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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底，共产党派红军团政委李润民、营长孔庆同到冀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抗日武装暴动训练军事干部。1938年春，孔庆同来到潘家峪，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斗争。
同年7月，冀东爆发了有10万工农武装参加的抗日大暴动，潘家峪正处于暴动的中心地带。教师潘巨川、潘润之以及潘作新、潘振东等30多名青壮年，首先投入这一斗争，并动员出本村地主、富农的20多枝长短枪支，发动群众为暴动队伍筹集粮款。组织妇女做军衣、军鞋，支援抗日斗争。
1938年秋，冀东抗日大暴动因西撤受挫，整个冀东斗争形势一度转入低潮。但是，潘家峪人民没有消沉。他们和西撤受挫回来的抗联战士共同坚持分散隐蔽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冬至1939年间，是冀东恢复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潘家峪一直是抗日游击战争的堡垒村，这里设有八路军的军事修械所和被服厂，后方机关和军队常驻在这儿，部队也常来这里休息和整训。
日军为摧毁潘家峪一带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潘家峪周围二三十里范围内设有王官营、下水路、徐庄子、兴城、火石营等多处日伪军据点，经常到潘家峪等村进行“清乡”和骚扰。
在此期间，日军为“强化治安”，普遍建立保甲组织，造“户口册”，发“良民证”，订“门牌”，实行“五家连坐”。潘家峪人民公开抵制，把王官营伪警察所发来的门牌、户口册、“良民证”全部烧掉。日伪据点向各村征粮、要柴，潘家峪坚持不交一粒粮，不交一根柴。
从1940年春开始，潘家峪便已建成抗日一面政权村，成为冀东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丰滦迁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给予日军以愈来愈沉重的打击。据当年村办事员潘鹤皋在日记中记载：“从一九三八年夏到一九四○年底二三年时间里，敌人（日伪军）前后曾来围攻一百三十多次，然而潘家峪的人民始终顽强坚持斗争，先后配合游击队对敌进行大小战斗五十多次。”当时日伪人员提起潘家峪，往往谈虎色变，胆战心惊，这更激起日军对潘家峪的仇视。
1941年1月25日潘家峪大惨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
日军血洗潘家峪，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地进行的。据伪丰润县县长凌以忠（兼伪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供认，并从伪丰润县政府翻译、惨案参加者田宝文交待材料中得到证实：日军驻伪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接日本军部扫荡潘家峪的命令，于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下午召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部署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会议是在伪县长凌以忠办公室开的，参加会议的有：
佐佐木二郎（日军驻丰润县公署顾问）；
凌以忠（伪丰润县长兼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
田中忠男（驻丰润县日军指导官）；
秃田（日本人，丰润县新民会成员）；
森本（日本人，驻丰润县宪兵队长）；
董蓬林（伪丰润县公署顾问室外事秘书、合作社翻译）；
田宝文（伪丰润县公署翻译）；
李继贵（伪丰润县警备队副大队长）；
王治国（伪丰润县警察所所长）；
赫孝鹏（伪丰润县警察所督察长）；
李连生（伪丰润县警察所特务系系长）。
陆心醰（伪丰润县公署秘书）。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人间地狱“无人区”惨案（2）
会议中途还把伪县公署建设科长汤连荣、财政科员钱桂唐找来，询查道路破坏与安全情况，以及筹措所需钱粮等事宜。
会上，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向参加会议的人员讲了扫荡潘家峪的目的、任务和军令要求。
据合作社翻译董蓬林在证词中供认：“……佐佐木得意地说：‘这次讨伐是唐山道顾问给我的命令，这是三县（丰、玉、遵）联合讨伐，本县我是总指挥。’”
据惨案参加者——迁安县伪警备队副大队长汤鹏举供称：“参加潘家峪大屠杀的还有驻滦县和迁安县的日伪军。”另据丰润县伪县长凌以忠供称：“驻唐山的日伪军也参加了潘家峪大屠杀事件，丰润县有一部分日伪人员就是搭乘唐山日军汽车去潘家峪的。”
以上供词证实，参加潘家峪大屠杀事件的除丰润、玉田、遵化县外，还有驻唐山、滦县、迁安县等地的日伪军。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显然是经过高级指挥机关阴谋策划的。
另据事件参加者——伪丰润县公署翻译田宝文供认：“惨案发生后，县长把经过情形报告了道尹和省政府，请求办理。佐佐木二郎也写了汇报材料，报告了华北日军军法联络部……”
这次大屠杀不是“临时动议”的偶然事件。据罪犯凌以忠供称：在预谋会上，先由顾问佐佐木二郎传达日本军部的命令。他说：“……这次到潘家峪，一个是打八路军，一个是惩罚老百姓。”“日本军就要出发到潘家峪去围剿，你们的警备队必须要配备充分的兵力，以便调遣。同时，军部已命令遵化、玉田等县也预备相当的兵力，届时可以同时出发，必须将潘家峪团团围住，不让他们可以有一个人能够逃跑，倘有逃走的，许可立即开枪射杀。并警诫我们，任何人不得走漏这个军情，如果泄漏了这个消息，都有杀头之罪。”
讲得何等明确，就是要“惩罚老百姓”，而且要彻底，不许有一个人逃跑。这是一场意欲灭绝一切的大血洗。
1941年1月25日拂晓前，丰润、遵化、玉田、迁安、滦县、唐山等地的日伪军，分别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面八方包围了潘家峪。
大约早晨七八点钟，日军进庄挨门挨户地搜查，不论男女老幼、残疾病人，都强逼到村头集合，有不去的，当即被杀害。潘风柱七十八岁的老母亲走不动，被一棒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日军搜出，一战刀把她砍成两截，肠子、血流了一地。村里人们被驱赶到村西一个长约十丈、宽约三丈，不足一人深的坑里集中，坑边架设着机枪，四周围站满了日军。日军官开始训话，宣扬“中日亲善”、“王道乐土”……进而逼问群众，村子里谁是八路军？粮食藏在哪里？人们都沉默着，没有一个人言声。
此刻，日军从人群中拽出30多个男人和妇女，说是让他（她）们去给做饭。有不愿去的，即用刺刀威逼。
与此同时，日军在布置杀人场。
合作社翻译董蓬林交代说：“进入潘家峪村（指他随顾问佐佐木二郎等人到达潘家峪后），到村西街大泡子（即西大坑），村民正在向这里聚集，顾问看这里周围警备不力，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
日本兵和特务们把村里的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里铺垫了很厚的一层。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军，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大约10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日军端着刺刀排列在由西大坑到潘家大院的通道两旁，然后强逼人们由西大坑走向潘家大院。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军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说：“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一声，院大门关上了。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3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军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愤怒，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的冲进来，在人群中照准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从万一的希冀里，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日军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军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机枪、步枪子弹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裹进了浓烟烈火和枪弹包围之中。
村粮秣委员潘辅庭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50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拼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军砸去。一群日军围了上来，在刺刀下潘国生壮烈牺牲。
日军的罪恶行径，唤起人们拚！只有拼！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人间地狱“无人区”惨案（2）
潘树密的母亲50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箩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
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其他人没被吓退，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她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在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林、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才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30左右人拥进了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粮仓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惟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人们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潘善祐十来岁的小儿子，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得幸逃出大院，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惨杀在南崖子。
大屠杀的同时，从西大坑被拉去的30多名年轻妇女遭到更为残忍的蹂躏。据一位被挑去做饭而逃生的青年农民向我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诉说：“鬼子把她们推下白薯窖，随后，只听到窖里在怒骂、嚷叫、哭嚎，过了一会，女人的声音慢慢地低哑了，又过一会儿，突然是女人的惨叫，以后就听不到声音了，只见鬼子爬出窖来，随后又点着几捆玉蜀秸往窖里扔，窖口冒出了黑烟。”日军企图把里面的30多具女尸焚毁，由于柴少火不猛烈，女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