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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帮助朋友的儿子高中，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达到目的，他的灵魂才返回家中，扑地而灭。贾奉雉起初遵奉“学者立言，贵乎不朽”，但总考不中。后来，他从丢掉的废卷中，选择那些格调卑下、文词枝蔓、乱七八糟的句子，集中起来，联缀成文，竟中经魁。在《司文郎》中，他讽刺考官不仅“无目”，而且“鼻盲”。在《考弊司》中司主把向考生索贿当作“成例”，无钱纳贿的，即割考生的髀肉。在蒲松龄笔下，科举考试弊端百出，才华横溢的人屡屡失败，庸俗浅薄之流却能青云直上。当然，作家对科举制的批判是有限的，他不会想到废除科举。
他只不过是希望改良科举制度，希望有识见的考官真正将有才能的考生选拔出来而已。
3。表现某种生活哲理的寓言性质的作品。这类作品往往短小精悍，诙谐幽默，表现了蒲松龄乐观、机智的一面。著名的《劳山道士》、《武技》讽刺了那些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浅薄之徒，表现了学贵专一、学无止境的思想。王生慕道，并非真正理解道。他好逸恶劳，不苦心修持，只求学得一点法术，用以眩人耳目，结果碰得“额上坟起，如巨卵焉”。李超跟僧人学得一点武艺，便骄傲自满，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差点被人打断大腿。
《画皮》则告诉人们要善于透过假面，看到本质。男主人公被一化为美女的恶鬼迷惑，得到道士的警告还执迷不悟，终于被恶鬼挖去心肝。《狼》（三则）
揭露了狼的狡猾、奸诈，也指出了它们的可笑下场。这些作品，都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4。还有相当多的作品止于搜奇记异，可以说是魏晋志怪小说的延续，其优点是描绘栩栩如生，但今天看来，已无多大意义。如《咬鬼》、《荞中怪》、《蛇癖》等。
《聊斋志异》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还有不少作品，尽管数量不多，却具有独到的意义。目前，我们对这类作品还不太重视，没有给以足够的评价，对其中许多经验，没有加以总结，更没有给以创造性发展。《尸变》被许多人认为是纯迷信之作。但如果我们抛开成见，忠于艺术感受，便会发现，这篇作品具有惊人的艺术震撼力。作家用那么简洁有力的文笔，描绘出一幕可怕的尸体追人的情景，只要读过就决不会忘记。我们可以说，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恐怖小说。又如《狐谐》，如果仅从所谓思想意义看，的确没什么；但若换个角度，着眼于小说的风格，便会得出全新的结论。作家描绘的是狐精跟人开玩笑，令人捧腹。这样的俳谐小说，在我国小说中还不多见，是否
应给予一定的地位呢？像《王子安》、《续黄粱》等描绘升官梦、富贵梦的讽刺小说，显然开《儒林外史》之先河。像《胭脂》、《折狱》那样的公案推理小说，也具有独特的魅力。《快刀》表现刀之快，人头被砍，滚在地上，还喊“好快刀”，这不是中国的黑色幽默吗？至于意识流，到外国人那里认祖宗也未尝不可，意识流作为派别，作为创作方法，是西方人发展起来的，但我们也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宗，《聊斋志异》中许多描写灵魂离体的作品，如《考城隍》等，不就是中国的意识流吗？
亦真亦幻曲笔传情《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历来为人称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将幻异与现实融为一体，创造出亦真亦幻、亦幻亦真的人物形象和艺术世界。作家对生活采取非现实化的处理方法，“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而可采，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换句话说，作家总是将各类精怪的原型性格与人性结合起来，创造出神奇的艺术形象。绿衣女为绿蜂所化，“绿衣长裙”、“腰细殆不盈掬”。葛巾为牡丹花妖，“玉肌乍露，热香四流，偎抱之间，觉鼻息汗熏，无气不馥。”阿英为鹦鹉精，故“娇婉善言”。苗生为虎精，故长啸一声，“山谷响应”。所有这些，情趣盎然，让读者获得独特的审美享受。
前人曾言，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确如此。
2。在文体上，蒲松龄创造性地发展了唐传奇的文体形式，将魏晋笔记体与史记传记体紧密结合起来，既有小说家的灵活，又有史学家的严谨。作家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史学论赞传统，在近二百篇作品的结尾，加“异史氏曰”，对所写的人事加以评说，大都切中肯綮，发人深思。
3。《聊斋志异》的语言素来为人称道，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语言。
前人早就指出，读《聊斋》若只当故事看，不做文章看，便是呆汉。甚至说，蒲松龄“有意作文，非徒纪事”，是“才子之笔”。《聊斋志异》的叙述语言简洁、典雅，无论叙事写景，还是抒情状物，无论刻画性格，还是渲染气氛，无不曲折如意，变幻之状，如在眼前。如《花姑子》写安生亲近两个花姑子，一真一假，真的是香獐所化，假的是蛇精所化。真花姑子为安生按摩，“安觉脑麝奇香，穿鼻沁骨”，“安与同衾，但觉气息肌肤，无处不香。”真是美妙温馨之至。当安生与假花姑子（蛇精）亲狎时，“偎傍之际，觉甚腥膻，心疑有异，女抱安颈，遽以舌舐鼻孔，彻脑如刺。急欲逃脱，而身若巨绠之缚。少时，闷然不觉矣。”
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尸变》写女尸隔树抓人抱树而僵，本已令人胆寒；作家仿佛还嫌不够味，又写第二天邑宰（县令）到现场质验的情形，“宰亲诣质验，使人拔女手，牢不可开。审谛之，则左右四指，并拳如钩，入木没甲。又数人力拔，乃得下。视指穴如凿孔然。”读至此，更让人心增余悸。
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写得同样精彩。这似乎是一个谜。一部文言小说的对话，竟能如出其口，如闻其声，让人叹服。《邵女》篇写媒婆到邵家说媒，便是一例。
邵女家贪图钱财，多少人上门说亲，都不成。媒婆受柴廷宾之托，到邵家说亲，她想以钱说动邵家，却又不好直说，只好拐弯抹角来挑动邵家。
当邵母说邵女反复挑选，一直未定时，媒婆说：“夫人勿须烦怨。恁个丽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泽，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某家茔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恶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呵斥去矣！“前人评论道：”看他于开不得口处开口笑之，驳斥之，无意中以千金动之，末仍以不了语探之，极语言之妙。“这些对话的妙处，就在保持文言格调的前提下，恰当吸收，融化民间口语，加以调和，因而具有既典雅又接近口语的特色。《狐梦》中诸姊妹的调笑、斗趣，《口技》中对各类人物对话的个性化模仿，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要求近五百篇作品篇篇精彩，并不现实，作品中有极少数无聊庸俗之作，如《犬奸》、《狐惩淫》等。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浓厚的封建观念和文人雅士的风流思想。即使一些较好的作品也在所难免，如《邵女》就宣扬妾对妻的无条件服从。作者在描写爱情的同时，对一夫多妻、享受“双美”等丑恶现象也津律乐道，这与现代婚恋观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一部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有那么大的影响是特别令人惊异的，因为要读懂它，首先要过语言关。过这一关，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容易。
但《聊斋志异》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人们去突破这一“关”。早在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已被广泛传抄，并受到当时一些名流如王士祯等人的推崇。
之后，抄本、印本层出不穷，说家有其书，未免夸张，但说流传甚广，几乎家喻户晓，却并不过分。有人统计，解放后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聊斋志异》印本，包括抄本、刻本、改写本、白话本等，其数量甚至超过《红楼梦》。
《聊斋志异》还被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如连环画、电影、地方戏等，深受观众的喜爱。随着电视艺术的发展，60集电视连续剧《聊斋》，使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更加深入人心。至于《聊斋志异》在文学界的影响，我们只提一点就够了：《聊斋》之后，仿《聊斋》之作不计其数，我们今天还能记住多少呢？
29 文人无行群丑毕现——《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的讽刺文学杰作，正如鲁迅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男儿快意贫亦好”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出身大官僚大地主家庭。吴家在明清之际曾有50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
曾祖辈五人，有四人是进士。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再加上他擅长书法，声名更是显赫，其门下多有显达之士。
吴敬梓祖辈也多显达。但到父辈，已开始衰落。生父吴雯延，仅是秀才；嗣父吴霖起是拔贡，曾在苏北做过教谕，最后罢官归家，抑郁而死。
早年，吴敬梓曾随嗣父宦游。他32岁时，嗣父去世，成为他生活上的一大转折。父逝后他独撑门户，族人欺他是嗣子，又是两代单传，蓄意侵夺他的财产，引起了他的极大愤慨和厌恶。同时，他也从亲族身上深切体验到人情的虚伪和世态的炎凉。他把对现实的反抗用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族人视财如命，他就挥金如土；族人虚伪狡诈，他就放诞任性。友人曾说他：“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苦口讥喃喃。”
他则以为“男儿快意贫亦好”。表面上，他成了放浪子弟，“乡里传为子弟戒”。
33岁那年，他怀着决绝的心情，毅然离开家乡，移居南京。生计更为艰难，他只得靠卖文、卖书、典当生活，有时甚至断炊挨饿。冬夜无火御寒，他就邀几个穷朋友绕城走数十里，谓之“暖足”。这么困苦的生活，更加深了他对人情世态的认识，成为他后来创作《儒林外史》的深层动机。
同时，在与朋友交游中，他也接触到当时的先进思想，成为他批判社会的理论武器。他的好友程廷祚，是颜（元）李（塨）学派在南方的代表。他批判程朱理学和八股科举，提倡礼乐兵农，主张培养博学而有实践能力的“通儒”，吴敬梓正是根据这一理想，塑造了《儒林外史》中的正面形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吴敬梓由个人的遭遇转向对社会的思考，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的黑暗。1736年，他没有应荐到北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他崇尚放任自由的生活，学习阮籍、嵇康，希望超尘脱俗，他还把“治经”作为“人生立命处”，以对抗八股科举。他向往儒家“礼治”，在他40岁那年，为了倡捐修复泰伯祠，他卖掉了最后的一点财产——全椒老屋。死前七天，他在扬州遇到趋于破产的好友程晋芳，说：“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这位社会的受害者、叛逆者，怀着无可奈何的凄凉心情，离开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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