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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外国报刊情报的官方机构，不得不作出特殊努力，利用特殊机构来获取这些情报。设在科隆施托尔克街二十五号的外国报纸公司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它拥有进口外国报纸的垄断权。进口中立国家的报纸从来构成多大问题。比如，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拥有九种报纸，共五十一份，包括十七份《新苏黎世报》，十份《国民日报》，六份《巴塞尔新闻》，都是从瑞士进口的。
敌对国家的报纸虽然比较有趣，却难于弄到手。为了得到这些报纸，政府机关经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式的渠道。许多英美报纸是从葡萄牙和荷兰渔民那儿买来的。他们在海上从英国渔民那里把这些报纸买下，回到大陆后转卖出去，从中捞一大笔外快。一份《纽约时报》的最高索价达一百德国马克（四十美元），不过比较通常的价格是一点一零英镑（七点五美元）。德国驻葡萄牙大使馆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购买这些报纸。通过这个以及其他的渠道，英国报纸出版后一个星期能到达柏林，美国报纸需要四至六个星期。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保罗·Ｋ·施密特博士，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把新闻司办成了一个消息总汇机构。他发现了一个能够更快更省地获得美国报纸的办法。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提供许多报纸。由于原版报纸太占地方，份量太重，飞越大西洋的快速班机不便于携带，因此它们都被缩微。在里斯本，美国人雇用当地一个摄影师将它们放大。施密特得知这个情况后，买通这个摄影师替他另外放大一份，他在柏林收到这份报纸后，在本部门内复制许多份，分发给有关机构和个人。
战争的潮流发生了不利于德国的变化，对它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麻烦，获取外国报刊情报越来越困难了。间谍们帮了一些忙。他们从拉丁美洲送回了被缩成微片的技术刊物，例如《铁时代》。法本化学托拉斯在葡萄牙的一个子公司提供了许多刊物，该公司在国外的代理商搜集报纸和书刊。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数量有限的期刊，为了节省外汇，汉堡一家新闻机构向指定的订户出售外国报刊杂志的影印件。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也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外国出版物。最后，德国保安总局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它在柏林成立了德国文献编集社，将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以来德国所收到的各种外国出版物编了目录。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该社公布了它的第一份二十九页目录单，列举出《电子世界》那样的杂志的出版地址。当然，不会有人泄露自己的最有价值的出版物，上述办法也不能代替一期期的杂志的进口。到了一九四四年，盟军攻入法国，切断了里斯本对德国的报刊供应，德国人转而向瑞典进口英美两国的报纸。他们对报刊的渴望非常强烈，以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不得不成立一个特殊机构，专门设法搜集这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同印刷品不一样，无线电波可以跨越国界， 自由地进行宣传，而且速度快如闪光。为了截收它们传播的情报，数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官方监听站监听着外国的新闻广播。这样的监听站，仅仅陆军就有几十个。荷兰德占区第三帝国长官在海牙建立了自己的监听站。在柏林市中心附近一家私邸的两间低小、潮湿的屋子里进行工作的德国无线电公司，只提供该公司的消息材料。德国新闻局——德国的一家通讯社——向它的订户发行经过删节的油印监听材料。外交部新闻司监听站每天从早到晚发送报告，因为这些报告太重要，必须及时发出。它还用电话向官员们报告所收到的紧急短讯：外交部就是首先从它那里得知突袭珍珠港的消息的。研究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都有无线电监听站。此外还有其他的监听站。
到了一九四零年，有一个新机构参加进来了，表面上是为了填补监听的空白。上述监听站只是收听容易接收的、用普通欧洲语言广播的电台。新机构将集中力量收听遥远的、以及用汉语、阿拉伯语和兴都斯坦语这样一些比较稀有的语种广播的电台。但是新机构参加进来的真正动机是赤裸裸的野心。
首先捞到好处的是这个机构的缔造者。一九三五年，库特·亚历山大·迈尔从奥地利来到斯图加特，担任哈尔瓦格出版社社长。哈尔瓦格出版社以出版汽车驾驶方面的地图和书籍著称；迈尔本人写过两本有关小汽车的书。一九三八年，他自称当纳粹党在奥地利还处于非法的时候，他就为该党工作过，因而被接纳为纳粹党员，不久以后加入了外交部的无线电小组。一九四零年，他从宣传部的一位打算把许多其他监听机构合并在一起的官员那里，摸到了成立一个统一的情报监听机构的主意，并且把它兜售给里宾特洛甫。这位外交部长是争夺权力的第二个主要获益者，他想从戈培尔手里夺回这些权力，因为在一九三三年成立宣传部的时候，外交部的若干职权被戈培尔抢走了。
迈尔是一个漂亮的多面手，富有组织天才，眼界开阔。
他马上着手寻找新机构的合适场所，德国一些监听站的技术人员，在柏林市区和市郊的各个地方进行测试，寻找无线电接收效果良好的地方。在柏林西南一处丛林地带、汪西湖之滨（哈弗尔河的一个河湾），他们找到了一座以前办过饭店和旅馆的大型建筑物——瑞典阁，它坐落在大汪西湖畔二十八至三十号。一九四零年七月，迈尔把它租了下来，三个星期以后，监听工作开始了。这个新机构根据它的坐落，取名为湖滨楼特别监听所。几个月之内，它的雇员几乎增加到五百人。
戈培尔马上就要动手抢它了。官司打到希特勒那里，他命令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自己解决这场纠纷。因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他们商定成立一个联合机构——德国联合对外广播公司。这个公司将主要从事宣传广播，但也将把湖滨楼作为“部际机构”合并在内。大概由于合并的结果，湖滨楼先后吞并了外交部监听站和德国无线电公司监听站。
迈尔在湖滨楼总部安装了带有特别放大器的全向天线。
由于外国广播经常以几种不同的频率同时向外广播，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听众收听得到，每个监听者于是同时操纵两台短波收音机，这样他就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波长收听同一广播，减少由于干扰而造成的错误。为了更全面地接收，迈尔建立了前哨站。湖滨楼曾经先后在巴黎、布加勒斯特、马赛、罗马、格拉茨、普福尔茨海姆和梅拉诺设有大型监听站，在其他地方设有小型监听站，并且同奥斯陆、哥本哈根、海牙以及上海当局的监听站进行合作。一九四二年年初，湖滨楼经常收听三十三个国家、偶尔还有另外十四个国家的总共三十七种语言，包括一种南非公用语、冰岛语、兴都斯坦语、波斯语、盖尔语、马格里布语和拉丁语（对梵蒂冈）的广播。一九四二年二月，它收听到了五个新电台。比如，它在二月十二日收听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控制的纽约一家电台的广播，这家电台和另外两家电台同时在晚上九点四十五分至十一点，用波兰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以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五千赫的频率向欧洲广播，以六千一百七十千赫的频率向南美广播。那年稍晚的时候，在海牙进行的一次检查证明，由于短波和中波耦合发射，湖滨楼收听到了全部英国广播，但它估计漏掉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北美对海外的广播。
尽管如此，湖滨楼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收听到了八千二百六十六则新闻广播，六百四十六篇政治家的讲话和重要评论。
监听目标不断增加，导致监听人员不断增多。一九四二年二月，湖滨楼有五百二十七个雇员。一九四三年三月有六百三十个，一九四四年八月超过了七百。监听者必须懂一门外语，熟悉它的现代表达方式，了解目标国家的风土人情，能够将收听到的东西翻泽成德文。因此，湖滨楼尽可能地雇用曾经在国外居住过的德国人。
湖滨楼北美组有一个监听者，名叫弗雷德里克·Ｗ·林格，出生在美国泽西城，父母是德国人。大萧条期间，他们回到德国，因为希特勒正在重整军备，借以解决就业问题。
儿子也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前美国居民乔治·Ｗ·达奇也在湖滨楼从事监听工作，后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他抽调出来，派遣他乘潜艇去美国从事破坏活动，他到美国很快就被捕，审判后被处决。在国外呆过的德国人毕竟是少数，湖滨楼不得不另想办法解决人员问题。雇用外国人就是一个办法。达格马尔·盖斯勒的被录用则体现了另外一种办法。
商业美术家盖斯勒太太厌烦了为赫尔曼一戈林公司绘制生产图表的工作。她的朋友向她介绍了湖滨楼的工作，听起来比她自己的工作富有迷惑力，油水也多。在一次玩牌的时候，她同这个机构的一位负责人见了面。盖斯勒太太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过国，对政治和外国事务不感兴趣，也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但她芳龄二十三，身材苗条，金发碧眼，同丈夫刚刚离婚。这位负责人答应在他的机构为她找一个工作，这个差事就是为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本人准备湖滨楼的简报。就这样，一个完全缺乏经验的女子，以完全不相干的理由，被雇用在湖滨楼的一个责任最重大的机构里工作。
正如有心的听众一样，湖滨楼熟悉外国广播节目的时间，它分配监听者收听主要电台的广播。它总是力不从心，满足不了各方面对它的要求。当戈培尔要求提供有关莫斯科用拉脱维亚文、立陶宛文和爱沙尼亚文进行广播的报告材料的时候，湖滨楼说它可以提供这些报告，但不得不放弃收听另外八种广播。控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可以进行调拨，让各个监听者收听即将开始的广播。监听者常常两人一起坐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各人收听自己的收音机。他们收听实况广播，还将它们录下来。遇到重要广播，监听者逐字逐句将它翻译出来，或者由他口授，让一位打字员把大意打下来。遇到紧急情报，就用电话报告情报分发中心。湖滨楼估计，一个监听者，假若在两则广播之间还有时间进行口授，而又不至于耽误新闻的时效，那末他在一天八小时的工作期间，就可以报告六条广播的收听情况。
达格马尔·盖斯勒在这座相当破旧的旅馆的二楼工作，这一楼有三间互相连接的房间，从窗口可以凭眺湖光景色。
两样东西使人们回忆起它们以前的用途：一把又大又漂亮的安乐椅，盖斯勒总是雍容风雅地斜躺在上面；一个反向信号器，有了它，楼底下的监听者可以传唤情报分析人员到某种语文监听小组去看紧急情报。她上午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接着晚上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如此循环反复。她每天到达后，通常要到餐厅去吃点东西，然后回到她的办公室，阅读上一班的监听记录。这能使她了解最新情况，免得把已经提供过的情报再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