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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来得比我预料的要早，我于是致电总统：
首相（从莫斯科）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0月23日
贵国国务院采取急转的态度，不能不令我惊讶。到了这里，我才知道明天就要宣布。当然，我们要同时采取一致的行动。我想俄国人可能会生气。莫洛托夫在谈话中曾说：他猜测他们会被当作在阻碍这事的人物出现，其实，他们〔俄国人〕如果不是尊重美英的愿望，早就承认法国临时政府了。
所以，我希望能让他们也和我们一起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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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我在下院发表的讲话中说：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我确信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法国现政府不但赢得了广大法国人民的充分支持，而且是唯一能够担负起赋与它的繁重使命的政府，只有它才能在完成立宪程序和议会程序之前的一段必须经过的中间过渡时期里使法国能聚集力量，并宣布其目的在于恢复议会的职权，只有它才能恢复他们正常的作用。
我们就这样完成了从1940年以来那些黑暗而遥远的日子里就开始进行的工作。
※ ※ ※
人们认为我首次访问巴黎应在休战日为宜，并公布了这次访问。不少报导透露说有些通敌分子要谋害我，因此采取了一些极其严密的警戒措施。11月10日下午，我在奥利机场降落，戴高乐安排了仪仗队欢迎我。我们一起驱车经过巴黎郊外驶入市区，直抵法国外交部。我和我的妻子及女儿玛丽在这里受到隆重的接待。这座建筑物曾长期被德国人占据。人们使我确信，我睡的是戈林睡的床，用的是戈林用的浴室。这里的一切都修整、镶嵌得富丽堂皇，在这个华厦里，很难使人相信，我在前面有一卷谈到的1940年5月我和雷诺政府以及甘默将军在这里最后的会见，只不过是一场噩梦。11月11日上午十一点，戴高乐陪我乘坐敞篷汽车，在全副军装、身披胸铠的雄伟的共和国警卫队的护引下，驶过塞纳河，经过协和广场。好几百名警卫队员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显得分外壮观。著名的爱丽舍田园大街整条林荫道挤满了巴黎市民，排列着军队。每个窗口挤满了观看的人，悬挂着国旗。我们穿过狂热地欢呼的人群，来到凯旋门。我和戴高乐都向无名战士陵墓献了花圈。仪式完毕，在一群法国政界要人的跟随下，我和这位将军一起在我非常熟悉的公路上大约步行了半哩。于是我们登上一座高台，检阅雄壮的法国和英国军队分列前进。我们的警卫团分遣队很雄壮！检阅完毕，我向克雷孟梭塑像献了花圈。在这激动人心的场合，克雷孟梭是我缅怀的人物。
戴高乐在陆军部举行盛大午宴招待我，致辞十分恭维我在战争中的贡献。不过，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
十二日晚，在大使馆举行宴会后，我和戴高乐去贝桑松。
这位将军很想让我看看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所指挥的即将发动的规模相当大的法军反击战。我们乘坐豪华的专用火车，这次旅行的安排都经过精心的准备。到达以后，离开打仗还有一段充裕的时间。我们本打算到山上一个瞭望哨去，但由于严寒和深雪，道路阻塞不通，整个军事行动只得延期。我和戴高乐坐了一整天的汽车。在长途劳累的旅程中，我们谈了很多东西，中间有时视察军队。这次安排的参观计划一直进行到天黑很晚。法国士兵看来精神极其抖擞，列队前进，气宇轩昂，满怀激情唱着名曲。由于我们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出来至少有十个小时了，我私人的随行人员——女儿玛丽和海军副官汤米怕我再得肺炎，但一切总算顺利。火车上的一顿晚餐是愉快而有趣的。戴高乐的军服上虽然只有一颗星，而其他六个高级将领军服上的星却是很多，但他们对戴高乐都怀着敬畏甚至畏惧，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夜间，我们的火车分途了。戴高乐回巴黎，我们这一半人继续往兰斯去，翌晨抵达那里。我前往艾克的司令部。下午，我乘飞机回到诺索尔特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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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我给总统写了一份报告，另抄一份给斯大林。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1月15日
……感谢你对我巴黎之行访问戴高乐的良好祝愿。在爱丽舍田园大街我受到五十万法国人的热烈欢迎，在市政府还受到部分在野党的隆重欢迎。我和戴高乐重建了友好的私人关系。
我看到法国报纸和其他方面谈论我们两人在巴黎把一切事情都决定下来了。你可以相信，我和戴高乐只是根据一切须经三国进一步研究的原则来讨论重大事情的，特别是贵国在法国的军队最多，更应经贵国进一步研究。十一日午餐后，我、艾登和戴高乐以及他的两三个人谈了两个小时。戴高乐询问了许多问题，我感到他们对已经决定了的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他当然迫切地想得到八个多师的现代化装备，这只有贵国才能提供。盟军最高司令部不无理由地主张：他那八个师不是准备用来在战场上打败德寇的，而海运一定要保证作战部队的给养，以便他们能赢得冬、春两季的战役的胜利。我支持这种主张。
同时，我对法国人的愿望寄予同情，他们希望多接管些战线，希望在战争中或在剩下的战争中——可能还有很多仗要打——贡献他们最大的力量；他们希望不要成为没有参加战斗的所谓战胜者走进德国。我认为这是一个感情问题，但无论如何应予以考虑。对法国来说，重要的是它应有一支军队，准备执行它必须实际上担负起来的任务，即他们有责任首先在我们盟军前线的后方维持一个和平的有秩序的国家；
其次，以后协助管辖德国的部分地区。
在第二个问题上，法国人强烈要求占领德国也要有他们一份，不是简单的作为英国或美国司令部属下的一个参加者，而是以法国司令部的资格参加占领。我对这一要求表示同情，因为我深知不要多少年，美军就得回国，英国在海外维持庞大的军队也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同我们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也和我们的资源条件不相称。所以我敦请他们研究建立一支适合于这种目的的军队，这种军队在组织形式上和以师为单位的军队迥然不同，因为以师为单位的军队是专为击溃久经沙场的现代化敌军的抵抗而建立的。我的意见虽然对他们有所影响，但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看到一则路透社消息，这无疑是巴黎非官方发出的，说什么我同意给法国划分一些地区，像鲁尔、莱茵兰等地驻军。
没有这回事。显而易见，这类问题如未经与你协商同意是不能作出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对戴高乐说的全部内容是，我们把德国划分为俄国、英国、美国的范围；大体上俄国在东部，英国在北部，美国在南部。我在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发言时还说，我们分得越少越高兴，我们当然赞成法国也接管他们力所能及的一份地方，但这一切必须在盟国会谈桌上解决。我当然可以就路透社不精确的报导发表否认声明，不过你可能会认为事情已经明白，不必多此一举。我打算把同样的意思立即电告约大叔。我们没打算对任何事情作出最后决定或是签订什么具体协定。
然而，很明显的是，有若干问题急待比最高司令部更高一级的机构作出决议。没有这些决议，就没有明确的方针可遵循。这就是为什么如约大叔不来，我们应该召开三方会议；
如约大叔来了就召开四方会议的另一个理由。如召开四方会议，法国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参加，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不参加。
不能不意识到这一点：不出五年法军必须担任控制德国的主要任务。艾登和皮杜尔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叙利亚。这问题很麻烦，很花时间，又没什么结果，而主要的是伤我们的脑筋。
报上可能还会登载有倾向性的报导，因此我认为应把以上这些情况立即告诉你。
我很推崇皮杜尔，他活像个小雷诺，在言笑时尤其如此。
他给我们的印象很好。无疑，他掌握有部分强大的权力。吉罗出席了宴会，他显然感到很满足。自从卡萨布兰卡以来，他的命运变化多大啊！总之，我感到面前是个有组织的、基础广泛、力量迅速增长的政府。我认为在这个困难而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作出任何在法国人看来是削弱它的事，都是最不明智的。虽然有共产党的威胁，我对这个政府却有相当大的稳定感。我们可以放心地对他们（法国人）更加信任。希望你不要以为我是在替法国人说话。你的意见如何，望告。会议情况，另行电告……
我也和戴高乐将军交换了热情的电报。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 1944年11月16日
我回国了。在法国刚度过的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和我的朋友们承蒙阁下和法国政府中你的同僚们给予隆重的接待，无限的亲切和礼遇，在此谨表深切感谢。我永远忘不了巴黎人民对他们的英国宾客首次访问解放后贵国首都的盛大欢迎，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使我自豪和感动的场面之一。
我也极为感谢能有机会亲自看到法军那热情和高尚的品格。
他们在精明能干的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的领导下，正在完成解放自己的国土的事业。我们所受到的欢迎，确是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令人愉快的象征，这种友谊对欧洲未来的和平安全是很重要的。
戴高乐将军致首相： 1944年11月20日
来电收悉，我谨代表政府表示谢意。法兰西和它的首都及其武装部队向你致以崇高敬意。你不仅是一位伟大国家人民所敬爱的首相，而且是一位在最暗淡艰苦的岁月里坚持联合作战，并因此取得了胜利的光荣的战士。让我对你表示：我个人是多么高兴地再见到你。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巴黎）： 1944年11月25日
你若认为适当，请把我以下电文转给德·拉特尔：
谨向你那年青军队的辉煌战绩表示我的热烈祝贺。二十岁的法国人拿起良好的武器，为法兰西复仇并拯救法国，真是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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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斯大林就我11月15日的电报拍来友好的复电。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11月20日
承蒙告知你和戴高乐的会谈，谢谢。我以很大的兴趣读了你的来电。你建议召开我们三方和法国的会议，只要总统也同意，我没意见，但必须先确定我们三方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戴高乐将军最近表示，希望来莫斯科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建立联系。我们已答复表示同意。法国人可望于本月底时到达莫斯科。法国人尚未确定他们希望讨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和戴高乐将军会谈后，我一定把情况告知你。
于是，欧洲未来的组织的整个问题就提了出来。报纸和其他方面谣传战争结束后要建立一个西方集团。这一计划虽然会使我们承担繁重的军事义务，但在外交界却似乎很流传。
我感到内阁应很快磋商这个问题，特别是法苏会谈即将举行了。
经和艾登先生酌商，我给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