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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波兰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主要是因为战争所弓1 起的激动情绪，使得俄国通常是严格的无线电操作程序遭到破坏。进入波兰南部的德国无线电截收连，截获了从东面开进波兰的俄国军队的无线电通讯。德国人证实了许多单独部队的存在及其配属情况，证实了空军乃至秘密警察的存在。
但是，或许由于他们没有进行密码分析，或许由于俄国无线电保密极好，或许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们不能发现入侵波兰的苏军的整个编制情况。当俄国人占领波罗的海三国的时候，由于某种反常现象，在波兰南部的同一地区可以极其清楚地收到他们的短波发报。这使得德国人可以很准确地知道入侵波罗的海三国的俄国作战部队的编制。在苏芬冬季战争中，德国人和芬兰人相当好地注意到苏联主力部队的动向。后来，在为执行“巴巴罗沙”作战计划而进行军事集结期间，德国人把以东方作为截收目标的无线电截收单位增加到八个。原有的截收单位，尤其是中部集团军群的截收单位，迅速地把新建的单位带了起来。但是，部分由于它们面临着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它们的二百五十台收报机面对着大约一万台俄国的发报机；部分由于俄国无线电系统对于它们来说仍然十分奥秘，虽然它们获得了有关边界附近的军队的局部情报，但没有收集到红军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的确切情报。
希特勒上台之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多少有些死气沉沉的对苏情报工作重新活跃起来。活动中心设在东普鲁土首府、波罗的海港口城市柯尼斯堡。自从一九二七年以来，谍报局柯尼斯堡站一直在邻国立陶宛的情报机构里设了一个联络官。德国同俄国没有共同边界，德国希望利用立陶宛同俄国的边界——大约三百英里长的森林和沼泽地——把它的间谍渗透到苏联。但是效果不大。谍报局指责立陶宛情报机构，说它既没有伸出一个指头来帮助德国人，自己又不对俄国进行间谍工作。在这次无力的尝试失败后，谍报局实际上放弃了从立陶宛向苏联派遣特务的做法。一九四Ｏ年六月，苏联并吞了立陶宛，排除了德国在这方面的任何进一步的努力。
皮肯布罗克在一九三六年担任谍报局间谍头子之后不久，曾经同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谍报机关进行联系，试图从它们那儿向俄国派遣间谍。他还试图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中国和日本派遣这样的特务。但收效甚微。谍报局柯尼斯堡站让它在波兰的联络人进行活动。它找到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虽然不愿背叛他的祖国，却憎恨俄国人。可是他的努力，以及其他这样的特务的努力，却碰到了不易通过严密监视的边界这样一个困难。只有在芬兰和土耳其操纵的谍报局的间谍，才提供了一些稍微值得一看的情报。
谍报局采用了其他花招。访问苏联港口的舰只可以派遣特务。访问苏联的德国商人，受到爱国主义感情的激发，可以就近观察事物，回国后向谍报局报告。在德国的苏联外交官和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可以加以策反。这些办法中没有一种办法产生了重大效果。舰只上的特务被抓获。多数商人要么拒绝伤财害命的合作，要么证明他们当间谍不中用。虽然少数被讹诈而就范的俄国人提供了点滴的军事情报，但他们没有拿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同反斯大林的俄国流亡组织的接触才稍微有些结果。在格但斯克有一个被称作绿橡树的俄国流亡者组织的一个小组，有一天，柯尼斯堡谍报站的一个成员同这个小组进行了联系。这个小组的成员声称同仍然留在共产党俄国的朋友们有通信往来。谍报局核实了这件事，然后把格但斯克绿橡树小组的头头发展为谍报局特务。他很快就提供了几位高级红军军官的名字，他说，这几位军官准备进行破坏活动。谍报局证实他们是前沙皇军官。一切似乎可靠可信。但是，当绿橡树组织只愿提供他们从波罗的海诸国同俄国发生的联系，拒绝透露在此以外的联系的时候，人们便开始产生怀疑了。
谍报局访问了布加勒斯特绿橡树总部负责人，让他提供俄国部队和其他方面的情报，并就此写了一小叠报告。谍报局把这叠报告送给外军处，外军处送回了评价：从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绿橡树小组那里已经得知这些材料；大部分真实消息是俄国报纸提供的；剩下的材料中有一部分是假的，或许是虚构的。这便宣告了绿橡树的破产。
乌克兰流亡者受到谍报局的注意。其中有一部分同德国友好，因为德国可能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再度帮助建立独立的乌克兰。谍报局让他们之中的部分人为德国搜集军事情报。一九三七年，卡纳里斯扩大了这项工作，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进行了接触，为此举行了会议，进行了准备活动，但是几乎还是没有收效，收集的情报仍然少得可怜。
在俄国的最大的潜在的特务源泉之一，是居住在俄国的一千二百多万日耳曼族人。作为苏联公民，他们受到斯大林消灭富农政策的野蛮迫害，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人被杀害。
但是他们也享有同样的机会：他们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块地盘上，拥有自己的伏尔加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许多人通过德国外国研究所和其他为国外德侨建立的机构同祖国保持着联系。然而，他们提供的全部东西，除了一些新的剪报外，没有更多的关于俄国的东西。虽然谍报局因此可以知道这些日耳曼族苏联公民的名字和地址，但它始终没有帮助其中一位爬到中央政府的高级职位上，甚至也没有对一位身居要职的俄国官员进行策反，让他替德国进行间谍活动。
一九三九年八月签订的德苏条约，解除了希特勒对苏联的后顾之忧。条约签订后，希特勒下令停止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可能激怒俄国人。可是，随着德国消灭了西线的一个又一个的敌人，它对俄国干涉的担忧减弱了。消灭共产主义的兴趣增加了，间谍活动重新开展起来了。在波兰战役之后缴获的文件，使得德国人可以同波兰在白俄和乌克兰的间谍网进行接触。现在德国有史以来首次同苏联享有的共同边界，对于偷偷向苏联派遣特务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谍报局在边界附近建立了特务支持点和训练营网，并把大批的特务派了过去。第一批特务的训练和装备很差。许多人领受了同样的任务，因为德国人预料许多人将被捕。确有几十个人被捕了。但其他人带着有关苏联设施的详细情报返了回来。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日，Ｖ—19540 号特务手下的一个小特务报告，在乌克兰西部莫纳斯特里克小镇的东北面发现了一个机场，机场的西边有四个飞机库。这个特务数了机场上有二十架飞机，还注意到那儿每天都在进行轰炸和跳伞训练。
虽然希特勒在一九四零年夏季就决定同俄国开战，虽然东线外军处在那年秋天加紧要求从俄国提供间谍情报，可是只有到了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希特勒颁发了“巴巴罗沙”
作战指令之后，谍报局才接到参加作战准备活动的明确指示。在这之后它的活动又受到严格限制。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底或者一九四一年一月初，卡纳里斯和皮肯布罗克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及其助手约德尔。约德尔在他的办公室里告诉他们，德苏战争夏天就要爆发，谍报局必须进行帮助。这是皮肯布罗克第一次听说这件事。约德尔在谈到已经赢得的战争时说，参谋总部不需要整个红军的详细情报。他指派谍报局只去观察边界上苏军的变动。约德尔就这样地禁止谍报局进行战略间谍活动，只让它注意作战细节和战术细节。希特勒认为，俄国在边界战斗之后就会垮台，约德尔宣布希特勒的这个看法之后，就结束了这次短暂的会见。
皮肯布罗克在接受的任务范围内，加紧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他同主管情报的第四副参谋总长马茨基和东线外军处处长金策尔进行了频繁磋商，更加仔细地制订必要的间谍活动任务。对俄国开展工作的所有谍报站奉命派遣更多的特务。
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部也开始向军事分界线的另一边派遣间谍。这些间谍比谍报站派出的特务更能胜任工作。许多人上过什切青、柯尼斯堡、维也纳和柏林的间谍学校；许多人携带着电台。他们的人数增加到好几百，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捕了。除此以外，偶尔有成队的化装德国土兵，突入边界线进行侦察。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个德国土兵穿上红军工兵服，从阿夫古斯托夫附近进入白俄。一位俄国边防巡逻战土突然袭击了他们。在枪战中，十一个德国士兵被打死，五个被俘。
所有这些特务的渗透都很肤浅。他们的任务只是查清俄国军队的部署和边界上的设施。没有哪一个人深入到俄国内地。没有哪一个被吸收到苏维埃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中。
没有哪一个接受了提供整个俄国实力的线索的任务。但是有一次有一个人确实报告了比较重大的问题。他的报告的性质，以及谍报局对这份报告的评价，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好地表明了德国对俄间谍工作的质量。“当某个比较强大的敌人同苏联发生战争时，”这个特务断定说， “共产党的垮台就会特别快，因而它再也不能控制局势，苏联就会土崩瓦解，形成一连串的独立国家。”谍报局说这个观点“特别准确”。
德国在苏联的最基本的情报机构之一是武官处。六十已出头、身子尚未发福的恩斯特·克斯特林将军，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长大的，俄语讲得流利，熟悉苏联生活方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沙皇军队作过战，二十年代初在军队部情报处研究过苏联红军。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德苏军事合作的最后几年期间，他在莫斯科担任军事观察家，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返回莫斯科正式担任陆军和空军武官。他有一种自我否定的幽默感：有一次他说，他可能陷在俄国的沼泽泥潭里“壮烈地死去”。可他也是一个叫人讨厌的家伙：美国外交官举行招待会，他说“食品是从电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说出席招待会的俄国人是“最低劣的人”。他缺少德国人所说的“男子汉的勇气”。由于害怕希特勒发脾气，当他在一位武官举行的宴会上坐在希特勒的旁边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最好不要讲出对苏联的看法。
他到达莫斯科六个月之后，在写给外军处处长的信中说： “在这里工作几个月的经验表明，搜集军事情报，或者同军事工业稍有联系的情报，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哪怕是最无害于苏联的东西也不让人知道。”苏联已不再安排武官参观部队。军事演习上看不到什么东西。俄国人似乎对所有的武官既说真话又撒谎。由于这些原因，他对于德国向他提出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只能回答很少几个。尽管如此，他仍然抱有希望，希望最终能成功地掌握“苏联红军未来的发展和编制的情况”。他把一份又一份的问题单和苏联武器装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