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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蔡智诚们的评论是否正确，毫无疑问的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虽然从时间上看，华东野战军更早一点开展了外线攻击，但华野的“七月分兵”并没有遏制住国军的进攻势头，最终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破釜沉舟之举才使得国民党军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从而陷入了“全面防御”的困境。
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华野外线兵团先前若是打得好一些，国民党主力则极有可能退守到陇海线附近，那样一来反而会给刘邓大军的南下造成很大困难。可现在，华野部队打得不如人意，结果却把国民党重兵吸引到了山东西部，给趁虚南进的中原野战军留下了绝佳的运动空间，而刘邓的大踏步跃进又反过来化解了华野方面的危机——陈粟丢了山东、却又在豫皖苏获得了空间，刘邓丢了河南、却又在大别山站住了脚跟。两大主力都在被动局面下完成了大区域的战场转换，连同陈谢兵团，在中原战场上形成了“三箭齐发”局面，从而创造了联系更为密切、协作更为灵活的战略态势。
战争的规律，有时候真是出人意料、奇妙非常。
在47年8月份以后的那段时间里，蔡智诚一直是稀哩糊涂的，不知道局势应该算好还是算坏。
根据“重点进攻”的计划，徐州国军的主要目标是山东，待山东战场大功告成之后，再分兵河南、增援东北——这计划说起来应该没有啥毛病，可莫名其妙的是，眼看着山东的共军被打跑了、河南的共军也“逃跑”了，国军大获全胜，却不得不由重点进攻转入了全面防御。
“被打败的共军”跑得到处都是，说他们是“流窜”吧，既抓不住也挡不住；说他们是进攻吧，又不知道到底要攻击哪里，搞得国军处处设防、时刻紧张。打来打去，“山东问题”解决了，可徐州剿总不仅抽不出人马支援其他战区，反而觉得兵力越来越不够用……这可真让蔡智诚们伤透了脑筋——国军到底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呢？
战略上的局面扑朔迷离、搞不清楚，而眼前的场景却是一目了然的。
8月下旬，整编第11师的大部队开到了河南商丘。第11旅和第18旅的官兵们早就从118旅那里得知了快速纵队的“暴行”，一下火车，人家就直接控制了朱集车站，一大帮强兵悍将虎视眈眈，把机枪和大炮全都对准了伞兵的营房，搞得蔡智诚他们出门进屋的时候头皮直发麻，生怕从背后的什么地方飞出一颗子弹来。
快速纵队当然不敢和整11师硬碰硬，但伞兵们也有自己的办法。惹不起还躲得起，胡琏不给好脸色，他们就请求调防，于是，没过两天，南京方面就发来电报：即刻移防上海。
商丘呆不住，改去大上海，真是不错啊！
伞兵们兴高采烈、拔营出发，就连仓库里的罐头饼干都不要了——美国大老板又来了一批新的，回去就换。到了十里洋场，那还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嘛。
坐火车，到上海，出了车站又转往港口。蔡智诚看见码头上停着好多军舰，“伞兵总队南京留守处”的一帮参谋们正在舰桥上嘻嘻哈哈地招手。
“又要搞什么名堂？”，大家满怀好奇地登上舰船，心里觉得十分好笑——坐了飞机坐坦克、坐了火车坐兵舰，才当过空降兵、摩托化步兵和铁路警察，现在又要充当海军陆战队了。打了几年仗，天上地下海里全都转了个遍，这国军伞兵快要变成“全能部队”了……
在码头上看见军舰，蔡智诚们就知道又有新任务了。可这次是要去哪里呢？大家都猜测是去东北，因为47年8月份这时候，陈诚正好调任“东北行辕主任”，他是名义上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是“代理总司令”，到48年8月才转正），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又是土木系的亲信，所以派伞兵坐兵舰去东北当陈诚的卫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蔡智诚在舰桥上遇到参一科的科长钟汉勋，连忙向他打听：“我们这是去哪儿呀？”，钟汉勋还故作玄虚：“暂时保密，先参加完普陀军演再说”。
“普陀军演”就是在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表演抢滩登陆。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海陆空联合军事演习——水里有军舰、天上有飞机、步兵乘坐登陆艇和冲锋舟，与美国大兵的作派完全相同——可扮演海军陆战队的既不是海军也不是陆军，而是空军的伞兵部队。
这莫名其妙的主意是“伞兵总队南京留守处”鼓捣出来的。
5月份，伞兵总队开赴徐州组建第三快速纵队，在南京岔路口营房留下了一帮处长科长和后勤行政人员。战斗部队上前线以后，留守处的参谋们没啥事情可做，于是就写文章、吹牛皮，把太平洋战争的资料翻译翻译、再添加几句评论就成了自己的分析体会——二战期间，美国人在亚洲战场其实没有实施过什么象样的空降作战，所以伞兵的参谋们抄来抄去的都是麦克阿瑟的那一套，什么“遮断”啊、“蛙跳”啊、“侧翼打击”啊……结果就和海军搞到一堆去了。
这时候，国民党海军正计划着在山东的长山岛搞一次“蛙跳”行动。
长山岛位于渤海海峡的庙岛群岛，在山东和辽宁之间。在当时，胶东半岛的龙口、蓬莱、烟台都是华东野战军的根据地，而辽东半岛的大连和旅顺则属于苏联红军控制的“自由港”，两地之间相隔不过七八十海里，坐上大电船（带马达的帆船）一晚上就可以抵达，所以，辽南的旅大地区几乎就相当于山东解放区的后院。
47年8月，有情报显示，设在大连境内的“建新公司”将在年内恢复生产，这将会对东北和华东战局产生严重影响——“建新公司”原本是日本人于1905年至1945年期间在大连、旅顺地区建设的一系列重工企业。苏联占领东北后把其中的主要设备拆走了，1946年底，中共华东局派朱毅、张珍、吴运铎等干部到大连，通过民间收集、折价购买、自主研制等办法收拾残局，用一年的时间使陷于瘫痪的兵工厂恢复了运转。到1948年，“建新公司”下属企业的正式员工已超过八千人，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消耗的二十万发炮弹和大部分的子弹、炸药全都来自于该公司，所以陈毅同志总结说“淮海战役的胜利，一是靠山东人民的小车，二是靠大连的炮弹”——其实，我们只要对比一下东北、华东野战军与另外两路野战军在1948年的表现，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建新公司”投产以后的巨大作用。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试图在“建新公司”恢复生产以前切断其水路运输线，但国军海军并不敢招惹大连的苏联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准备占领山东的长山岛、割裂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联系。恰在这时候，他们听说伞兵的一帮参谋正在鼓吹“向麦克阿瑟同志学习”，立刻一拍即和，决心实行海空携手、搞一次两栖登陆作战，共创“蛙跳”战例的新篇章。
国军伞兵从前只练过从天上往地下跳，没有试过从水里往岸上蹦——这无所谓，国军海军也没有登陆作战的经验。大家决定在正式开打之前搞一次军事演习，先找找感觉再说。
“普陀军演”名义上的总指挥是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但实际的指挥官是“峨嵋”舰舰长粱序昭和“海军检点长”林遵。
林遵和粱序昭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海军干将，他俩都是福建福州人、都是马尾海军校的毕业生，美国人赠送给中国的“九大舰”（ “峨嵋”、“太康”、“太平”、“永胜”、“永顺”、“永定”、“永泰”、“永宁”、“永兴”）也是这俩人一起开过太平洋的。说起来，“普陀军演”或许是林遵和粱序昭的最后一次共事，因为演习结束之后，粱序昭就调到青岛去当海防第一舰队司令，后来又到台湾当了海军总司令；而林遵则率领海防第二舰队到西沙和南沙宣示主权（陈水扁前些天视察的太平岛基地就是林遵创建的），后来又率部在南京江面起义，彻底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记得萨苏老大在《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海军佚闻》中介绍过粱序昭和林遵，称他俩为“闽系复辟运动”的带头人——这当然没错。但其实，1946年以后，国民党海军除了“马尾系”与“雷电系”之争以外，还有本土系、留美系和留英系之分，粱序昭属于留美系、林遵属于留英系，虽然是同乡却并不是同派。
在当时，与海军接触不多的人或许搞不清“马尾系”与“雷电系”之间的门道，但对于留英系、留美系和本土系的区别却可以一目了然——国民党海军在军舰上的样子差不多，一上岸就分开了。留美的穿着美军制服去美军俱乐部喝可乐，留英的穿着英国军服去英国俱乐部喝红茶，穿着中国军服的本地土鳖只好跑到小饭馆里喝烧酒，真正是泾渭分明——在一个舰队里面可以穿出三个国家的军服，也只有国民党海军能把派系纷争整得如此夸张。
“留美系”掌管着美国军舰，数量多、体系完备（其代表是“九大舰”）；“留英系”则控制着英国兵船，数量虽少、但比较先进（其王牌是“重庆舰”）；而“本土系”的人只好驾驶着日本赔偿的破烂货，显得十分落魄。
蔡智诚乘坐的“黄安舰”就属于本土系。这“黄安舰”是1944年下水的轻型护卫舰，虽然舰龄比较新，但从日本开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了动力设备，火炮和鱼雷管都被拆光了，青岛造船厂只好在舰首安装了一门13。5毫米高射机枪，所以这所谓的护卫舰其实只相当于一艘武装运输船。
“黄安舰”为日本第一类丙型海防舰，满载排水量810吨，原本应该装备两门120毫米主炮——这是同型号的“吉安舰”，可以看见火炮也被拆掉了。
“黄安舰”于49年2月起义，是第一艘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舰，加装苏式100毫米主炮之后，成为人民海军的“沈阳号”。
当时，“黄安号”隶属于海防第一舰队，操舰军官是沈鸿烈的东北海军、而士兵则来自汪伪海军，一帮“土鳖”爹不亲娘不爱的，没有人愿意搭理他们。按理说，海军的待遇应该很不错才是，可这“黄安舰”上的人却经常饿肚子，他们每天拿着个铁皮盒子按定量分米、然后各自到伙房里蒸饭，开饭的时候餐桌上只有一盆小鱼，几十个人你争我夺的抢破了头。蔡智诚他们觉得挺纳闷：“海军想吃鱼，随便钓就是，何必这么抢呢？”，那些海员回答道：“不是抢鱼，是抢菜盆里的油水呢……”，伞兵们这才恍然大悟。
“普陀军演”期间，伞兵各单位分乘登陆舰实施攻击，只有蔡智诚他们搭乘“黄安号”先行登岛，原因是特务队被分配担任演习中的“假想敌”。
普陀山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面积12。6平方公里，是著名的佛教圣地。按军事演习的预想，“守岛共军”的兵力为两个步兵团加一个师属炮兵营，伞兵特务队的官兵就扛着小旗扮演这“五千共军”——用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