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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我们这些人，又被敌人用绳子绑着带到离村子二三公里的地方，让我们围成圆圈坐下来。日本兵一边用刀指点着，一边“这个、那个”的一连叫出10个人来。在离这里约百米远处有一口深8米、直径70厘米的藏薯井。张永存的儿子（18岁）被第一个割断绳子拽出来，敌人先蒙上他的眼睛，又把刀拔出向装满水的水桶里蘸了蘸，然后，一刀就将他的头砍掉了。接着轮到我了，眼睛也被蒙上，但蒙的布又脱落下来，此时我觉得大事不妙！就抽身逃跑了。可是马上又被抓了回来，这次被绑得结结实实。两个日本兵怕我的血溅到他们身上，就把我的脖领子往里塞了一下，我就势咬住他的手，死死地不撒嘴。这时另一日本兵抓住我的肩膀猛往井里推，我头朝下掉进井里，结果把舌头咬了，他们就在井上开枪打我，我脊背上挨了两枪。之后，又有9个被砍头的人掉下来，都摞在我身上。我就忍着疼痛咬住自己的手指不出声。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听到上边有声音，我就拼着命地喊：“救救我吧！”这时，大约有十来个村民把我拽了上来，此后才知道，活着的仅我一人。当时我家有父亲、母亲、弟弟4口人，母亲也被推到别处的井里，后来被救活，但她身上也留下大块的伤疤。
对张先生来说，事情已经过去50年了，但那不堪回首的岁月却使他终生难忘。整整两个小时的诉说中，他无法控制悲愤的心情，不断举起双手挥舞着，最后干脆又脱去衬衫让大家看脊背上的两处伤疤。其形状简直就像用铁锹挖了两条沟似的，又宽又深。让看背部疤痕的张俊金先生在法庭上做证言的鲁家峪张俊金先生团员们聚精会神地探着身子听张先生的诉说，有照相的，有记录的，也有录音的，大家都在认真地记录着这难忘的一刻。谈话结束时已是夜晚11点了。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一座有“万人坑”的城市
河北省承德市
我们考察团来华的第五天，即11日早上7点半用过早餐后，大家又分乘两辆大巴士离开遵化，向下一个访问地承德市进发了，全程需要5个多小时。车子穿过长城，沿着曲曲弯弯的公路，飞快地向前行驶。团员们在日本从未看过这样雄伟壮观的景色，车内不时地听到“咔嚓”、“咔嚓”的快门声。过了长城大家感到炎热和疲劳，开始昏昏欲睡，好像进入了梦乡。
水泉沟“万人坑”
到达承德市已是午后1点半，这里曾是伪满洲国热河省省会，以清代的离宫而闻名于世，文化遗产众多，现在市内人口约有18万。战争时期，这里设有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和监狱，还设有宪兵队总部。“满洲事变”两年后的1933年3月，承德被关东军占领。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关东军统治该地已达12个年头。日军将各地抓来的中国人投入监狱，有的在拷问中死去，有的被处死刑。据说牺牲者人数有三四万人，准确数字尚不清楚。在距离监狱15公里的地方有座小山，那里就是日军埋葬中国人遗体的水泉沟“万人坑”。
天气炎热，考察团用完午饭并稍事休息后，于午后3点离开驻地宾馆。大巴在大街上疾驶，约30分钟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拿着录音机、照相机相继拍下了考察团一行下车的情景。许多围观的中国人却露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了”的表情。
离开公路登上一道急坡，沿着通往山上的小道，又行走了200米后，来到一处广场，这就是水泉沟“万人坑”。广场中间矗立着一座纪念碑。此次向导彭明生先生（54岁）给我们做讲解。彭先生是当地的历史学者，曾著书论述过“万人坑”事件。关于此事现简介说明如下。
1933年3月4日，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侵占了河北省（当时是热河省）承德市。在此之前的中华民国时代承德就已有了监狱。日军侵占后不断地将中国人投入这座监狱。收容800人后感牢房不足，又扩充了可容纳2000人的牢房150间。关东军为加强地方统治，建立了上百条的刑律，凡对日军统治稍有不满的中国人，都以“反满抗日犯”、“思想犯”、“政治犯”、“经济犯”等各种罪名抓进来，并判处各种徒刑。
在水泉沟“万人坑”做讲解的历史学者彭明生先生
审判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凡判处死刑的人就地处决后，拉到水泉沟去掩埋。被害者的遗体由服刑人员搬运，在途中要路过一座桥，叫断虹。当年凡被判死刑的人去刑场时，过这座桥就没命了，故当地老百姓就把这座桥改叫“断魂桥”了。刚开始埋人时，是从山下往上埋，因12年中死尸多得无处可埋，最后只好把遗体往山上一扔了事。因此，现在从远处往山上一看，到处都散落着莹莹白骨。此外，还有不少被捕者被带到东北（伪满洲）去强制劳动。
监狱常用的用刑方式是绞刑（也可说是绞首刑），也有使用电刑的。但也有的是直接带到水泉沟用枪杀或用刀砍杀的，然后其尸体和在监狱内处死的埋在一起。
1945年日本投降后，承德市政府曾动员市民用5天时间收集到7000多颗头颅骨，并在山坡上挖了三个房子大小的坑，将头颅骨等掩埋了。
战后审判时，宪兵队的植松兵长曾作证说：“日军连无罪的农民都砍死过。”“一次从日本带来了一把新战刀，为了试一试该刀的刃口，便抓来两位农民，让他们蹲下，挥刀就把两人的头给砍了。然后又在被砍死农民的衣服上把刀擦了擦，说了声‘好刃口’便扬长而去。”如此这般，日本军国主义者没把中国人当人看！
在当地不断出现的遗骨
把草丛里的遗骨记录下来在土里发现的牙齿等遗骨在纪念碑前默哀的访华团
受刑者所在的伪满洲国承德监狱（现在为河北省第五监狱）从土里挖出的遗骨
战后的“万人坑”挖出牺牲者头骨堆积成山（历史学者彭明生提供）从土里不断挖掘出来的牙齿和遗骨
日本还提出“日满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五族共和”、“伪满洲国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口号加以控制。彭先生的介绍整整用了一个多小时。考察团在彭先生的劝说下，都坐了下来，彭氏自己站在那里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日军的占领政策以及在武力、思想、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问题。
虽然大家都在认真地听彭先生的讲解，但心底里不免有一丝疑问：“真是这样的吗？”
讲解完了，在大家请求到山上转一转时，考察团的永井俊策团长在身边的草丛里捡起一块长20厘米左右的骨头，其形状类似于动物的骨头。
“是动物骨头吧？”
“这是不是人骨呢？”人声嘈杂起来。
彭先生看见后肯定地说：“是人骨头。应该是人的胳膊或是腿骨。”
在山上溜达的团员们相互交头接耳，在茂密的草丛里仔细看时，到处都有散落的白骨。稍微一挖就露出骨头来，接着挖又露出了很多。其中有人的颧骨，还有牙齿，简直令人触目惊心。其后，团员们又把这些骨头收集起来拍了照。
众人问：“如何处理这些骨头？”彭先生回答：“就请放在原地吧。”团员们再回到草丛时便悄悄地合起了双手，用日本式的哀悼方式道：“请安息吧。”然而，这些无辜的百姓像蚂蚁似的被弄死，他们能安息吗？
“这些遗骨都是些什么人呢？是家庭里撑门立户的男性？还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呢？”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在怅然无语中，团员们在烈士碑前沉默良久，最后才走下山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后记
1991年9月下旬，该写真集总编堀江在给身处宫崎市的大贺打电话时说：“大贺君，我打算出版一本写真集，届时请多帮忙，如何？”此外，堀江还跟同为教师的木村谈过此事。“难道就不能把中国政府提供给我们的照片资料制成写真资料集吗？”在此后的旅行中，我们一直探讨着这个问题。
真的要出版这个集子时，不但需要资金，而且还要撰写文章。不过，这些倒不是什么大问题。考虑的只是自己手里掌握着日军当年侵华时所犯罪行的证据，而我们也确实有责任将这一历史真相公布于世。“干吧！”虽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就这样将此事敲定了。
其后，我们又把该计划分别告诉给了熟知日中历史的永井（和平之旅团长）、担任和平之旅宣传工作的西尾和井元，以及该组织在广岛县福山市的10人小组组长西本。大家又重新商量后，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编委会。
编委会的分工如下：堀江和木村负责全面工作，并撰写“序言”部分的稿件；永井、西尾及井元负责第一部中61张照片的编辑、翻译及选稿；在报社工作的大贺负责第二部中的“第二次和平之旅”的编辑和选稿工作；福山市的西本则担任书中的年历制表任务。而第二部中所使用的照片，则在“和平之旅”的第二次行动中，由大贺和井元来拍摄完成。
“怎样处理写真集的结构呢？”反复讨论后，大家一致决定了如下原则：“照片就是事实，它显示的就是当年侵略的历史实况。如何分析和判断他们，则任由读者去做。”
第一部中有很多令人惨不忍睹的照片，在如何处理上编委会发生了争论。有的建议“干脆放大登出”，也有人主张“把照片再缩小点”。建议放大一点的理由是：“我国政府非但不认真处理战后遗留问题，反而还打算向海外派遣自卫队。通过这些照片，让它反思一下过去日本在亚洲各国的所作所为吧。”而主张缩小的一方则认为：“篇幅有限，缩小一下图片，可相应增加一些其他内容。”因双方争执不下，意见不能统一。最后，总编也只是强调了一下编写真集的宗旨，并未对双方的主张加以干涉。
第三部中之所以刊登了一些当年的新闻报道，是因为当时的舆论宣传已成为侵略战争的吹鼓手。他们助纣为虐，散布谎言，其目的就是想让大多数国民相信：“日本走向了战争，也走向了胜利。”
在编辑这部写真集之际，恰逢我国的政治迎来了一个新的大转换期，国会正围绕着是否向联合国维和组织（PKO）及其维和司令部（PKF）派遣自卫队问题，展开着激烈的辩论。而以原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为首的“日本在国际社会所起作用的特别调查会”，也于2月20日在国会的答辩中，提出了应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自卫队的主张。在此情况下，曾主张永远放弃战争的日本和平宪法，便逐步被所谓的“专守防卫”所扭曲，以至最终达到准许向海外派兵的目的。
倘若如此，不就等于说允许日本自卫队拿着日本造的武器，打着“国际贡献”的旗号，又可以再次去他国杀人了吗？战后，始终回避战争责任的我国政府，无论怎样高喊“为国际和平做出贡献”的口号，也从未获得过亚洲各国国民的欢迎。不仅如此，人们仍一如既往地对它保持着高度警惕。如今在全国各大报社中，也有通过社论来支持小泽议案的。这就是当年那种制造舆论、鼓吹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