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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和空军都有集中的报刊和广播新闻报道的分析机构。陆军此类机构更加普遍。东线外军处三组Ｈ小组收听俄国广播；三组Ｄ小组阅读俄国报纸。每次大型战斗以后，这些报纸几乎都要点名嘉奖立功的指挥员及其部队，这些名单便成了研究敌军战斗序列的专家们的意外收获。但是，毫无疑问从报刊分析中获益最大的是西线外军处。它从“疏忽大意的”美国报刊中可以挖掘情报。美国报刊上的报道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要鼓舞国内的民心和作战部队的土气。新闻检查官或记者本人多半已经把报道中的机密内容删掉。
《纽约时报》刊登的汉森·鲍德温关于伞兵训练的一篇报道，以及《华盛顿邮报》关于立体地图的一篇报道，未能使德国人得到真正的情报。
但是有些军事情报的细节透露出来了，例如关于五十英尺长的机械化登陆艇的细节，它有四名艇员，还有机枪手以及它的载重量的具体数字。陆军部长史汀生说，到一九四三年底，美军总人数将达八百二十万，这句话大概有助于西线外军处计算美国有多少个师。后来，英国广播提到护航运输队的到达，宣布蒙哥马利将军从地中海战区调回英国担任新职，以及一位美国官员关于增加登陆船只的生产的讲话——所有这些表明英国正在进行军事集结，准备登陆作战。
集团军群和集团军也注意搜集外国报刊的情报，其结果有时候对它们的部队有间接帮助。同盟国报刊报道，英王乔治六世在视察卡西诺战场后，在一个加拿大军的司令部里进午餐，德国人正确地推断出这个军正在那条战线后方进行休整。当驻守意大利的第十四集团军的情报官从报刊上得知，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师已经到达，后来又从同一报刊上得知马克·克拉克将军已经访问过这个师的时候，他推断这个师很快就要投入战斗。
最贪婪地阅读外国报刊情报的人或许是希特勒本人。所有这些情报必须翻成德文，因为他不懂任何外文，当他想说外文的时候，也是乱说一气，别人无法听懂：有一次，希特勒象他惯常所说的那样，把美国（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一词的音发错了，变成了合众社（Ｕｎｉ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弄得他的一位懂英文的下级哭笑不得。
许多人向他提供他最喜爱的情报：大型画报，例如《生活》杂志。这些画报经常刊登盟军装备的大幅照片，有时候。
是在刊登骆驼牌香烟的彩色广告的地方刊登这些照片，希特勒喜欢看这些照片，并且喜欢发表评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施密特知道，每当他拿着一本《伦敦新闻画报》到希特勒那里去的时候，就准能引起希特勒的兴趣。希特勒通常站着把它翻看一遍，让人把图片说明翻译出来。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一次形势会议上，邓尼茨既投合了希特勒的这种兴趣，也迎合了他爱听敌人失败的消息的癖好，他拿出了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一期的英国《图画邮报》，上面有一篇关于大西洋战斗的用图画加以说明的文章提到， “仓促建造的”自由轮“简直不能顶着风暴前进”。
另一方面，希特勒的一个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外国报刊消息，是通过一个单独的渠道向他提供的，这个渠道就是德国新闻首脑奥托·迪特里希。无论迪特里希是在柏林，在贝希特斯加登，还是在元首大本营里，这些报刊消息总是通过他非正式地建立的一个机构送给他先看。
一九三六年，迪特里希和希特勒一起出巡的时候，随身带着德国新闻局二十三岁的速记员海因茨·洛伦茨。洛伦茨的差事是记录德国新闻局用电话报告的新闻，把它打印出来交给元首。在战前，向元首提供材料的这个机构只是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活动，因为希特勒在首都的时候，有迪特里希向他提供材料。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材料数量的增加，迪特里希在柏林的时候也让洛伦茨和另外两三个人搜罗材料，然后送交给他。当他和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时候，洛伦茨通过电台和电传打字机向他提供情报。德国新闻局选择材料的根据是报纸上的一般看法和迪特里希想要的新闻：主要政治家的政治宣言、议会或国会的重要辩论以及严肃报刊的评论。迪特里希阅读这些材料，最后决定哪些应该送给希特勒。每天早上，他将这些材料送给希特勒的贴身男仆，男仆必须把它们放在元首的寝室外面，以便他一早醒来就可以看到它们。然而通常是在早饭后将新闻消息和报纸一块儿送给他。这些消息是原文的译文，不过有时候原文被删节。一天从早到晚，希特勒能够不断地读到最新消息。迪特里希不停地向那个贴身男仆送材料，男仆总是站在元首的附近，当元首要材料的时候就递过去，而元首是经常要看材料的。他经常每次阅读一百份。
这些新闻材料和画报为他提供了有趣味的、有时是重要的事实。但是他和他的下级一样，不能从这些报纸中得到关键的军事秘密或政治秘密。严格控制着自己的报刊的希特勒，承认战时报纸的报道是不全面的。
“比方说，如果在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英国的反对派的力量有多大，谁参加了这个反对派，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有一次他说道。“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所知道的只是我读报纸后所了解到的那些东西。”
而且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过份依赖报刊的严重危险。有一天，他在形势会议上谈到意大利战线的时候，指着地图上的某个地方说道： “英国人散布消息说，他们在这个地区作好了向我们这里进逼的各种必要准备。这显然是记者的胡说八道。”
12。窃听外交官谈话
在荷兰海岸，离大海两百码的地方，有一座改建的青年招待所，技术人员正在里面监听一批电子设备，这些设备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情报活动的最耸人听闻的成就：窃听到了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和温斯顿·邱吉尔的无线电通话。为了防止窃听，两人的通话改变了频率，电子设备自动快速地将变频通话还原。秘密通话的录音翻译出来后，立即送给元首本人。
这些设备属于德国邮电部研究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邮电部研究所一直在为德国邮局研究保密通话方法，·因为德国邮局同多数欧洲国家邮局一样，管理着自己国家的电话系统。战争开始时，德国邮电部长断定还原敌人的变频通话将对德国有更大的帮助。他将二十九岁的技师库特·Ｅ·费特尔莱因，从变频通话研究小组调到还原变频通话研究小组。费特尔莱因觉得英国和大西洋彼岸美国之间的无线电话联系最有趣，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方面。
为了防止他人用短波接收机窃听这条线路上的通话，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英国邮局在发射时故意将声音弄得含混不清，在接收时用一种叫做Ａ—3 的电子装置将声音还原。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Ａ—3 装置，安装在纽约沃克街四十七号一间锁着的房子里，所有无线电话在发射到大西洋彼岸前，都要先经过这间房子。
德国邮电部也有Ａ—3 装置，同美国进行无线电话通讯，因此，费特尔莱因知道这种装置的操作原则。但是他不知道笼罩着美国秘密通话的变化。费特尔莱因和他的助手们，在柏林环行街德国邮电部棕褐色大楼里，利用示波器、摄谱仪、滤波器，耐心地分析在法国德占区波尔多附近窃听到的美国发射的通话。到了一九四零年底，他们分析出了Ａ—3 装置的秘密参数——次能带的宽度、分频点和每隔十二分钟变化三十六次的频率转换。
为了解开日常变频通话的奥秘，费特尔莱因打算制造一种装置，这种装置能使变频通话正在进行的时候就把它们还原出来。这就要求要有一个极准确的时间标准，因为Ａ—3 装置在三十六次变动的变频周期中，每二十秒钟就变换频率一次，掌握准确的时间，是应付大量变频通话的唯一方法。
费特尔莱因在寻找设立截收站的地点的时候，发现荷兰海岸诺德魏克附近的接收效果最好。那儿既能接收英国发射机的地波，又能接收它发往美国的无线电波束的回波瓣。费特尔莱因接管了青年招待所，开始安装设备，这些设备足足摆满了两三个起居室；三四个单旁频带接收机、滤波器、调制器、转换器、磁带录音机和计时器。这些设备以一部石英晶体稳定计时器为计时标准，还原变频通话的功效非常接近于Ａ—3 装置，即使一整天没有通话，一旦通话重新开始，这些设备漏收的也只是一个音节的一小部分。
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费特尔莱因的单位——有时被称作研究站——已经开始截收和还原变频通话。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邮电部长威廉·奥内佐格，这个表面上和蔼可亲、持有四十二号纳粹党证的老头子，向希特勒报告了研究站在荷兰海岸的惊人之举，并且呈上一份截听材料样品。不久，费特尔莱因手下的十几个技术人员，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地监听同盟国的通话。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变频通话，是由两个菱形天线截收到的，当即被安装的设备还原出来，而且录了音。每日的通话常常多达六十次，从来不少于三十次。五六个颇能胜任的翻译监听这些通话，把其中有情报价值的挑选出来。最初他们当场翻译出来，将翻译的德文用密码发往柏林。但是同盟国的变频措施，使通话的质量下降，加上无线电干扰和偶尔翻译得不准确，导致后来的通话就按英文原文发往柏林。由于奥内佐格同党卫队戈特洛布·贝格尔将军要好，通话就直接发往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再由舍伦贝格转报希特勒、外交部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研究站与元首大本营之间还有直通电话线。
这个活动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有一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技术人员改变了波段，迫使费特尔莱因作了一些重复分析。一九四三年，同盟国突击队缴获了海岸线上的部分德国雷达，德国人担心研究站也有可能遭到类似的袭击，于是，它迁到荷兰东南部城镇瓦尔肯斯沃德。在城镇北面尼尤韦·沃尔雷塞韦格和德黑兹拉这两条街交叉的林地里，德国为研究站修建了一个直角形砖石和钢筋水泥坚实掩体。研究站的工作人员，在由一英寸厚的钢门防护着的工作室里工作，在他们自己的厨房里做饭，在安有老虎窗的房间里睡觉，在有壁炉的起居室里休息。掩体四周围着篱笆，篱笆上安着带刺铁丝网。一九四四年秋天，研究站撤退到巴伐利亚。那儿离敌人的发射台太远，大大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