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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自然“天性”和“元”的本体结合的轨迹上，推导出“仁”的基本范畴，提出“仁”是爱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唯有爱才是高尚的，即孟轲的所谓“不忍人之心”。他吁请人们不能独与本国人亲，也要与全地球人亲，还要与将来无量世之人亲。
这种人道主义的哲学思辩，是从反对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人”摆在“天理”之上，有力地肯定了人的价值。他争辩说“水齐、木难、水晶之珍，人犹宝之”，人是“天地之精英”，是世上最可宝贵的东西，社会有什么理由抑人才、夺人权呢？他主张，一切要以人为转移，以人为中心，以是否对人类有益来评判是非功过。在封建社会视人民群众若牛马虫沙的时代，《大同书》却大声疾呼，肯定了人的崇高价值，提出世间一切活动都应从为人民谋福利出发，让世界充满爱。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
《大同书》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还具体表现在对妇女的重视上。妇女问题是人权平等运动中的具体问题之一。康有为全面地把它提了出来。《大同书》以大篇幅为妇女权利呼吁。作为封建家庭一大特点的男女不平等，成了《大同书》猛烈抨击的对象。作者对封建社会中的妇女被压榨的悲惨境地，作了详尽透彻的叙述和慷慨激昂的反对。他指出男女不平等完全违反了天赋人权的公理，对认为妇女在生理上、才智上均不及男子的荒谬说法予以斥责。
作者历数妇女被奴役压迫和她们的政治文化等权利的被剥夺，指出妇女“婚姻不自由”，“不得自主”、“为囚”、“为刑”（如缠足等）、“为奴”、“为私”、“为玩具”，并被迫“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预公事”等等。作者大声疾呼：欲为“无量数女子呼弥天之冤”，欲为“女子拯沉溺之苦”，而大倡男女平等之说。康有为在那个以“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为社会规约和统治思想的社会里，在那个广大妇女被压榨在最低层的时代里，能够产生和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显示出这位思想家头脑的清晰和勇敢。恩格斯曾以高度的热情称赞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关于解放妇女的思想主张，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的优秀启蒙思想家的这种思想主张，也应予以足够的估价。
17 运筹帷幄安国兴邦——《建国方略》
1925年3 月12日9 时25分，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殷殷告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给革命同志留下了遗嘱，希望他的革命主张能坚持下去，革命理想得到实现。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遗嘱把《建国方略》放在首要位置，足见他对这部著作的高度重视。
那么，这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呢？
痛心疾首发愤著书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此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失败，而是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使祖国臻于富强。就在他辞职的同一天，在南京同盟会员为他举行的饯别会上发表演说时，他明确表示：他的“解职不是不办事”，而是致力于“比政治要紧的”“民生主义”事业，并提出了今后准备全力以赴的奋斗目标。他认为经过辛亥革命以后，民族、民权两主义已“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当前的要务是“社会革命”——实现民生主义。为此，孙中山在离开总统职后第三天，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周游各省，进行有关民生主义的宣传活动。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遍及城乡，进行调查访问和参观。他每到一处，都反复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主张，以及建设国家的设想，阐述“平均地权”和兴办实业、发展铁路等政策问题，并提出一些在中国实现经济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具体主张，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赶上和超过欧美国家。有人统计，他在1912至1913年作的58次演说中，专讲民生主义或涉及这个问题的就有33次之多。正如孙中山同年7 月中、下旬接见纽约《独立杂志》特约代表时所表示的那样，他当时正集中思想与精力，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希望看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
孙中山的这些活动，反映了他为祖国富强而斗争的强烈愿望，为此他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但是，由于政权掌握在大买办、大地主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手中，严酷的阶级斗争局势使孙中山“舍政事、而只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的想法，只能是善良的愿望而已。
袁世凯靠阴谋手段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当上了大总统，但不久就原形毕露。
1913年2 月，袁世凯授意刺杀宋教仁，充分暴露了袁世凯假共和、真专制的反动面目。为挽救辛亥革命成果，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失败后又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皇帝。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由中华革命党发动了护国运动，推翻了袁世凯。但此后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局面。为反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1917年夏，孙中山发起了护法运动。由于没有提出新的政治纲领，未能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护法运动失败了。
孙中山为革命奋斗几十年，其结果却如他所说的：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他一心追求的是救国真理，要使中国永远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孙中山感到苦闷，也感到孤独。他一筹莫展，深感自己没有一点实力之苦，因而只想专心著书，希望以此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1918年到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住所深居简出，发愤闭门著书。他以“痛心疾首”的心情，把“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的经验，从理论上作了总结，写成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两本书。这两本书和他1917年在上海写成的《民权初步》，合起来就构成《建国方略》。
《民权初步》与社会建设《民权初步》，最早名称叫《会议通则》。这是一部关于民主政治的书。
首冠“序”，书后附“结论”及“章程并规则之模范”。孙中山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他认为中国人民的“一盘散沙”
状态并非“天生而然”，乃是专制制度造成的。至于袁世凯的复辟，根本原因就是“民权未张”。显然，这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孙中山指出：“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
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书中详尽地论述了有关集会的”原则“、”条理“、”习惯“和”经验“，希望由此促进中国民权的发达以及民主政治的建设。可以说，孙中山的阐述虽未抓住民主政治的关键，但是对于长期饱受封建专制之苦而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中国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在当时军阀官僚们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因素剥夺殆尽的情势下，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孙文学说》与心理建设《孙文学说》这本书，集中反映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在这部书中，孙中山热情地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并以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依据，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知行统一的理论。
孙中山认为：要想中国进步，不但对于政治主张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革命，要把全国人民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孙中山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必须从事革命理论的建设，改变革命队伍中缺乏革命理想以及“知识太低”的状况。
孙中山把这些状况归之为受传统的“知易行难”的思想影响。所以他提出必须在承认“行”的前提下重视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即“知难行易”。
孙中山所说的“知难”中的“知”，是指“真知”。“真知”是来自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政治经验的认识。而他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建设规划，正是他几十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可是一些革命党人，却把他的主张视为“理想太高”，甚至攻击之为空言而见拒。所以他要立论破除人们的“心理大敌”。
如果人们能够提高理性主义，树立“真知”，则从事革命建设，将“如反掌折枝”。从而也使人们不再认为他的使中国走向富强的宏伟计划是“理想空谈”，就有可能加速“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他强调只有掌握革命理论，实行起来才比较容易，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基于此，孙中山批判了古代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观点，又批判了“离行而谈知”的“良知”学说，以十事为例，论证了知难行易的道理：行在先而知在后，知是从行中得来的，所以行易知难。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但却割裂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最终难免过分强调“心之为用”。不过在当时革命屡遭挫折、处于低潮之时，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实业计划》与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绘出了中国现代化并将中国改变成工业化社会的宏伟蓝图，详细地阐述了开发中国实业的途径、原则和计划。孙中山深感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改变当时落后的经济状况，因此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开发中国的富源，发展中国的实业。他把这个问题视为“中国存亡之关键”。在他的这个周详而庞大的计划中，以经济地理学原理列举了四大原则、六大计划和十大目标。简列如下：（一）四大原则1。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
2。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
3。必期抵抗之至少。
4。必择地位之适宜。
（二）六大计划1。筑北方大港，建铁路起于此而迄中国之西北极端，向蒙古、新疆殖民，开浚运河以联络中国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开发山西煤铁矿源，兴建钢铁厂。
2。筑东方大港，整治扬子江水系，改良扬子江水路及运河，建设内河商埠，创大士敏土厂。
3。改良广州为南方大港，改良珠江水系，建设西南铁路系统，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创立造船厂。
4。扩建全国铁路系统，包括中央地区、东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高原地区，并创立机关车、客货车制造厂。
5。发展各种轻工业，包括粮食、衣服、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