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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情报来自武官、已出版的工业手册、官方地图和报刊，有时来自间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提供了许多详细情报。多数航空照片是由罗韦尔的远程侦察机中队拍摄的。柏林主要图片中心用油光滑亮的图片纸印出了每个工厂或设施的照片。 并不是每个国家的每个工厂或防务设施都建立了档案。
根据对一个国家的统计，它共有四万个大中型工厂。五处必须把那些一旦遭到轰炸就会对这个国家的战时生产能力造成最大破坏的工厂选作轰炸目标。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五处选择了五百个工厂，准备了有关它们的档案。对于法国这个早就料到是主要敌人的国家，施密德的轰炸目标档案组到一九三八年秋天慕尼黑危机时，拥有百分之百的它的炼油厂和主要电站、百分之九十的机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弹药工厂和百分之六十的燃料储存库的档案。 所有这些情报，如果只是放在空军司令部里严加保管起来，就没有多大的用处。必须把它们分发到轰炸机机组人员。外国空军处复印了这些轰炸目标档案，最初复印了三百份，后来复印得更多，封在特大的信袋里，放在各机场的特别档案室，供轰炸机中队亲手挑选。除此以外，五处印刷了一些书，书上介绍了不同国家的主要轰炸目标，概述了其他情报。五处将这些书分发到各中队。
在战争期间，五处经常修改情报，使之符合最新情况。
比如，一九四零年十月中旬，在闪电战高潮的时候，五处印发了一期地图专册，介绍了73—20号轰炸目标，即离利物浦不远的克鲁市罗尔斯一罗伊斯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其他轰炸目标的新情况。一个月前首次对这座工厂进行了航空拍照，照片纠正了先前对发动机工厂厂址的错误估计。这本地图专册刊出了其中一张照片，用红线标出了这个目标。它还登了一幅1 ：10，560 的地图，这幅地图显然是从英国军械调查局按照一英寸比一英里的比例尺绘制的有名的系列图中选出来的。它显示了和照片上大致相同的一个地区，也用红线划出了目标。这幅地图的文字说明指出：“这座工厂的占地面积很大，是空军的理想轰炸目标。它座落在城市的最边缘，靠近大片的铁路设施，为寻找这个目标提供了方便。”
对于在色当的一座有潜在重要性的铁路桥梁，空军拍了一幅航空照片，复制了一幅画有这座桥梁的法国地图，还提供了一幅这座桥梁从哪儿横跨默兹河的极其精确的草图，后来德国装甲部队通过这座桥梁，发起闪电进攻，打败了法国。
当德国后来向苏联发起进攻的时候，施密德把他的努力目标转向了这个辽阔无比的国家。战俘的口供，东线外军处的报告，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拍摄的一幅航空照片，都告诉他巴库以南五英里正在兴建一座工厂；给这座工厂取的代号是ＳＵ 74—26。 类似的情报来源（这次没有照片）还告诉他，第二十九号工厂，一座飞机发动机工厂，已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从德军不久就席卷而过的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转移到乌拉尔以东离莫斯科一千英里的鄂木斯克。这儿远在德国轰炸机的航程之外，因此没有为这个工厂编排轰炸目标号码。
确定敌国空军的规模、装备及其飞机生产速度，一直是外国空军处的主要任务之一。施密德在德国攻陷法国之后对他的数字进行了核实，发现这些数字相当准确。然而，他对英国皇家空军的估计远远没有那么成功，德国在大不列颠战役中失败，或许有他的估计错误的一份过失。敦刻尔克撤退之后，虽然无线电侦察提供了有关英国战斗机的很好的战斗序列情报，但是空战转移到英国上空，使德国空军情报机构失去了诸如被俘的驾驶员和被击落的飞机等等情报来源。谍报局的间谍实际上没有提供什么情报。结果五处大概是以慢得多的德国飞机生产速度作为依据，大大低估了英国补充战斗机的速度。与此同时，五处根据德国驾驶员提供的过分乐观的数字，高估了英国空军的损失。施密德的五处认为，快到八月底的时候，皇家空军只有三百五十架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而事实上它共有七百架。这个估计或许促使希特勒和戈林认为他们已经在空战中打败了英国，完全可以停止对英国战斗机中队的袭击。这种做法使他们在大不列颠战役中遭到失败。停止袭击使他们丧失了发动入侵所必需的空中优势，闪电战未能使英国屈膝投降，这个海岛王国生存了下来。它后来成了出动轰炸机对希特勒的德国进行空战的基地。
英美空军的大轰炸对德国空军最高指挥部形成了极大的压力。戈林和他的下级之间发生了磨擦。落在施密德肩上的是这样一些并不值得眼红的任务：报告红色空军的侦察活动，揭穿德国空军谎报被击落的敌机数字的欺骗行径，预报同盟国将有更多的轰炸机轰炸德国，证实英国所宣布的第一批一千架飞机对德国进行了空袭。施密德的报告没有受到欣赏。戈林的心腹们使用双关语，称施密德的形势判断是“谎言判断”（将“Ｌａｇｅｂｅ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德文形势判断）改为“ＬＳＳｅｎｂｅ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德文谎言判断））。施密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武官处小组的哈罗·舒尔策一博伊森中尉被当作共产党的间谍逮起来了，当然不会抬高施密德的威望。一九四二年十月初的一天上午，他收到一封信，信里有一道命令：五处处长由约瑟夫·克格尔中校担任，施密德调去指挥一个防空部队。他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他从战前就一直苦心经营的一个机构。
克格尔自己也只呆了一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同盟国空军的战略进攻愈来愈猛烈。柏林正在遭到摧毁。汉堡在一场轰炸引起的风暴性大火中化为灰烬。美国的轰炸机把施魏因富特的滚珠轴承厂炸个稀巴烂，英国的皇家空军袭击了希特勒的宝贝工程佩内明德火箭研究基地，炸死了七百五十名科学家和工人，摧毁了大量设施。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受到希特勒和戈林的训斥，赌气自杀了。空军最高指挥部进行了全面改组。克格尔卷起铺盖走路了。
鲁道夫·沃达格中校接管了克格尔的机构，这个机构现在被普遍称为“空军作战部情报处”，虽然“五处”或“外国空军处”的名称并没有正式更改。沃达格原来是海军军官，一九三五年调到空军，事实上他从一九四Ｏ年以来一直担任五处副处长。但是他的工作同收集和估价情报没有什么联系。他充当宣传部的空军代表，向戈培尔提供有关空战的情报，并主办空军自己的报刊，领导空军的宣传单位。沃达格三十五岁的时候担任了外国空军处处长；有些下级不太喜欢他，但多数人认为他具有全面权衡的敏锐的判断能力。在一九四零年夏天戈培尔动身访问法国的德占区英吉利海岸的德国空军部队之前不久，沃达格对这位畸形足的宣传家说：“帝国部长先生，伦敦将是我们进行激烈空战的地方。”他果然猜对了。
沃达格以清醒的眼光透视敌人意图的迷雾。他面临的主要奥秘是：盟军将在什么地方登陆？几年以前，外国空军处曾对机场占用情况和铁路运输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即将来临的俄军进攻的主要突击点，外国空军处大概试图以这个同样办法来断定登陆的地点。但是，主要由于缺乏空中侦察，它不能够这么去做。
沃达格离开了，他的位置由前西线外国空军处处长瓦尔特·基尼茨上校填补。奥韦被提升到基尼茨原来的职位上。
他们仍然面临着预料同盟国的行动的任务。一种预料办法是判断敌人的潜在能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见诸敌人的生产。
为了知道同盟国的产量，五处利用了三个主要情报来源。一是分析被击落的同盟国飞机的零件的顺序号码。在空军军备局局长手下负责技术情报的工程师施文克上校，在雷克林敌机检验中心建立了一个三人“揭密小组”，从事这项工作。
他们显然提供了美国人和俄国人的飞机产量的确切数据，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号码是连着顺序的，但是英国飞机产量的数据却不那么确切，因为它的号码中留有漏洞。
五处的第二个情报来源，是以“约瑟菲尼”和“赫克托”的化名在斯德哥尔摩进行活动的德国特务卡尔—海因茨·克拉默尔。施文克认为克拉默尔的计算和他的计算是完全一致的；这可能是事实，因为克拉默尔间接地从施文克那里取得计算结果。五处将这两个情报来源提供的数字，同第三个情报来源即同盟国官员的公开讲话进行对照检查。
五处还将另外一些数字放进这些等式里，这些数字是空军特别战俘审讯中心的战俘提供的每个中队的飞机数目，以及从无线电情报中得知的中队的数目。随后进行总的计算。
但是原数据的误差导致计算结果出现重大错误。一九四五年二月，空军作战部情报处散发了一篇关于同盟国在欧洲的空军力量的报告。报告列举美国空军第八军的轰炸机和战斗队的总数是五千零一十架，其实只有四千三百零七架。
但是，波茨坦鹿园的情报官们认为，他们最糟糕的问题，既不在于他们必须进行的计算的复杂性，也不在于为了进行分析而获取准确的原始材料的困难性，而是在于如何小心谨慎地向空军作战部部长透露坏消息。作为西线外国空军处处长，奥韦经常在形势会议上讲话，但他很快认识到“有许多事情你只能一点一点地讲出来”。他总是在上午的会议上透露一点情报，在晚上的会议上又透露一点情报。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使空军指挥部相信，同盟国已经有了续航能力很强的战斗机，这些战斗机可以护卫着轰炸机深入到德国领空，然后再返回去。指挥部总是怀疑情报单位上了敌人宣传的当。这些情报官自己对美国人修建前线机场的速度感到吃惊，他们常常在三、四天内削平整个山头，铺设钢筋网混凝土跑道。但是，尽管对前前后后的航空照片所作的比较使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指挥部还是不承认。有一次，戈林厉声训斥一个情报官： “我一瞧你的图表，就觉得上面只有敌人，德国力量根本就不存在！”结果他把这个人赶出了会议室。
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时候，接替奥韦担任Ｄ组组长的阿尔布雷希特·蔡茨施克上尉，一个非常聪明、具有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明确判断的罕见才能的职业军官，对空军的情报工作提出了严厉的确凿有据的批评。他写道：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年底，德国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失败了。”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情报军官的年纪太老，挑选不严，人数太少，间谍欺骗了他们，工作重复（至少有十个不同单位从事高频无线电的工作），上级指挥部的过分乐观使军官们不敢在汇报会上发表他们的真正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