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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社会各界也没有放弃和平的最后希望，蔡式超老先生给孩子们写信，讲来讲去都是“避免战乱、休养生息”的大道理，甚至还引用了赵藩的名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蔡家的两个儿子看了以后哭笑不得，心说：打不打仗，岂是我们这样的小军官能够决定的，恐怕就连蒋委员长也没有多少办法。
在当时，政府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共产党阻断了华北的交通线——从上海到北平或者天津只能乘坐轮船和飞机，江苏的陆路到不了山东，济南到青岛的铁路也无法通行，政府官员出了首都只能向南走，因为苏北就属于共产党……交通的堵塞使国民经济陷入瘫痪，解放区开展的土改运动又使大批地主逃离家园。于是，南方的资本家和北方的地主都在叫苦连天，纷纷要求中央“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的最佳途径是进行谈判，可国共双方的谈判总是不见成效。国民党要求“恢复交通”，共产党就要求政府“先承认交通沿线的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国民党说政权问题要由“国民大会”决定，共产党就反对召开国大，要求“先进行充分的政治协商”；国民党要求中共军队进行整编，中共同意整编、但要求国军先“退回到1月13日（调停小组成立时）的位置”，也就是要国军撤出关外；蒋介石急了，一家伙撕毁停战协定、还发布“最后通牒”，可毛泽东却不怕，写文章说“美帝国主义极其走狗都是纸老虎”……
于是，蔡智诚和蔡智仁都认为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了。他们觉得，事情闹到这一步，其实不是哪一方或者哪个人的一相情愿，而是国共双方基于各自目的的共同选择。
但是，在46年8月的上海，蔡智诚和蔡智仁都没有想到今后的内战将会演变成席卷全国、并最终夺取政权的全面战事。
他俩以为，所谓“国共内战”，无非是围绕着交通线的打打谈谈。顶多用上半年时间，国军就可以完成军事目的、把各条铁路线贯通起来，到时候共产党没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解决问题就容易多了。
虽然都是国军精锐部队的基层骨干，但蔡家兄弟其实对自己的对手一点也不了解。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国军的力量比八路军强大得多，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失败的，这场战争如果打得好了可以所向披靡，即便打得不好也可以把共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以后再慢慢“剿匪”就是了。
兄弟俩的心里很清楚，以国民党当时的状况，不仅没有在政治上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在经济上也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事。但他们也同时认为，国民党无法办到的事情，共产党就更不可能办到，所以这场战争一定是短期的、局部的。
“打就打吧，眼下的局面这么难堪，打一打试试看，或许还可以打出点希望来”。蔡智诚记得，这是他二哥最后的观点。
9月1日，蔡智诚送哥哥上轮船。
在码头上，蔡智仁拍了拍弟弟的脸，笑着说：“赶快到美国去读书吧，打仗的事就用不着你操心了”。
蔡智诚也叮嘱道：“二哥，在战场上要小心一点”
“放心吧，我在军部当差，就象进了保险箱一样安全”。
蔡智仁耸耸肩膀，转过身，米黄色的风衣就混入了拥挤的人群。从此以后，这件风衣的颜色就和二哥匆忙的背影一起，永远地留在了蔡智诚的记忆中。
1946年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和民盟党派联合抵制了由国民党包办的这届不民主的大会。
当月，中共代表宣布不再接受美国政府的军事调停，周恩来等人随即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在蔡智诚的观念中，从这个时候起，全面内战爆发了
46年9月中旬，参谋总长陈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视察了岔路口伞兵总部，并且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国民政府准备在双十节那天举行阅兵仪式，而且；阅兵演练的主角已经选定为“空军伞兵总队”——这对军人而言真是个莫大的荣誉。
说实话，这个突如其来的“荣誉”确实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因为，当时的伞兵虽然名义上属于空军编制，但实际上不仅指挥体系不统一，而且驻地也很分散——司令官马师恭带着副官处和六个主力分队去了沈阳，马司令本人兼任“东北行营警备总队司令”，只听从杜聿明的调遣；而其他的战斗分队则散布在宁沪铁路沿线的各个火车站，有的受汤恩伯指挥、有的受陈大庆指挥；留在南京城里归空军领导的只有副司令张绪滋和参谋处的几十号人——什么阅兵、什么演练，根本就无从谈起。
这个时候，“空军伞兵总队”的军心很不稳定。大部分基层官兵愿意留在空军，因为空军的待遇比较好、也显得比较威风漂亮；可高级干部们却希望回陆军，因为李汉萍、马师恭、张绪滋以及大部分处长和队长都是从第五军出来的，他们愿意都跟着杜聿明而不大乐意在周至柔的手下（周至柔是十一师、十八军出身，属于“土木系”）。所以，部队的归属问题正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如果不搞这次国庆阅兵，伞兵部队还真有可能被拆散了。
“双十节阅兵”是蒋介石委员长钦定的重头戏，这个“天字号的任务”就连杜聿明和汤恩伯也抵挡不住。因此，空军总司令部借着这个理由召回了驻东北的伞兵，守卫火车站的各个分队也迅速回到南京，接着，参谋总部又从“无锡中训团”（第十七军官总队）抽调了五十多名军官担任伞兵的各级骨干，自此以后，国民党伞兵部队就完全脱离了杜聿明系统，逐渐成为由陈诚控制的机动兵团。
当权者勾心斗角，可基层官兵却并不关心部队受哪个派系的指挥。这个时候，蔡智诚只是对即将到来的阅兵典礼充满了喜悦，他热心地期盼着能够亲眼见到蒋委员长。
阅兵演练的场地设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从9月份以后，机场周围就成了伞兵们的训练营地。九月下旬，伞兵训练营里来了一位陆军指导官，他就是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装甲兵战车一团的副团长蒋纬国少校。
蒋纬国曾经当过德国兵，在军事训练方面很有一套，毕竟是在外国军队里闯荡过的人物，他的行为举止都有些洋气。比如，国军的敬礼姿势应该是“五指并拢、掌尖指向太阳穴”，而蒋少校却是用手指头在额头中间碰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蔡智诚看见邱清泉军长也是“碰脑门子”敬礼的，这才明白蒋副团长其实是想表现自己的“德国派头”。
不过，除了有点“洋派”，蒋公子并没有特别的纨绔习气。在明故宫机场训练的那段时间里，这位高干子弟和伞兵们一起值班一起出勤，对人对己的要求都十分严格。
当时，训练营门口的路面不太平坦，右边高左边低，低洼处经常积水，于是，伞兵就把哨位设在了大门的右侧。蒋纬国到任的第一天就发现了其中的弊端，他说：哨位处于大门右侧，当哨兵向来宾敬礼的时候，如果长官还礼、抬起的右手就会遮住自己的面孔和视线，这样不仅有损于首长的仪态，也使得哨兵无法看清进门者的相貌，既不礼貌也不安全。
（从电视上可以看到，迎接贵宾的时候，仪仗兵和卫兵都应当站在来访者的左侧，只有那些等着献花、握手或者拥抱的人才在右边排队，这是警卫礼仪的常识。各位逛街的时候也可以再瞧瞧，现在随便什么单位的门口都站着几个外表挺威风的保安，其中有多少门卫室的位置和警卫的哨位是弄反了的）
有天夜里，轮到蔡智诚在大门口值哨，天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当时，有几位军官的家眷正巧从城里回来，瞧见蔡少尉被淋得十分可怜，就借给他一把雨伞。过了没多久，蒋纬国开着吉普车给哨兵送雨衣来了，发现门卫官打着伞，就训斥他不应该接受路人的物品，蔡少尉辩解说：“那几个家眷都是熟人……”，蒋少校回答道：“熟人也不行，军队的规则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在战争环境下，一个送东西的小举动就可能要了哨兵的命！”，然后，他脱掉雨衣站在门口、冒着大雨亲自给值班军官做警卫示范，瞧他那副严肃认真的劲头，还真有点象是个“德国军人”。
蒋纬国是坦克军官，对伞兵的业务其实不大懂，但他见过的洋玩意比较多，所以总能够想出一些新鲜招数来。照以往的规矩，伞兵检阅无非就是跳伞表演——飞机在天上转几圈，把降落伞丢下来就算完事了——可蒋少校却认为伞兵既然是“突击部队”，就应该加上“进攻演练”的内容。为此，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实弹演习的方案，还说是德国党卫军的办法，既有观赏效果又有实战意义。
“在蒋委员长阅兵的时候搞实弹进攻演习”，若是别人想出这个馊主意，非被长官骂死不可。可这建议是蒋公子提出来的，那就大不一样了，伞兵总队只好向上级做请示，没想到，陈诚总长还真的批准了。
46年10月10日，通往明故宫机场的道路上聚集了十多万南京市民，中山大道两侧人头攒动、彩旗飞舞、鼓号喧天，那场面比头一年的双十节还要热闹。
蔡智诚站在观礼台的前面，全副武装，衣兜里揣着党证、伞兵证、《军人手册》和《总理遗训》。伞兵总队没有派“留美预备班”的学员参加演习，而是让他们在观礼区担任仪仗，一方面是为了向记者们提供咨询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付蒋委员长的考察。年青参谋们熟悉业务、举止得体，在大人物面前能够稳得住心神，不至于捅出什么娄子来。
上午10点钟，蒋委员长在军乐声中登上了检阅台。这是蔡智诚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他的心情十分激动，这时候，阅兵场上的照相机和摄影机的镜头全都对准了全身戎装的特级上将，人们兴奋地鼓掌欢呼、有的人还流下了幸福的热泪，在当时，虽然社会上“反蒋”的呼声很高，但依然有许多人十分崇敬蒋介石，依然有许多人把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党国领袖的身上。
那一天，在观礼台上的人还有宋美龄、于右任、蒋经国、蒋纬国、国防部长白崇僖、参谋总长陈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以及南京政府的一大帮要员。蒋宋美龄女士还把张绪滋的夫人也拉上了台，因为张副司令今天将要第一个跃出机舱、在蒋委员长面前表演高空跳伞。
嘉宾登台的时候，两架侦察机引导着九架运输机和九架战斗机已经在天上兜圈子了，随着蒋总裁一声令下，跳伞表演立刻开始——刹那间，天空中伞花绽放、飘飘荡荡，有的降落伞扯出了国旗、党旗和军旗，其他伞兵则纷纷开打信号枪，红的、绿的信号弹漫天飞舞，既象天女散花、又象神仙下凡，场面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