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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309团的指挥官则坚持认为三号高地上出现了敌人的援兵、并且还在逐步加强之中，因此要求上级给予增援。
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是对敌情的判断有所不同，但实质上是在推委责任。因为，如果三号高地上的敌人没有增兵，说明是309团清查战场不彻底、警惕性松懈；反过来，如果确实有援兵，则说明李弥副军长临时变更计划、把进攻主力调离竹影山的做法是错误的。
可惜，由于阵地上的日军都死光了，所以这场争论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不知萨苏兄能否查一查日本方面的资料，看看从1944年9月2日夜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日军有没有向“西山阵地”进行过增援？）
当然，309团也是在找借口。因为那时候，整个松山阵地上能够动弹的日本兵最多也只有两三百人，日军即使组织增援也派不出多少兵力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国军应付夜袭的本事太差了一点。
说起来，在以前，夜袭本是国军的常用战术，那时候日军的装备好，国军白天打不过敌人、只好在晚上进行反击，103师的不少战绩都是通过夜袭获得的。然而到了松山战役期间，国军换上了美式装备，枪炮多、弹药多、兵力多、还掌握了制空权，飞机大炮追着日军打，情况就倒了过来，国军白天威风、逼着日军开展夜袭。
依马甲的看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是真心喜欢夜战的。战场上的夜袭其实就是赌博，进攻方的态度虽然很积极，但战斗胜负的决定权却是掌握在防御方手里的——如果被攻击方的责任心强、警惕性高、经验丰富，那么，进攻方的主动行为就无异于自投罗网。
夜袭，考验的是防御方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可惜国军恰恰在这个方面比较差劲。松山战役期间，日军几乎每一次夜袭都能够获得成果，小鬼子只要凑齐十几个没受伤的人就敢在晚上进行反击，甚至可以越过前沿、跑到第八军的炮兵阵地上把大炮炸了，搞得国军一到天黑就十分紧张。
其实，9月2号夜里，竹影山阵地上只有四个国军士兵遇袭身亡，其他人都是被吓跑的。蔡智诚和罗烟杆逃到二号高地已经算是不错了，有的人则更绝，直接跑回了早晨的出发阵地。
天亮以后，蔡智诚见到了王光炜，王上校在弹坑里趴了一晚上，浑身都是泥水；中午的时候，陈永思团长也来了，陈团长当时没有往二号高地退却，而是向子高地的方向“突围”，转了一大圈才跑回来。
蔡新兵觉得有点纳闷：王上校和陈团长头天夜里不是在一起的么，怎么打起仗来却各跑各的了呢？
得知三号高地得而复失，军部和师部下达命令，要求309团再把阵地夺回来。王光炜很不高兴地说：“要是按照我原先的计划行事，何至于弄到现在这个地步”，他随即起草报告、说明事情的原委，叫蔡智诚送到军部交给何绍周——既替自己辩解、顺便也把李副军长告了一状。
蔡智诚并不认识何绍周，而且他也不愿意介入长官之间的纠纷，可是，王上校交办的任务却又不能不执行。
当天晚上，他来到第八军军部，报告说自己是从竹影山阵地来给军长送信的，可值班军官根本就不理睬他。第二天，蔡智诚好不容易才找到何绍周的副官，干脆说自己是何丽珠的同学，有重要的信件呈交何军长，那个副官吃了一惊，连忙接过信函递进去了——何丽珠是何辑五的女儿，因为何应钦的夫人不能生养，所以就把她过继给三伯当了继承人。在当时，“何总长家女公子”的招牌还是比较管用的。
这么耽搁了一天，等蔡智诚再回到前线的时候，已经是9月5日的下午。
阵地上还是老样子，309团守住二号高地、日军控制着三号高地。说起来，国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竹影山，可是，日军只要控制住这个最后的山头，就可以掩护背后的长岭岗，使得“子高地”上的国军部队无法顺利地发起总攻。
309团先后向日军发起过四次攻击，全都以失败告终。战斗中，团长陈永思腹部中弹、被送到救护队去了，王光炜上校肩部负伤、仍在坚持指挥。蔡智诚在阵地上转了一圈，没有看到罗烟杆，问了几个人，有的说他死了、有的说他受伤了，众说纷纭、不得要领——这时候，309团只剩下四十多个战斗人员，能够守住既有阵地已经不错了、根本无力再发起新的进攻。
事情到了这一步，李弥副军长也急了。他亲自赶到一线督战，要求9月6日一定要实施总攻，三天之内必须拿下松山。
9月5日傍晚，荣誉三团和82师244团奉命接管竹影山二号阵地，他们带来了六个喷火小组，一帮美军顾问也跟着来了，其中有位少校还是个黑人，让中国的士兵们觉得十分稀奇。
根据李弥副军长的指示，第二天的攻击任务由荣3团的赵团长负责指挥。这时候，阵地上虽然集结了三个团，但总兵力加起来也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不过，三个团聚在一起，立刻就能看出荣3团的装备要好得多，244团和309团的武器都是“万国牌”，而荣3团却是清一色的美式步枪、美式机枪，还配备有高射机枪和直瞄火炮。
那天晚上，哨兵们一直在阵地前打照明弹。这种照明弹是美军顾问团提供的，样子就跟枪榴弹差不多，可以用步枪发射，打到天上就炸出个小降落伞，晃晃悠悠、明光瓦亮，就象在半空中挂了一盏汽油灯，能有效地阻止日军的夜袭企图。
9月6日清晨，国军炮兵首先对竹影山阵地实施炮击，接着，美军的飞机也来投弹轰炸。上午九点，爆炸声尚未平息，攻击部队就发起了冲击。担任主攻的是荣3团和82师244团，309团没有参加进攻，蔡智诚他们守在二号阵地上观摩学习。
说实话，人家荣1师平时牛皮哄哄，打起仗来也确实有气派。
荣3团冲锋时的架势就和杂牌部队不一样——后面有高射机枪和重机枪掩护，前面有轻机枪手抱着“303”（路易斯轻机枪）开道。军官们一律穿着美式军用雨衣、手上端着冲锋枪，大模大样，嘴里喊着：“小鬼子不行了，弟兄们上啊！”，当兵也纷纷响应：“上啊！上啊！”，排着队、挺着腰板往前冲。
进攻的途中不时有人中弹倒地。244团的人一受伤就躺在地上哭嚎，可荣3团的士兵都是伤愈以后再复役的老角色，意志品质比较坚强，他们的伤兵捂住伤口咬牙挺着、愣是没有人吭声——荣3团的卫生兵也有个规矩，谁哭谁叫就不给谁救治，因为能哭喊的人就说明还有力气，要先去救那些体力不支的。
所以，难怪82师和103师虽然对荣一师满肚子意见，可论起打仗却不得不佩服他们。不说别的，光是人家冲锋陷阵的这种劲头，自己的部队就学不来。
那天上午，荣3团和244团轮番攻击了好几次，都失败了。中午的时候，李弥副军长从子高地那边打电话来警告说，当天下午必须拿下竹影山，否则军法从事。长官们顿时急了，荣3团赵团长和244团曾团长都亲自上阵组织冲锋，终于在下午三点钟左右杀进了日军阵地。
根据以往的经验，攻上山头只能算任务完成了一半。如果不及时肃清残敌，日军一个反扑就有可能把阵地夺回去。于是，包括美军顾问在内的所有军官都跑到阵地上去督战。
蔡智诚跟着王光炜爬上三号高地，看见国军部队正在逐一清剿坑道——残余的日军隐藏在防炮洞里，这些地洞外表不大、内部却很复杂，有的还分成好几层，不知道里面躲了多少人。
阵地上，国军的步枪手掩护着喷火小组搜索前进，发现地道洞口就甩手榴弹。甩手榴弹还有个讲究，如果一次只扔一两个，容易被敌人反扔出来，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同时甩进去七八个，搞得小鬼子没办法拣。先用手榴弹清理了洞口的敌人，喷火兵就接着往洞里喷火，或者干脆实施坑道爆破、朝里面扔爆破筒，连炸带烧的，把所有的地洞都整塌，日本兵不被烧死也被闷死了。
有的小鬼子在洞里憋不住、狂吼乱叫着往外冲，坑道两侧早就守着国军的冲锋枪手和机枪手，鬼子兵刚一露头就遇到枪林弹雨，根本就没得跑。
这样的打法真可谓干净彻底，唯一的毛病是无法统计具体的歼敌数字。到头来，谁也弄不清有多少日本兵被烧死、炸死在地道里，大家只好乱估计着汇报战果。
按照蔡智诚的叙述，松山日军的“最高头目”金光大队长就是被荣3团打死在竹影山阵地的——这件事值得分析一下。
关于日军“拉孟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后来追授为大佐）的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并没有确切的定论。
日军军部把金光队长的阵亡时间定于44年9月7日，这不能算数。因为日本方面把大部分松山守军的死亡日期都笼统地定在最后一天，目的是为了强调其“玉碎”的规模——金光身边的人都已经死得精光了，日本军方也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国军方面对这事有发言权，可国军各部队的说法不一。有说他被打死了、有说他被炸死了、还有说他是剖腹自杀的，虽然绘声绘色，但其实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因为国军这边谁也弄不清金光少佐长得是啥模样，只要发现一具被烧成焦炭的尸体、旁边再有把指挥刀，都可以说成是这个家伙。所以各个团队都声称自己击毙了“日军守备队长”，金光少佐的死亡时间和地点也就有了好几个版本。
按马甲个人的看法，我倾向于认为金光少佐是于9月6日死在了竹影山，也就是日军所称的“西山阵地”。
松山阵地的守备部队主要属于步兵113联队（松井联队），而这个金光惠次郎却是第56炮兵联队（西村联队）第3大队的大队长，并不是113联队的军官。当初，之所以由他担任“拉孟守备队长”，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军衔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松山阵地的任务是“封锁滇缅公路和惠通桥”，而炮兵是实施这个任务的主角。
7月份，当松山阵地已经被中国远征军包围，特别是松山阵地上的大型火炮被国军摧毁之后，鬼子的炮兵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松山日军的作战目的从“封锁交通线”变成了“固守待援”，这样，战斗的实际指挥权应该就由炮兵主官转到了113联队的步兵军官手里。换句话说，7月份以后的金光惠次郎少佐只能算是名义上的松山最高指挥官，他的任务不过是鼓舞士气、然后找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战死罢了。
松山日军原本有两个炮兵阵地，一个在滚龙坡（本道阵地），已于7月份被国军占领，另一个就在竹影山（西山阵地）；金光惠次郎队长曾经有两个指挥所，一个是大垭口（音部山阵地）的113联队总部，那里已于8月份被国军攻克，另一个就在竹影山炮兵第3大队的队部——因此，如果金光惠次郎能够自行决定的话，9月6日，也就是全军覆灭的前一天，死在竹影山的炮兵大队部应该是十分理想的选择。
当然，这只是马甲的猜测，我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证实这件事。
9月6号那天，蔡智诚也只是听见荣3团的副团长用无线电话机向军部报捷：“我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