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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暗的灯光下，曾夫妇倒在血泊里，曾的前胸还汩汩往外冒着血泡，其状恐怖。何文杰吓得不知所措，要汪文惺赶快打电话报警。
十几分钟后，法国警察赶到。随后，救护车将曾仲鸣夫妇送到医院急救。
曾仲鸣送到医院后，伤势非常严重，但他神志尚清醒。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让人赶快拿来支票，一张张在上边签名。汪精卫从重庆随身携来的现金，都是以曾的名义存在银行，如果没有曾的签名，这些钱将很难从银行取出来。曾签完名后，便昏迷不醒，经医生全力抢救，仍回天乏术，死在手术台上。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右胸中了一枪，另两枪一枪在臂，一枪在腿，在医生的救护下，保住了性命。
再说陈恭澍带人撤出高朗街，回到住地后，详细询问了王鲁翘行刺的情况。王边擦枪，边拍着胸说：“陈组长你放心，凭我的枪法，汪精卫、陈璧君这次必死无疑，就是两个汪精卫，也做了枪下鬼，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正当陈恭澍一伙举杯庆贺的时候，出去打探的人员回来了，他们带来了令所有行动组成员沮丧的消息：汪精卫没有死，一死一伤的是曾仲鸣夫妇。
陈恭澍没有想到，这次计划周密的行动，又以失败告终。不过，他绝没想到，这正是戴笠搞的鬼。原来，就在戴笠下达行刺汪精卫命令之时，蒋介石临时改变了主意，现在干掉汪，似乎太便宜了他。他要留下汪精卫，逼着他去当汉奸，让他遗臭万年。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戴笠，并要他绝对保密。于是，戴笠秘密飞到河内，找到唐英杰，如此这般交待了一番。唐英杰侦察回来后，就按照戴笠的密命，将曾仲鸣夫妇那间带阳台的卧室说成是汪精卫夫妇的，导演了这场误杀的闹剧。因为日本政府的冷落，汪精卫正举棋不定，考虑与老蒋讨价还价，准备去欧洲的时候，高朗街的枪声，使他彻底失去了对蒋的信任。经历这场劫难后的汪精卫，再也不计什么名利得失，加紧了与日本人的联系与勾结，最后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
从此，汪精卫永远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东山再起的机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抗衡的资本。这，也正是蒋介石所企盼的。
1939年4月25日晚，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秘密逃离河内，经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当上“主席”，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其他汉奸们也都分得一官半职。
头号汉奸—汪精卫巨奸的下场
陈璧君病急乱投医，请来江湖郎中为丈夫治病，岂知郎中对汉奸恨之入骨，故意将枪毒扩散。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汪死后两年，终被焚尸扬灰
转眼两年过去了。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开始好转，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抗战胜利不远，汪精卫知道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本来就不好的身体，这时变得越来越差。特别是一想到当年测字先生预测的“可杀可剐”，就会心惊肉跳。
原来，当年汪精卫刚“还都”南京，当上伪政府主席时，一天他微服上街，路见一测字先生，便上前抽了一字，此字为“哥”。测字先生说：“哥”有三解，哥者，两“可”相连也。第一解为“可父可师”。汪精卫听罢觉得自己地位显赫，对世人来说，的确是“可父可师”之人，心中便十分得意。测字先生又道：第二解乃“可敬可佩”。汪听罢更加高兴，想起自己青年时代慷慨歌燕市，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之英雄壮举，实是“可敬可佩”。他认为测字先生很有水平，忙问第三解何意？谁知测字先生却噤声不语，说第三解乃天机不可泄露。汪精卫不便暴露身份，只得怏怏而归。为这第三解，汪精卫彻夜难眠，一心想知结果，第二天又去找测字先生询问答案。不料测字先生已飘然而去，只在地上留下用白粉所书八个大字：“可字三解，可杀可剐。”看得汪精卫魂飞魄散，从此打不起精神来。如今日本主子的势力已是日薄西山，中国人民的抗战即将胜利，每当想起当年测字先生的可怕预言，汪精卫就会不寒而栗。早在1935年，汪精卫被人行刺，大难不死。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十分困难，弄得不好便会危及生命，医生不敢下刀，便把这颗子弹留在了体内。这个时候，旧伤时时发作，使得汪疼痛不已。
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这次会议，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
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的请求，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南京。
经过一番细致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还是不取为好。
汪精卫仍不放心，子弹留在体内，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操刀，替汪取出了那颗子弹。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一时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陈璧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见西医不行，便求助于中医秘方。她托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企盼奇迹出现。最终，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这位医生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气，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膏药，很快就可以好。刘一帖名扬江湖，其真名反被人忘了。
刘一帖被请到了南京汪精卫的病房。他微闭双眼，认真地为汪把脉，替汪做了仔细检查。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象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的药，接着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儿，然后贴于汪的背后。
第二天，汪感觉到后背凉飕飕的，疼痛大大减轻。
陈璧君暗自高兴，即派陈春圃给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
刘一帖来到医院，检查了汪精卫的创口，面露喜色地告诉陈璧君：“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等两个时辰后，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药箱内取出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馆去了。陈璧君拿着药膏，自是千恩万谢，亲自将刘一帖送上汽车，目送他远去。
汪精卫以为这一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也等不得刘一帖必须等两个时辰的嘱咐，马上要陈璧君给他贴上。谁知这张膏药贴后没过一会儿，汪四肢抽筋，贴膏药处火烧火燎发烫，疼痛加剧，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去了半个时辰，气急败坏地回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已离开旅馆，四处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知道不妙。
三天后，汪精卫收到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大字：
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 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陈璧君看了信，气得两眼发黑，差点没晕过去。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而且开始发高烧。1944年2月，黑川利雄邀请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来南京诊治，发现汪已病入膏肓，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就这样，汪精卫被抬上飞机，直飞名古屋，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4楼一间特设的病房里。为了对外保密，这间病室叫做“梅号”。
日本政府对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汪精卫到达日本的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胜沼精藏、整形外科教授名仓重雄和助手教户田君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正主刀，施行手术。
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了。汪精卫知道来日无多，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活现出一颗死不回头的花岗岩脑袋。
11月9日上午9时，美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市。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虽刚进入冬季，日本的天气却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如同冰窖。
地下室寒气侵袭，加上又惊又吓，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到41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
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医生就说过，他顶多只能再活10年，如今刚好10年过去，果真应验了当年医生的预言。
汪精卫死后，日本军方将他的尸体运回南京。在日本军警的监护下，汪精卫被葬在他生前选好的梅花山麓。
梅花山在中山陵左侧，是紫金山的一部分，也是游人去中山陵和明孝陵必经之地，因多梅花而得名。这里环境幽静，鸟语花香。
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棺木被埋葬在梅花山麓。汪精卫的坟墓内窖为圆形，直径一丈四，内窖壁上嵌着大理石。
陈璧君自知汪精卫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在棺木下葬后，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浇筑成厚厚的墓壳，坚固无比。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还都南京。
听说汪精卫埋在梅花山上，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命令何应钦马上平坟。
于是，何应钦派出工兵营，将汪墓炸毁。
炸坟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前三天，往中山陵方向的交通即被封锁。工兵爆破分两步，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第二步炸开内窖。
1946年1月21日深夜，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坟墓炸成数块。开棺时，由当时的南京市长马骏超亲自检查，其余无关人员避开。开棺后发现，汪氏入棺经防腐处理，尸体保存完好。除在汪的口袋里找到一张陈璧君亲笔写的“魂兮归来”的三寸纸条外，别无它物。
随后，起出的棺木被装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