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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陆海空三军为设立武官费了不少口舌，进行了长期的鼓动，它们却没有培养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材来，后来它们也没有这样做。人员挑选似乎没有一定之规。陆军人事部门根据它对一些军官的能力的一般了解，把他们推荐给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同外国军队局和军队部（后来则是陆军参谋总部）的负责人讨论这些人员名单，并且作出选择。他是根据他们是否有奸性格，是否有渊博的军事知识，潇洒的社交本领和漂亮的面孔这样一些素质进行挑选的。
挑选适合于国外工作的专家是比较困难的，为此，陆军总司令常常在陆军参谋总部以外的地方寻找人材。例如，任职时间最长的驻莫斯科武官奥古斯特·克斯特林将军，就不是陆军参谋总部的成员。但他是在俄国出生和长大的，参加过塔内贝格战役，因而在一九三一年担任了德国军队驻苏联的代表。外国军队局后来的一位局长称池“是一九四一年以前德国最了解苏维埃俄国的一个人”。在土耳其、希腊和伊朗担任过武官的汉斯·罗德上校，虽然也不是陆军参谋总部的成员，却非常了解近东，写过六本关于近东的书。
但一般来说，陆军是从陆军参谋总部里挑选武官的，主要原因似乎是挑选武官的人本身是陆军参谋总部的成员，因而熟悉所要挑选的人。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可能不是最好的。恩诺·冯·林特伦的一位朋友是陆军人事局局长。林特伦不懂意大利文，对意大利这个国家知道得也不多。但是他的朋友还是任命他担任驻罗马武官这一要职。他在就任之前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复习了一个月的法语，因为法语是外交语言，阅读了一些关于意大利的背景材料。然后在外国军队局意大利组实习了三个星期。他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有一次，意大利总参谋长不得不告诉他要学点意大利语，那样他们就可以比较自由地交谈了。
有时候，决定任命的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在希特勒之前当过短时期总理、有政治头脑的库特·冯·施莱歇将军，有一个追随者叫欧根·奥特。奥特随着他的主子一起倒台了。他原来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希特勒把他踢到半个地球之外的日本去，让他在那里担任武官，莫里茨，冯·法贝尔·杜·福尔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人，也不是参谋总部的成员，他始终觉得他是被他的敌人赶到贝尔格莱德去的。
然而，通常还是按照人尽其材的标准挑选人的。第一批任命的七个武官中的三个曾经担任过外国军队局局长：华盛顿的弗里德里希·冯·伯蒂歇尔将军，巴黎的埃里希·库伦塔尔将军和罗马的赫伯特·菲舍尔上校。在一九二二年访问过美国四个月的伯蒂歇尔，以及驻伦敦的第一任武官莱奥·巴龙，盖尔·冯·施韦彭堡将军都会讲英语。
武官的职务是个美差。它给人带来自由、威望和乐趣，而且工作不紧张。盖尔写道； “武官可以随意按照他所选择的方式着手进行他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法贝尔·杜·福尔从到达贝尔格莱德的一班东方快车上走下来，这是他三十年军人生涯中第一次得到了独立自由。 “我只有一个上级，就是参谋总长。我的报酬很高。我可以穿便服，只有在摄政王面前才穿军服。大使并不是我的上级，我只不过隶属于使馆罢了；武官处除我之外，只有一个办事员，我自己履行义务。我只要不时地写一份报告，每隔一周按时报帐就行了”。武官的补贴使他们能够占有一所房子，还有仆人，可以进行必要的社交活动。他们有政府配给的小汽车·旅行费可以报销。在比较大的国家里，他们有一两个上尉作助手。武官的这种生活平均过三、四年，然后回国从事普通工作。这些回国的武官风流潇洒、精明练达，又学到了新本事，人们对他们不禁刮目相看。
外交使团的首脑要么在武官的报告上签字，要么写上他的不同意见；没有武官的同意，他不能修改或扣押他们的报告。这些报告通过无线电或信使送到外交部。外交部将密码翻译出来，必要时复印，然后送给陆海空三军。至于特别秘密的问题，武官们就使用自己的密码机器，这样的机器只有武装部队三军才有。虽然很少使用这些机器，武官却经常向参谋总长或他们的情报头子写亲启信，作为对正式报告的补充。在这些信里，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发表意见，因为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看这些信，而这些人里面并不包括文职外交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武官每年一次回柏林参加八至十天的会议。他们了解本国军队的最新情况，同上级密谈，同东道国的驻柏林的武官会晤，还在全体大会上发表十至十五分钟的讲话，介绍他们东道国的情况。法贝尔·杜·福尔对一九三五年的会议（希特勒出席了那次会议）作了一番讥讽的描绘。在这位武官看来，那次会议宛如慕尼黑霍夫布罗大厦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他发现这次会议没有记录，无视军事客观现实。 “武官们……把一切都描绘得象玫瑰花一样美好。人人都热爱我们，向往国家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就是如此。元首说，你只要有勇气，不能办到的事情也能办到，这个理论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
在柏林，陆海空三军的总司令部和最高统帅部都设有机构专门接收武官的报告。它们从外交部接收武官的报告，把这些报告分发到有关单位；再把德国军队的要求提交给武官；随时把情况通知武官；处理帐目并提供供应晶；他们还处理驻柏林的外国武官的各种事务。
武官是通过公开方式收集有关东道国军队的情报的。他接收东道国的武装部队主动提供的或者应他的要求而提供的情况。他参观演习和检阅；旁听讲演会；阅读报纸和专刊。
他同东道国的军官交谈，同其他武官和记者交换情报。东道国提供的情报，大体上同德国向该国驻柏林武官提供的情报对等。这就是为什么伯蒂歇尔在一九四零年强烈要求柏林准许美国武官访问前线的缘故。德国驻外武官必须经常考虑哪些问题本国是会答复的。为了帮助他们，对武官负责的单位把东道国驻柏林武官所提的问题以及德国的答复全部寄给他们。各国武官之间经常交换新闻和情报，因此武官们不断要求国内提供情报，柏林也总是满足他们的要求。
猎取情报的方法根据各国情况各不相同。在苏联，由于它保密，最小一点情况也成了有用的情报。海军武官诺贝特·冯·鲍姆巴赫中校掌握苏联舰只动向的办法是：注意大、小报纸上出现的各种舰只上的军官的名字，这样就知道舰只开到了哪里。在得到许可后，他可以旅行，有时运气好还能看到军舰，但是绝不让他到军舰上去参观。他从不带照相机。虽然有一次他从一位年轻的英国考古学家那里获得了一张苏联新式舰只的照片（他们是在赴俄国的旅途中成为好朋友的）。一九三八年，苏联关闭了德国的领事馆，使得克斯特林武官几乎只能依靠德国外交信使的耳目来获取除了莫斯科以外的其他地方的情报。伯蒂歇尔说，美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在那儿收集情报很容易，美国人不在乎，他们什么都在报上发表。你不必成立什么情报机构。只要勤快，仔细看报就行了！”
在一些大国，武官是不搞间谍活动的。德国战争部长对盖尔说：“马上从你的脑子里去掉那些想法。”伯蒂歇尔不仅拒绝亲自指挥间谍进行活动，甚至想不让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在美国安插特务，他怕他们一旦暴露身份就会损害他同美国人的友好关系，对他的工作不利。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没有接受任务的武官称为“清白”的人。另外的武官则被称为“有污点”的人。
这些有污点的武官多半是在小国或较友好的国家里工作的，在这些国家里，德国不会有损失，也不怕被驱逐和遭到报复。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只是对驻在国的邻国进行间谍活动：驻在佛朗哥的西班牙的武官有一批特务对法国进行活动。但是在有些国家里，他们指挥间谍对东道国进行活动。
继法贝尔·杜·福尔之后驻贝尔格莱德的陆军武官是这么干的。驻土耳其的海军武官也是这么干的，驻拉丁美洲的一些主要武官都是明目张胆地这么干的。巴西同轴心国断交之前，德国陆军武官冈特·尼登富尔将军领导着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在西半球南部进行间谍活动。他离任后，驻阿根廷海军武官迪特里希·尼布尔中校接替了他。尼布尔曾主管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海军的间谍活动。他同特务进行接触，付给他们报酬（一次高达八千美元），把他们送来的报告送往柏林，有时通过信使送去。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其他情报来源的枯竭，要求武官从事间谍活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到一九四三年，至少有十三个武官助手接受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任务。然而，许多武官不喜欢这么干，他们一直在抵制。
武官们把他们知道的都写在报告上，从武器的小部件直到政治形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驻法国的武官报告，一旦法德爆发战争，西班牙将抗击从非洲调来的法国军队；柏林在这份报告上批道： “值得一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伯蒂歇尔寄了四页关于战斗机上使用机关炮的试验情况以及有关伞投炸弹的报告。差不多同时，盖尔的一个助手报告了他同英国国防部—位中校的一次谈话。这个中校捉倡使用步兵坦克，还说他不久将指挥一个新的坦克师。伯蒂歇尔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提供的报告，是当时及早发现情况的一份报告。他用四页纸出色地报告了罗伯特·Ｈ·戈达德教授的火箭试验情况，八年以后，这份试验报告在德国开花结果了：ｖ—1 和ｖ—2 火箭问世了。伯蒂歇尔介绍了背景：戈达德“从事火箭研究工作已有几十年”：资金来源——“丹尼尔和弗洛伦斯·古根海姆基金会以及卡内基学会给予颇大支持”；最新成就——它是第一枚真正实用的火箭；技术细节——飞行高度二千四百米……火箭长三点六四米……据说可装二十七公斤燃料；以及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火箭将自动保持垂直方向。
武官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回答国内参谋部门提出的问题。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要求提供英国军队中步兵和坦克之间联络手段的情报。盖尔于是提供了前一年军事演习中的坦克的情况。
有时报告中扼要介绍重要人物。英国国防部作战和情报局局长约翰·迪尔将军在一九三五年访问西德（他在这次访问中会见了德国陆军总司令）的前夕，盖尔简要介绍了他的情况。盖尔说，迪尔虽然是步兵出身，却非常喜欢马，因为他是爱尔兰人，他总是衣冠楚楚： “是极有趣的人物——比英帝国总参谋长有趣得多”；虽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访问过魏玛共和国，但对德国情况很少了解；可以认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