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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送命的角色,进到营部就安全多了,打仗的时候可以在后面督战,仿佛进了保险箱一样。
说实话,这个时候的蔡智诚他们确实象是在保险箱里。当时,伞兵一团驻守黄口,伞兵二团驻守砀山,经常在陇海铁路线上与共军发生接触,而司令部直属的搜索营、工兵营、通讯营和辎重营却住在徐州城里,不开枪不打仗,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当时,伞兵搜索营的任务是保护城里的电力安全,这个差事说难不算难、说易也不易。那时候,徐州号称是“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让人很伤脑筋——大马路成天被军车和战车碾过来压过去的,想平也平不了;电话局里只有20部交换机,原本不到一千五百门的容量却要应付三千多门电话,遇到前方打仗的时候总机房里就象炸了锅,把交换员累死也没有办法;供电问题就更难办了,徐州原本依靠贾汪电厂供电,那是个日本人建造的厂子,距离徐州60公里,装机容量1250千瓦,不仅电量不够而且还经常被游击队切断线路,弄得电灯时暗时明。为了保证电力供应,徐州“陆总”只好从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弄来一台1000千瓦机组(是美国军舰上拆下来的旧设备,满出力只能达到800千瓦),在“张勋官邸”(今徐州供电局)开办了一个专用发电房,而搜索营的职责就是保证这个新电厂与“重点用户”之间的线路畅通。
当时,徐州是华东军政中心,各类“重点用户”着实不少。搜索营的游乐智营长考虑来考虑去,先列出一些“重中之重”,然后再委派下属分头负责,蔡智诚承包的是“花园饭店”、“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这倒是三个好地方。
花园饭店建造于1916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徐州最高档的酒店。它所在的地方原本叫做按察街,后来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在这个饭馆里拜把子,俩兄弟一高兴就把“按察街”改名为“大同街”了,意思是说拜把成功、世界大同。可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大同意他俩的说法,于是就把“大同街”改成了“淮海路”,还把“花园饭店”也改成了“淮海饭店”,以此来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其实,这花园饭店与淮海战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这里曾经是李宗仁的指挥部。
花园饭店是各路高官途经徐州的首选下榻之地,一般人是进不来的。不是吹牛的说,1948年的春节,能在这个饭店开房间的少将以下的军官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蒋纬国上校,另一位就是蔡智诚上尉——只不过蔡上尉所开的房间是配电房,虽然面积挺大,到底还是寒碜了点。
寒碜归寒碜,照样可以进餐厅吃西餐,并且因为与服务员的关系好,牛排更厚一点也说不定。
当时,徐州“陆总”下辖济南、贾汪、蚌埠三个绥靖司令部和一个(郑州)前进指挥部,来此开会视察或者中转的各类官员络绎不绝,每当遇到王耀武、邱清泉、胡琏、孙元良等重要人物到徐州的时候,“陆总”副司令韩德勤或者参谋长郭汝瑰总要招待他们一顿,而其他官员住店就只有自己进餐厅吃饭了。
军人吃饭是不花钱的,高官们更可以随意点菜,虽然政策一样,但有的人比较节俭、有的人却比较随意。比如有一次杜聿明和王耀武住在花园饭店,开饭的时候一人只点了一碗面条,搞得一帮属下也只好有样学样、个个埋头喝面汤;可吴化文军长就大不相同了,顿顿摆满海蟹湖虾,还要喝法国白兰地,服务员说他一天能吃掉一根金条,饭量真是不得了。
这么高档的地方,一般人能进来逛一逛就觉得很有面子。当时徐州的红灯区在一个叫“金谷里”的地方,据说那儿的妓女如果能到花园饭店里住一夜,宁愿不收嫖客的钱,于是某些随从人员就悄悄带着妓女回来鬼混。有一天,服务员收拾房间的时候笑得半死,原来他在墙上发现了一首打油诗:“奔波劳顿到徐州,金谷艳遇把情留,云雨方交正浓厚,长官来到俺床头。垂首立正遭训话,一训就是俩钟头……”,真是个倒霉蛋。
在花园饭店里搞风流是不合适的,但在“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却可以和风尘女子们打交道。
“空军俱乐部”是徐州空军指挥部开设的娱乐馆(今徐州市中山堂),“装甲兵之友”是蒋纬国创办的休闲处(今徐州市文化宫),这两个地方几乎门对门,都是跳舞厅。相对而言,“装甲兵之友”更加热闹一些,因为蒋纬国经常在那里指挥乐队,有时候还亲自操琴表演,引得好些高官都来捧场。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女士也常去那儿助兴,而且每次都带着好多外国糖果,一边分给大家还一边叮嘱说:“少喝酒呀,时局不太平,小心不要惹事呀……”,就象是哄小孩子一样。
蒋家两口子玩到九点来钟就走了,接下来就可以喊舞女们进场——当时徐州有几个从上海来的交际花,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刘茵,是个扬州人,空军和装甲兵都抢着和她套近乎,可人家刘小姐又没有分身之术,只好两头敷衍。约定俗成的办法是:蒋纬国和夫人在“装甲兵之友”的时候,刘交际花尽可以去和空军飞行员打情骂俏,可等到九点钟以后,她就应该来安慰铁甲战士了。
说起来,这刘茵小姐也怪有本事的,开飞机的和开坦克的都是天底下最霸道的角色,真难为她能够应付得下来。
当时,驻徐州的装甲部队是战车第一团,前任团长是蒋纬国,现任团长是赵志华。这赵志华是个只认识蒋纬国、连蒋经国都敢抓的二愣子,一帮部下也都是些混帐二百五,所以号称是“火牛”;而徐州的空军主力是第三驱逐机大队,这第三大队下辖四个中队,三个在徐州、一个在济南(就是和宪兵开仗闹罢工的那个第28中队),他们的前任长官是苑金函,现在归徐焕升指挥,这徐焕升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曾经开着轰炸机到日本东京去撒传单,胆子可真够大的。
这两路猛人遇到一起,想不出事情都难。
每年的春节前夕,徐州市都要举办“迎新篮球比赛”,往届的冠军都是徐州宝兴面粉厂,他们有几个专业队员,水平着实很高,48年的这一次,宝兴厂虽然主动把自己分成了甲乙两个队,照样过关斩将,在决赛中胜利会师。可就在这时候,空军和装甲兵突然向组办单位提出了参赛申请,主办方哪里敢拒绝,宝兴面粉厂也只好表示欢迎,于是就派出甲乙两队分头接招。
头一场半决赛,“宝兴甲”领教装甲兵的“火牛队”,刚开场就被打伤了好几个,从此就不敢碰球了,结果是9比105,输得一塌糊涂;第二场开锣,“宝兴乙”干脆弃权当了缩头乌龟,让空军“飞虎队”直接进入了决赛——“火牛”和“飞虎”争夺冠军,这下子就有好戏看了。
比赛的场地设在云龙山体育场,一大早,装甲兵就把战车开到了比赛场,坦克的履带压着球场的白线,场外边还有几辆装甲车来回地转悠,等空军“飞虎队”来到的时候,吉普车就被堵在了铁壁铜墙的外面,非得下车徒步进场不可。飞行员吃了一个下马威,气得不得了,立刻派人回去打招呼,于是,天空中很快就出现了两架P51战斗机,来回俯冲、低空盘旋,就象玩特技一般,机翼卷起狂风呼啸、引擎震得地面乱颤,观众们吓得抱头鼠窜,飞行员却在强大的空中掩护之下得意扬扬地穿过坦克的包围、走进了比赛场——赛前热身,双方打了个平手。
比赛开始,火牛队由团长赵志华领头,拴着宽皮带、穿着大皮鞋就下场了,飞虎队一看对方是这副打扮,知道来者不善,赶紧去取武器,一帮“篮球运动员”有的把手枪绑在腿上、有的别在腰里。决赛的裁判是体育场的经理刘玉邦,他看见这架势吓得浑身直哆嗦,哪里还敢吹哨子,丢下球跑进办公室、死活也不肯出来了。场地上只留下一群牛和虎还在那里对峙,不象是打球倒象是要打仗。
就这么僵持了好一阵,蒋纬国才赶到了现场,说实话,徐州城里也只有他能吹这场球的裁判。果然,蒋裁判一到,火牛队的皮带和皮鞋就脱掉了,飞虎队也解下了手枪,40分钟比下来,空军赢了装甲兵几分。不过,主办单位倒也是挺会做人的,颁发的冠军亚军锦旗是一个模样,全都写着“勇冠三军”,奖品也完全相同,都是两箱汽水——双方把手言欢、哈哈一乐,亲亲热热上馆子喝酒去了。
48年春节,蔡智诚收到了一封家书。妻子在信中询问能不能到部队来探望亲人——自从新婚蜜月以后,小两口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她实在很想念自己的丈夫。
对于妻子的要求,蔡智诚犹豫了很长时间。
从规矩上讲,国民党军队并不限制官兵结婚,也不禁止军人家眷到驻地探亲。徐州城里就住着许多军属,有的开心有的不开心,有的看上去很幸福,有的却显得惶恐悲伤。
幸福开心的人总归是少数。在蔡智诚的印象中,最为志得意满的莫过于邱清泉夫妻了,邱军长讲究排场、态度傲慢,走到哪里都绷着个脸、身后总跟着一大群副官和马弁,他的妻子也是夫唱妇随,架子同样大得不得了。这女人姓叶,但不许别人称她为女士、太太或者夫人,非要喊做“叶厂长”才行,因为她担任着一个什么被服厂的厂长,大小也算是个干部。“叶厂长”对下属十分严厉,蔡智诚常常看见她在花园饭店的走廊里训人,语调尖利、目光炯炯,开口闭口“我军我军”的,好象指挥国军王牌的不是她丈夫、倒是她这个衣着光鲜的贵妇人一样。所以,淮海战役之后,蔡智诚听说了邱清泉阵亡的消息,首先想到不是邱军长的下场、而是琢磨着“叶厂长”的眼神是否还会如以前那样的威严慑人了。
相对而言,其他人则要显得谦和得多。那时候,邱清泉的副军长高吉人也住在饭店里,有天晚上,高副军长的三岁的儿子突然得病死了,高吉人不等天亮就要派人把小孩的尸体抱出去埋掉,他太太哭着不让送,老高就对她说:“我是带兵的人,战场上的弟兄一死就是成百上千,你哭一个孩子没关系,叫我怎么哭大家去……”,高夫人听见这话以后,硬是把眼泪给忍回去了。
当然,饭店里面也有终日哭泣的人,比如马励武的太太。马励武是整26师师长,鲁南战役时全军覆没、被解放军给俘虏了。他太太只好带着个六岁的孩子住在花园饭店,成天指望着国军能够打个胜仗把他的丈夫换回来,这孤儿寡母对战局十分关心,遇见军官就打探消息,听说打赢了哭、听说打输了也哭,然后就发誓:“以后子孙长大成人,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当兵打仗了”。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不管怎么样,能住进花园饭店的都是高官的家眷,待遇终归还是不错的。更多的军属则居住在徐州的民房甚至窝棚里,终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在那些日子里,“陆总”司令部和徐州火车站是这些女人孩子们最常守候的地方,每当前方发生战事,通讯大楼前就围满了彻夜不安的人群,每当有军车从前方归来,火车站的出口就聚满了焦灼盼望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