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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笆，篱笆上安着带刺铁丝网。一九四四年秋天，研究站撤退到巴伐利亚。那儿离敌人的发射台太远，大大影响了接收效果。
截收的电话，多数是同盟国中级官员讨论一般性问题。
很多通话是请求增派部队、飞机和其他供应品。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四点五十分英国商务部三位官员之间的通话。这三位官员是同时在华盛顿出差的负责工业供应的赫伯特·陶特次官和负责商业关系与条约的约翰·斯特林次官，以及在伦敦的负责商业关系与条约的拉尔夫·诺埃尔次官。英文通话的部分内容如下（德国人用Ｂ表示英国，用Ａ表示美国，在美国讲话的显然是斯特林）；Ａ：是我，我之所以要和你通话，是因为美国方面不出一个月，就肯定地认为英帝国是以如下的方法来估计根据租借法案提出的援助要求的。英帝国的每个成员国向伦敦提供一份该成员国对它的全部要求所作的估计的清单， 然后伦敦说能不能提供那么多的东西……如果不能提供那么多，就根据租借法案提出补助要求。你听明白了吗？
Ｂ：听明白了。
Ａ：……我想请你证实一下事情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久前的一天，我们给你拍了一封电报，关于提供补助的第917 号电报。你收到了吗？
Ｂ：是的，我收到了。
Ａ：你可以忘掉这件事。 Ａ：917。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桑德斯在我离开前给我一个条子，条子……讲的是物资委员会分配钢铁的办法。莱恩（？）在条子底下附了一句话，暗示不应把这张条子的事告诉另一方。
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能告诉，……
舍伦贝格在致外交部的说明信中，将此事夸张了一番。他说， “美国方面充满了怀疑和不满情绪，因为这些国家既要根据租借法案要求提供物资，却又不愿提供有关它们自己产量的情报资料。”但是，即使舍伦贝格夸大其词，弄虚作假，截收的情报很难说是非常重要的。
高级官员的通话也没有提供比这多得多的情报。研究站截收了同盟国许多高级官员的谈话，他们之中有邱吉尔、罗斯福、马克·克拉克将军，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
它窃听到了艾夫里尔·哈里曼在前往莫斯科担任驻苏大使这一新的职务，途径伦敦时与刚被任命主管对外经济事务的利奥·克劳利之间的通话。它收听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同当时正在华盛顿、刚被任命为他的外交国务大臣的理查德·劳讨论货币问题的谈话。但是这些窃听的收效甚微。
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下午五点零五分，德国人窃听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最亲密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同邱吉尔的谈话。
（邱吉尔使用约翰·马丁的化名，但德国截听者听出了他是何人。）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一直在讨论意大利即将对德宣战的问题，霍普金斯与邱吉尔谈的大概就是这件事，但是没有透露肯定的线索：Ｂ：我是约翰。
Ａ；什么事？
Ｂ：你能给我一个有希望的答复吗？
Ａ： 可以。
Ｂ：好。
邱吉尔接着说某件事“可以敞开来谈，并且……”霍普金斯回答说， “是的，”邱吉尔又不得不重复好几次。接着ｓＡ：报告（或纪录）还未发出，但即将发出。
Ｂ：我明白了，好。
Ａ：好吧，再见。
Ｂ；再见。
透露情况最全面的，是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邱吉尔同纽约一位官员的谈话。谈话译成德文后，送给了希特勒。里面有一句最有意思： “你们会加快作出最大的努力。”
这些谈话缺乏实质内容，可以肯定，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承认变频通话并不安全。大西洋线路的话务员经常提醒通话者注意这一点。通话者多半是在需要迅速得到某一个问题的答复，或者在需要作些讨论、但又不至于泄露任何机密的情况下迅速解决某个问题，或者在他们有时只是想听听对方的声音的时候，才不顾安全而进行通话。
尽管如此，邱吉尔和罗斯福并不总是象他们应有的那样谨慎。事实上，邱吉尔酷爱打电话，一天到晚动不动就拿起话筒叫罗斯福，而罗斯福也是言谈轻率，使德国人感到惊讶。和较低级的官员不同，罗斯福、邱吉尔和其他几位高级官员在打电话时，电话员并不提醒他们通话保不住秘密。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迹象：当没有这样的提醒时，就是一位重要人物在打电话了。部分由于这个原因，部分由于邱吉尔和罗斯福的重要身份，两人之间的一些通话所透露的情况，比截听到的其他通话所透露的情况更为重要。有一次通话暗指的是为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陆而进行军事集结，证明登陆的日期更临近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的一次通话，使德国人推测出同盟国一直在同墨索里尼下台后的意大利新政府打交道。虽然这仅仅是推测，截收的这份情报更加坚定了德国人的决心；要尽快地把军队派到意大利，不让同盟国因为意大利反戈而占便宜。德国人的这个决心坚持了三天。
但是，这些结果充其量是勉强的旁证材料。最后，就连这样的材料也越来越少了。窃听同盟国高级官员的无线电通话的绝技，实际上没有取得重大成果。德国人并没有非同寻常地洞察出·同盟国的计划。正如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在一捆截听材料上大失所望地批道那样： “一般来说，从这些材料中得不到多少东西。”
研究站只是德国通讯情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点不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高潮时，德国从事这种活动的大型机构不下九个：1 ·研究站；2 ·赫尔曼·戈林领导的一个独立机构——研究部，从事窃听有线电话、截收无线电报、破译整个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密码情报；3 ·破译外交电报的外交部人事行政处；4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指导武装部队的密码工作，破译高级的军事和外交密码；5 ·陆军无线电情报机构，6。空军无线电情报机构；7 ·海军无线电情报机构；8 ·德国保安总局六司无线电观察站，破译外交电报，一九四三年解散；9 ·信件电报检查机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机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一个原因是情报分工；陆军破译陆军的密码，海军破译海军的；信件电报检查需要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同于截听大西洋两岸之间的无线电话的机构。另一个原因是贪权：戈林、里宾特洛甫和陆军死死控制住各自的情报机构，其实这些机构在相当大程度上提供同样的情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特勒不愿只让一个情报机构控制他的情报，他总是宁愿不怕重复，也要几个最好是互相竞争的不同机构为他提供情报。这样的重复工作，使通讯情报同其他形式的情报，例如间谍情报比较起来，就更加廉价、更加不费力气，而且更及时、更可靠。
尽管这些机构互相竞争，有时免不了算旧帐，因而关系一直比较冷淡，但它们在技术问题上却合作得相当好。
这些机构中最大的机构，对德国的对外情报活动的贡献却最小。在德国和德占区，有时有二十多个信件电报检查站从事检查工作，雇用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信件电报检查站先由谍报局、后由德国保安总局领导。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检查站，专门启封检查德国和瑞士、德国和法国的德占区之间来往的信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该站有九十七个军官、一百二十个文职官员和二千五百八十个雇员，每天检查的信件达十二万至十五万封。到了一九四四年九月，每天平均检查的信件下降到不足二万封。工作人员数目也下降了。
对大量信件电报进行检查，从中挑选出零零碎碎的情报。信件中包括经过德国的中立国信件，最初是抽查，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改为全部检查。每个检查站将它认为对以后有用的信件电报送给柏林的一个中心估评站，中心站将它们分为政治、军事和经济几大类，然后把它们转给有关机构。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中心站告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经济情报处、卡纳里斯的对外情报处和海军情报机构：英国国防运输国务大臣接受了法国的《多里兹舰长》号轮船。中心站还报告了下述情况；葡萄牙向英国出口甜面包；美国并不缺水银，同盟国大麻供应面临严重困难。经济情报处说它从每天收到的两三百封信件电报中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
战争爆发之后三天，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组召见三十九岁的约瑟夫·戈特洛布谈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戈特洛布只有十几岁，就在前线担任电报员，后来在电子公司和其他公司任职，担任出口谈判代表，在工作中掌握了技术专长，学会了外语，取得了对外国的第一手的了解。这样的多面手是不可多得的。党卫队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他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就在好几个纳粹党机构担任翻译和语言教官。
党卫队要他建立一个无线电情报站。他照办了。由于几个星期以后成立了德国保安总局，他的情报站成了德国保安总局Ａ组六小组，后来的登记名称是Ｆ组六小组、Ｆ组七小组、Ｆ组二小组，但始终称为无线电观察站。戈特洛布本人从党卫队中尉晋升为党卫队少校。
这个单位的核心是由一批奥地利密码破译员组成的。为首的是安德烈亚斯·菲格尔上校。他被称为奥地利密码员的鼻祖。菲格尔早在一九一一年就创建了奥匈皇家和帝国陆军密码破译局，为该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又为内务部长做同样的工作。鼻祖的称号是由另一个奥地利密码破译员阿尔贝特·朗格尔博土替他取的。朗格尔在奥地利被并吞后加入了党卫队。最后戈特洛布的单位共有四十七名专家和助手，单位地点在柏林雅戈夫大街十八号。
他们的截听破译材料来自宣传部设在海牙的一个监听站。一九四二年，该站每天提供十页外国外交电报。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朗格尔在一九四一年前后离开了观察站，调去伪造英镑。无线电观察站在破译一些小国家的密码术方面仍然取得了部分成功，尤其是当一些截收材料难住了其他人，憋得他们只好退到后屋，抱着一壶浓咖啡大喝起来的时候，菲格尔接过截收材料，一举将它们破译出来。但是观察站没有取得令人难以忘却的破译成果，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司长瓦尔特·舍伦贝格不得不向其他机构乞求截收材料的破译结果。
此外，舍伦贝格不信任戈特洛布，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物。这些因素，加上戈特洛布不适合当领导，导致该站在一九四三年被解散。戈特洛布前往马德里；这些密码破译员由破译密码改为编造密码。
九个机构中最有钱、最机密、最纳粹化、最有影响势力的是戈林的研究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高潮时，它有六千雇员，其中一半是纳粹党员，在柏林有专门的工作场所，数以百计的线路向那儿提供原始截收情报。但是它在一九三三年开始活动的时候只有五、六个人，在一个顶楼上工作。
研究部的创立者是戈特弗里德·沙佩尔，四十多岁，小个头，红头发，精力充沛，容易感情冲动。他早就想为德国建立一个如实反映情况的中心通讯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