以及其他的出版物，包括商会的专门报告。他还派他领事馆里的一个人，每周两次开汽车出去观察，数一数几乎是露天的工厂生产的飞机数量。
战争期间，外交官们首先要搞清楚对方想干些什么。对他们来说——对所有的人来说也是这样——这种想要知道对方将干些什么，是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有时他们，或者向他们提供情报的人，是成功的。埃特尔预先提醒英国要进占伊朗就是成功的一例。一九四三年德国驻西班牙大使的报告也是成功的。他在五月二十五日的电报中说，他的老朋友，三个星期前被罗斯福总统接见过的西班牙驻美大使说，罗斯福将在一九四四年再度参加竞选，只有美国在军事上遭到重大挫折，才会减少罗斯福重新当选的机会。
但是，外交官，或者提供情报给外交官的那些人，往往犯错误。一九四零年，德国驻华盛顿代办预告，美国给英国五十艘驱逐舰、英国让美国使用西半球基地的这样一笔交易达成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几个星期后，这笔交易成功了。在丹吉尔，德国外交部派驻那里的代表发电报给柏林，叙述了在北非的轴心国部队投降后一个月，他同西班牙的总参谋长的一次谈话的中心内容。这个西班牙人刚刚拜访了美国马克·克拉克将军，觉得美国人给他“一种很坏的印象……
他不认为克拉克将军的军队在两个月之内能准备好对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可是一个月后，美国人在西西里登陆了。
由于预言错误而造成最严重后果的一次事件，是一九四一年春天在南斯拉夫发生的。德国外交部同统帅部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一样，事先完全不知道南斯拉夫发生了政变、撵走了亲轴心国的政府，建立了反轴心国的政府。这个变化导致希特勒进攻并征服南斯拉夫，因而使他猛攻俄国的计划推迟了一个月，他后来回顾说，这是使他在这次战争中败北的原因。由于这次情报失误，希特勒愤怒斥责他的间谍头目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
象这样使人难堪的事情不止一件。里宾特洛甫想控制党卫队保安处对外间谍机构，但他没有成功，因此还得依赖它和统帅部谍报局提供秘密情报。希特勒怀疑苏联大使馆的一个间谍、里宾特洛甫手下的一个情报员是双重特务。他经常批评里宾特洛甫的外交官，表现出他普遍不相信专家和专业人员。正在这个时候，从完全不同的一个方面提出的一个建议引起了里宾特洛甫的注意，使他在焦头烂额的困境中找到了一条出路。伊拉克开始反抗英国的统治，他的政治部负责人建议外交部给那里的反英领导人一部无线电发报机和一套密码；这样那位领导人就能直接把政治情报发给外交部，外交部就可以不依赖统帅部谍报局了。里宾特洛甫同意这个意见，并且根据这个意见建立了一整套他自己的间谍机构。
他的想法几乎是有先例的：十八世纪的法国，路易十五的驻外机构中另有一套秘密报告和谈判的机构，这个机构使得在正式的外交官以外又多了一套人马，而且常常互相抵触。里宾特洛甫觉到间谍提供的情报可能给希特勒印象更深；它肯定会更好地迎合希特勒的这种观点；最好用勾引外国使节和外国政治家的女儿的办法来搜集外国情报。认为间谍机构可能会触犯长期存在的外交常规这种想法并没有吓住他。南斯拉夫政变后三个星期，四月九日，德国外交部政治部主任记下了里宾特洛甫在那一天作出的决定：立即为外交部在北非和中东建立一个它自己的情报机构，独立于统帅部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 为此，他（里宾特洛甫）尽一切可能提供经济援助，无论是黄金还是外汇，并说，他要指示路得部长（马丁·路得，德国内务部长）提供一切必要的最现代化的技术援助，诸如无线电设备，等等。以后这个机构将并入由外交部长组织的一个独立于其他各部的新的情报机构之中。
两个星期以后，里宾特洛甫任命安多尔·亨克领导这个机构，安多尔·亨克是个四十五岁的职业官员，当时在柏林工作，一九三五年入党。
亨克在情报部门内部建立他的中心，也许是作为一种伪装。名称叫做情报三处，情报一处和二处，以及后来的四处到十五处，以对外宣传的方式发情报。以后亨克到处建立获取情报的据点。有时他从柏林派人出去；有时他利用手边的人。每个据点的头目都是德国在那个国家里的使馆人员。他们雇用德国报刊或通讯社的记者、商人、当地德国居民等作情报员。亨克禁止“积极的间谍活动……我们要坚持使用合法手段，不要做损害友好关系的事情。我们不能去砸保险箱或偷窃外交邮袋！”这种禁令可能违反里宾特洛甫的愿望。情报员的目的与其说是搜集具体情报，不如说是笼统报告对某个国家的感受，它的政府的稳定程度以及关键人物的可靠性。
亨克在几个星期之内就使这种机构运转起来了。
使馆负责人自然不喜欢这种竞争机构，但是他们大多数并不提出抗议，特别是因为他们能够阅读这些报告，虽然他们不能修改或扣留它们。党卫队保安处则比较难对付了，有一次它真的逮捕了情报三处的几个情报员。情报三处附属于外交机构，这就产生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只能在德国的盟国和中立国进行活动，而这样的国家大多数在欧洲，虽然它确实有一个情报员在上海，另外还有一些情报员在南美。它的活动重点主要在巴尔干半岛各国。
情报三处的每一个据点的头头用信封将报告邮寄到柏林，信封上写明亨克亲启。在柏林，他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官员和三、四个办事员——对这些报告进行分析、综合，然后送给国务秘书，里宾特洛甫，或者有关的机构。里宾特洛甫将其中的大约百分之五送呈希特勒。例如，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希特勒收到两份情报三处的报告，一份是关于伊朗的政治和军事局势的，一份是关于埃及局势的。
这样的报告有时有错误，有时不准确。德国和意大利在南斯拉夫扶植的克罗地亚傀儡共和国里，有情报三处的一个特务，他指出有几个部长是“亲意大利的”。在伊拉克的一个情报三处的人宣称，伊拉克首都的形势对德国来说并不危急——四天后亲轴心国的内阁垮台并逃跑了。在土耳其的一个情报员报告说，英国和苏联对伊朗的占领，已经在有影响的土耳其人士中间“引起了惊慌”。紧接着的三页里也充满了同样详细的新闻材料。
一九四三年，亨克被提升为外交部政治部主任，他仍然控制着情报三处，但是首先从伊朗召回埃特尔，然后把前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儿子马沙尔·阿道夫·巴龙·冯·比贝尔施泰因立刻派去任职。但后来报告的质量和数量显著下降，一部分原因是信使困难。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这个机构就被放弃了。甚至亨克也承认它“没有获得非常重要的情报”。
象一切情报机构一样，德国外交部是个巨大的过滤器。
它滤掉许多材料，只把最重要的部分送交最高层的负责人。
每天数百页报告用电报和邮件涌向威廉街。官员们只把报告的三分之一递交国务秘书，国务秘书再把其中最重要的一些送交里宾特洛甫，他在离元首很近的专车上，而元首一般离柏林很远。后来外交部的联络官每天平均大约送四份材料给希特勒。
然而，里宾特洛甫对他的外交部长这一职务有一种特殊的看法，认为池的主要职责除了执行元首的意志以外，是使元首不产生怀疑，不去思考可能使他产生怀疑的事情。他要他的官员们具有同样的信念，不许他们递交可能动摇这种信念的报告。结果，尽管他的下级经常报告令人愉快的实际情况，而通过他送到希特勒那里的报告，却是客观的少，主观的多。
5。武官
军队部三处在挨饿，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军队部派遣“任何陆海空军代表到任何国家去”，三处这个情报机构因而深知没有什么情报来源，只好饥肠辘辘地过日子。三处深知只有它自己的专家、专职观察员才能采集到它所需要的食粮。因此，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它拚命鼓励军队的指挥机关重新派遣武官。但是只有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政府才觉得可以授权给他们。他们将在四月一日就职。
陆军任命了七位武官，指定其中的四位立即到几个岗位就职。这样它就在十四个国家有了代表机构：美国、英国兼比利时与荷兰，法国、意大利兼匈牙利与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兼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苏联兼立陶宛。海军向伦敦、巴黎和罗马尼亚派了武官。空军事务原来由陆军兼管，后来空军也开始派遣它自己的武官。一九三八年以后，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只任命一位德国武官，处理同东道国整个武装部队有关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