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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成了筛子。因此，当国军士兵们欢呼着冲杀上去的时候，阵地上的日军守敌已基本失去了抵抗的意志。
下午一时许，台源寺战斗胜利结束。国军全歼守敌二百余人，其中击毙一百七十人、俘虏了六十多名日军官兵，这个俘获比率在以往的战例中是十分罕见的，显然，美式武器的威力在摧毁敌人斗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这场战斗中，中美伞兵部队阵亡6人，负伤10人。
不过，这其中有个情况，马甲我始终没有搞清楚——阵亡人员中是否包括美军的赫斯少校（Whynot兄提供的材料说，赫斯的军衔应该是上尉）——赫斯是和三分队的分队长韩承璋少校（后任伞兵六队队长）同时负伤的，一颗子弹穿透了前面的韩队长、又击中了后面的赫斯。战斗刚结束，赫斯等人就被空运到昆明进行救治，这以后，有文章说赫斯只是受伤、而又有人说他阵亡了，莫衷一是。马甲我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开玩笑，只好表示存疑、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说起来，伞兵在台源寺镇的伤亡损失并不算大，但对二分队的影响却不小，因为他们的周之江队长牺牲了。
在那段时间里，蔡智诚的心情特别沮丧。参军整一年，算起来只打了两仗，头一仗在松山跟着连长，结果牺牲了游湘江；这一仗在台源寺跟着分队长，结果又阵亡了周之江，而且这俩人的死都多多少少和自己有点关系。
他把这些事情讲给陈保国听，唐僧和尚的判断是“蔡老弟的命太硬”、并且还玄的虚的解释了一大堆，搞得“蔡凶神”的心里十分忐忑。于是，继任的分队长还没有指派下来，蔡智诚就开始成天价提心吊胆，暗自嘀咕着：“别又遇见一个水字边的呀，再让我克掉可就太惭愧了……”
幸好，还没等新的倒霉蛋露面，电台里先就传来一个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
这激动人心的喜讯顿时冲走了蔡智诚脑海中的一切阴霾。
台源寺战斗结束之后，伞兵二队就撤离了战场，把清缴武器、转运军粮以及处置战俘之类的事情都交给了游击队。
（有网友问马甲：国军是如何处理和对待日军战俘的？国共双方所俘虏的最高级别的日军将领是什么级别……说实话，我在这方面也属于孤陋寡闻。但既然被提问了，也只能抛砖引玉的讲几句，希望能够得到高人的指教。
应该说，国军对待日军战俘还是很不错的。广西和湖南战场上被俘的日军士兵，一般都送到贵州镇远的战俘营，这个建筑群就设在镇远县城里面，如今是个旅游景点，里面有宿舍教室、礼堂操场，还有“反战同盟俱乐部”什么的，比一般的军营漂亮多了。
被俘士兵中的“朝鲜日本兵”一般都不算作战俘，甄别之后单独组队，经过整训穿上新军装——草绿色制服、船形帽——编入金九领导的“光复军”。这些人于45年10月在天津集中，然后就由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用军舰送回朝鲜去了。
至于“国共双方所俘虏的最高级别日军将领”，以马甲所知，八路军方面，晋东南分区的武工队在正太铁路炸火车的时候，俘虏了一个“中将旅团长”铃木川三郎，时间是45年的1月中旬，但后来又有人说这个“铃木中将”是伪山西省政府的行政顾问，属于“文官挂军衔”，因此这个“中将”难免有点儿含糊；不过，国军方面就更含糊了。据称，他们俘虏了一个少将军官，而且还正是在这次台源寺战斗中抓获的，讲得有鼻子有眼，是个“副师团长”、名字叫三木郎……可马甲我觉得日军编制中好象没有“副师团长”这个职位，而且我在45年的湖南日军将官名册中也没找到“三木郎”是个什么人物，所以不免有点疑心是不是有人把少佐的肩章误看成少将了——除此之外，马甲就没听说过在战场上还俘获过其他的将军级别的日军军官。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自己并没有抓到过日本少将。当时只是把战利品交给游击队处置、俘虏兵也由他们移交给100军了）
伞兵部队之所以迅速撤离台源寺镇，是因为担心日军增援部队有可能进行反扑。“陆军突击总队”从建立之初就被定位为“攻击兵团”，训练和作战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不停留、不防守”。换句话说，打防御战不是伞兵们应该干的活。
部队回到了洪市镇。“中美联合部队”的营地设在机场旁边的太山村，一二分队则与大队人马隔着蒸水、单独驻扎在河对岸的邓家台。
周之江阵亡以后，二分队没有任命新的分队长，而是统归一分队的刘盛亨队长指挥。对伞兵而言，这样的指挥方式是十分正常的。因为空降作战时、官兵们经常会在战场上散布得七零八落，所以在平时就十分强调“服从军衔”的理念——只要是几个伞兵聚在一起，谁的军衔高谁就是领导——前些日子空降洪罗庙的时候，大家一时找不到姜队长和刘分队长、就纷纷向周之江靠拢，现在周队长不在了，听从刘盛亨的命令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伞兵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大吃大喝。
听说国军收复了台源寺，四里八乡的老百姓都来表示祝贺，慰劳品成筐成担地送进军营，上面贴着大红纸、写着“鬼子肉”，实际上全都是猪肉。于是乎，当兵的整天捧着肉丸子、红烧肉，从早吃到晚，由于油水太大，搞到最后都拉肚子了。
蔡智诚发现陈保国也在大口大口地啃猪蹄，不由得十分奇怪：“喂，唐僧，你怎么也喜欢吃肉啊？”
“是啊是啊，吃鬼子肉属于超度，没有罪过反而有功德”，这家伙倒还满会找理由。
后来相处久了才知道，陈保国这个和尚只是单纯反对杀生，对喝酒吃肉却是很愿意接受的。
刘盛亨队长每天都要用对讲机与队部联系。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好消息，说美国空军在日本扔了两颗“新式炸弹”，日本鬼子顶不住、已经打算投降了。
美国人的武器厉害，那是所有人都亲眼见过的，可要是说才丢两颗炸弹就能把小日本炸得喊投降，大家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打了八年仗，谁都知道鬼子兵是一帮多么亡命的家伙，岂能够如此轻易就认输。
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1号下午，姜键队长开着一辆美式中吉普跑到邓家台来了。这种吉普车是和机降部队一起着陆洪罗庙的，总共有两辆，在攻打台源寺的时候没有使用，现在另一辆由美国兵驾驶、这一辆就成了姜队长的座乘。姜键少校站在车子上得意洋洋地宣布：奉上峰指令，伞兵即刻开赴长沙，协助国府特派专员洽谈受降事宜。伞兵二队将成为收复湖南省城的第一支部队！
姜队长说：“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维护国体，不卑不亢、小心审慎，既不可信口开河、也不许讥笑漫骂对方，遇到重要问题应及时向带队长官报告”。他还提醒部下：“为壮观军容，每个人都必须准备一套干净礼服，以便在进城的时候向长沙市民展现我军的蓬勃士气”
这下子，大家终于相信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伞兵都没有睡觉。官兵们擦洗枪械、熨烫军服，不停的讲话、还一个劲地傻笑，其实谁也没注意别人在嚷嚷什么、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反正每个人都在喊叫、每个人都在用激动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在这里！我们赢了！我们是胜利者！”
8月12日上午，伞兵二队启程前往长沙。一二分队乘坐三辆卡车紧随姜键队长的中吉普在前头开路，其他人员的汽车则间隔一两公里、跟在后面。
这些道奇十轮卡车是通过“潭衡战区指挥部”调集过来的，开车的司机好象还不大弄得清状况，疑疑惑惑地问道：“是长沙的日军要投降了，还是整个湖南的日军都要投降了？”
伞兵们告诉他：“是全中国的日军要投降了！是全日本的鬼子全部都要投降了！”
卡车司机撇撇嘴：“切！空起吹……”
车队开过湘潭附近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几架盟军的飞机。那几架战斗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又猛地俯冲下来向城里的日军据点“哒哒哒”地扫射。
看见这个场景，卡车司机难免有点儿担心起来：“喂！你们知道日本要投降，可那边的日军知不知道自己要投降呀？”
对这个问题，伞兵们也有点吃不准了……
汽车开到长沙南郊的杨家山，正式进入了日军控制的区域。
公路边有个日军兵营，一大帮小鬼子正光着膀子在场坝上操练，“嘿哟——嚯哟”的整得蛮起劲，对轰隆隆开过来的国军部队不理不睬。于是，姜键队长就把吉普车停下了，伞兵们也纷纷下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全都对准了这群光膀子。
很快，从据点里跑出来一个日军大尉，手扶着军刀、撅起屁股敬礼。姜键少校就给他讲解我军的任务和政策，他讲一句、那鬼子就“哈咿”一声，从头“哈咿”到尾、却还是一脸的茫然，一句话也没听懂。
只好让刘盛亨分队长来做翻译。谁知道，刘盛亨这位“外语人才”是个半吊子货，平时模仿两句“枯啦”、“八嘎”还将就，一旦遇到这种专业性较强的政策词汇就傻了眼，吭哧了老半天，鬼子大尉越听越迷糊，最后还是把汉奸翻译官叫来才把事情说清楚了。
原来，驻扎在杨家山兵营的是日军第11步兵大队（大队长高宫正辉），他们已经接到了“国军洽降官员护卫队”将要进入长沙城的指令。但日军司令部原以为车队要在8月13日才能到达，却没想到伞兵们提前来了，因此，这位高宫正辉大尉就征求姜键少校的意见：是否需要立刻通知司令部派“引导车”来迎接国军？
姜键赶紧通过电台请示上级。国府特派专员的意思是“天色已晚，此时进城恐怕惊扰市民”，让伞兵二队原地休息，明天一早再进入长沙。
原地休息，在哪儿休息呀？当然是在日本军营里。
姜键对日军大队长说：“我看你的兵在操场上练得挺来劲，很好很好。这样吧，你们完全可以在训练场上歇息，营房就腾给我们住了”
于是乎，当天晚上，伞兵们就在日军炮楼里东蹦西跳地寻开心，留下一群光膀子的鬼子兵坐在场坝里“咦呀——哭哇——”地唱日本歌。
第二天一早，日军司令部派来一个叫大西的中佐联络官，伞兵们兴高采烈地进了城。而那些在操场上哼唧了一宿的小鬼子却象霜打的茄子，再也没有继续操练的劲头了。
说起来，姜键队长对第11步兵大队算是很客气了。几天以后，杨家山兵营来了几支“别动军”游击队，一大群穿草鞋的农民不仅收缴了高宫大队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甚至把皇军身上的衬衫都扒了下来，活生生把几百位“太君”抢成了丐帮——那模样才真叫做凄惨呢。
伞兵进长沙的时候，国府的特派专员已经在城里了。
其实，这时候的长沙城里已经聚集了好几拨“洽降代表”。有第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