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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强调迅速审问战俘，是因为担惊受怕将使战俘开口讲话，而一位俘虏被俘后活的时间越长，这种担心就会越来越少。当他被俘的时候，他最害怕不过了。一想到他可能当场被刺刀刺死，就觉得不寒而栗。片刻之后，恐惧仍然笼罩在他的心头。他跌跌撞撞地走着，刚才还想杀死他的凶狠的士兵动不动就推他、戳他。这时候，他唯一的念头就是： “他们现在要拿我怎么办？”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敌人手中，这些敌人几分钟以前拿枪威胁，将他从睡梦中猛然推了起来，或者将他骂得狗血喷头，或者开着庞大的装甲车碾过他的战壕，或者用步枪和机枪向他开火。如果他稍微不顺他们的心意，他们很有可能马上干出他们刚才错过了机会而没有干成的事情。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他离开了炮火纷飞、硝烟滚滚的战场，来到比较安静的司令部，他毕竟还能活下去的信心重返他的心头，有了这种信心，赶快交待以图保全性命的强迫念头就会慢慢消沉。
迅速审问还有其他好处。好处之一是这样得来的情报有用途——只有及时的审问才能使俘虏供出可以及时利用的真实情报。好处之二是这样得来的情报准确。俘虏刚刚被擒，惊魂未定，他意识到他在敌人面前毫无防备，亲友和他天各一方——一个人处于这种境地是不能充分控制自己而编出一套谎话来的。他离前线很近，因此他的招供容易得到检验，更加使他不能编造谎话了。在意大利战区，情报官认为师一级对战俘的审问而得到的情报，百分之八十是可靠的。在东线，战俘提供的情报同样被认为是非常可靠的。
一场战斗打下来，通常能够得到足够的可以提供情报的俘虏和逃兵。当前方静寂，没有战斗的时候，德国人利用袭击队或宣传来获取所需的情报。 俘虏被抓的时候，德国人统统将他们缴械，将军官、军士和士兵分开，并且没收他们的文件和证件。在师以下的各级指挥所里，选择少数战俘加以审问；他们属于哪些单位，反坦克阵地、机枪阵地和地雷区在哪里，前线是否有坦克，有什么样的重炮，哪儿有这样的重炮，以及有关战斗形势的其他问题。这些指挥所并不记录审问结果，不过它们将重要情报用电话报告师司令部。然后它们将俘虏和他们的文件证件送给师部。
在师一级，才开始有一位情报官，才开始进行彻底的、系统的审问。除了负担过重时以外，师一级通常要对所有的战俘进行相当彻底的审问。根据情况或个人爱好，或者由情报官和他的助手，更经常的是由翻译，对俘虏和逃兵几乎总是个别地进行审问。双方通常坐在师司令部的一间屋子里。
审问方法因战区而异。
在东线，用不着讲究方法：俘虏的担惊受怕解决了问题。俄国人清楚地知道，日内瓦战俘公约不会保护他们免受侵略者的暴行，纳粹蔑视下贱坯俄国佬，因而对俄国俘虏虐待、毒打、施以酷刑，在作战地带枪毙、在后方集体或个别屠杀。因此，在俄国战役初期，大约百分之九十七的俘虏坦白交待，希望求得宽大，不会使人感到奇怪；同样，另外一些俘虏打着不同的算盘，起初闭口不言，希望拖迟意料之中的处决，也不会使人惊讶。只有到了一九四三年，当战争潮流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俄国战俘才真的保持沉默，也只有到这时候，德国人才注意讲究审问的方法。
在西线，多数战俘的担心似乎在被俘后不久就消除了，因为他们受到了比较人道的待遇。同西方国家在种族上平等的感情使他们得到了这种待遇。因此，在西线，德国人遵守了他们签了字的规定： “每一战俘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他可以拒绝提供进一步的情况。”甚至党卫队的一个师下过这样的命令： “必须严格遵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处理战俘。许多同盟国俘虏只交待自己的姓名、等级和军号。英国士兵爱德华·乔治·贝斯特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北非告诉第十装甲师的审问者，他的军号是6922109 ，一九四一年入伍，但“没有作进一步的交待”。军号是6916635 、一九四零年入伍的步兵戴维·梅尔纳， “根本拒绝讲话。”
但是有些人讲了话。对于他们来说，大概是担惊受怕的铁拳头粉碎了他们的抵抗，而审问者表面的温和消除了他们的紧张，使他们提供出情报。有时候，审问者递给他们食品或香烟，让他们放松。虽然审问者的方法因他们和战俘的性情不同而各异，但多数审问者一致认为，温和的客观的口吻效果最好。严酷的惩罚使许多战俘负隅顽抗；而过分的友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审问者偶尔巧设场面，或者玩弄花招。
有时候，他们和俘虏一道散步，开始谈些“我们都是一块儿当兵的”或者“穷人打仗，富人赚钱”之类的话题，慢慢地话题转到盟军和德军作战方法的比较上面来了。邀请一位俘虏军官赴宴，他就不好意思不开口讲话。俘虏们会听到这样的劝告：如果他们不愿讲出他们的部队单位，就不可能通过红十字会把他们被俘的消息通知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些计策只是偶尔奏效。直接审问则是常用之策，开始时可能只谈些个人问题，以便俘虏开口讲话。审问者借其优越得多的地位——俘虏的生杀予夺，由他决定，他的智力通常要强得多，知识丰富得多，他心里是相当镇静的——足以利用俘虏的弱点，让他们供出所需的情报。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师级情报官是根据陆军总司令部颁发的内容相当简单的标准问题单进行审问的。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五十步兵师有一张表格，询问姓名、等级、参加的党派、所属团、所属师、以前所属团和所属师的番号、初次参战的地点、所属团通往前线的行军路线、所属师的行军路线、装备、战斗任务、土气、补给、服装以及其他种种问题。
然而这个师从战俘瓦西里·克拉斯尼钦那里得到的情报只是他的等级（土兵）、所属团（第二十骑兵团）、所属师（第二骑兵师）、行军路线（出发地敖德萨）以及参谋部地址。
当下级参谋机构承担了战场初步审问的任务以后，师一级便扩大了审问的范围，从一九四二年夏天，格伦担任东线外军处处长之后不久起，审问就根据东线外军处的非常全面的问题单进行。问题单开头的问题是俘虏的家庭生活、职业、入伍时间以及他整个的作战活动，不仅涉及一些基本问题，例如部队的任务、编制、兵力、条件、补充人员、指挥官、指挥系统，以及炮兵阵地、火箭阵地、地雷区、弹药堆集所和燃料库的位置，而且询问德军的火力效果、每次战斗部队的伤亡情况，以及毒气战的准备情况。西线外军处也印制了这样的问题单，但没有这么详细。除此以外，许多部队留有它们要求俘虏回答的问题单。
这些审问主要弄清了战术上和编制上的问题（通常是敌军的战斗序列），这些情报对于师一级具有重要价值。一九四三年夏季防守奥廖尔的第五十六步兵师，从审问一个俄国中尉逃兵中得知，四七五追击炮团在俄军第三集团军二六九步兵师附近投入了战斗。德军二九九步兵师发动的一次进攻抓获了一百六十五名俘虏，这些俘虏证实了一零二步兵团和其他部队的存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在北非，入伍前是田纳西州农民的二十六岁的二等兵詹姆斯·Ｓ——，供出了第一装甲团他所在的那个营的编制和装备情况。他的战友、二十四岁的俄亥俄州二等兵罗伯特·Ｄ… 一说，该团属于第三十四步兵师。这是假的——是证明战俘的情报大约只有百分之八十可靠的例子之一。但这个二等兵可能没有撒谎。无论是第三十四步兵师，还是第一装甲师（第一装甲团的实属单位），都分散驻扎在同一地区。要末发生了临时改编，要末第三十四步兵师离得比较近，这位二等兵就认为他所在的那个团属于这个师。
一九四三年一月，驻北非的第十装甲师的情报官报告了“美国的一种新式反坦克武器”。他说，这个情报是一月十五日审问一个被俘的美国军土时获得的。这个战俘说他自己所在那个防区的美军，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迈杰兹巴卜北面的二九五高地战斗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的。这位情报官写道： “这显然是一种火箭炮，可由单个步兵发射，据说有极强的穿甲能力。这个武器有一根大约一·二米长、八厘米口径的又薄又轻的钢管。”他不仅作了详细的描述，而且画了草图。这就是火箭筒。俘虏提供的这个情报，是德国所知道的关于美国这种使人感到惊讶的强大武器的最初消息当中的一部分。
每个师通常将每次审问口供印制五份。自己保存一份，另外四份寄走或送走。军和军团各收一份；集团军收两份。
师一级的彻底审问实际上排除了就战术问题进行进一步审问的必要性。军部很少审问。军团司令部大体上只是审问特别重要的战俘，比如高级指挥员、一般参谋和专家。军团情报官常常亲自参加这些审问。由于这一级翻译的语言能力高超得多，加上这一级所掌握的在审问中可以加以利用的情报要全面得多，因此军团司令部战俘情报的可靠性增长到百分之九十。集团军接受和分析这些情报，一般来说很少自己进行审问。
然而，在法国，指挥着两个集团军的西线总司令，在盟军入侵之后，在马恩河畔夏龙建立了一个审问所。它能容纳六千战俘，但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头几天，它只关押了大约四百名战俘。战俘们是在这个所的三十间单独牢房里分别进行审问的。总司令情报官手下的审问者，就军事和战术问题对他们进行初步审问。十月十二日在亚琛被俘的三十四岁农民，中士阿诺德·Ｆ·Ｃ——详细供出了第九步兵师第九侦察队的人员装备：五名军官、一百五十名士兵，两部半履带式车辆、两辆吉普，一辆载重量为两吨半的军用卡车，第一侦察排有九辆吉普，三挺零·三英寸口径机关枪、三门两英寸口径追击炮，三部火箭筒，以及其他侦察排的诸如此类的装备。
有专门知识的战俘交由专家审问者审问。专家审问者有四名，两名来自外交部，两名来自纳粹党对外情报部经济情报处。当盟军的推进迫使夏龙战俘营转移之后，西线总司令在科布伦茨附近的迪茨成立了一个特别审问队，由三十六人组成——十名行政人员和情报分析员、十二名翻译和十四名警卫。
在这一级以上，东线外军处和西线外军处建立了它们自己的审问单位，获取对它们有特殊用途的情报。东线外军处三组Ａ小组有一个小型审问营，约有八十名重要战俘，例如高级军官或被降级的军官，原来设在勒岑（今波兰的吉日茨科）附近，离东普士元首大本营不远，后来设在柏林附近的卢肯瓦尔德。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它的八名德国工作人员和十九名俄国工作人员进行了六十三次审问。部分战俘就他们所了解和德国人想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