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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重创日军，前沿阵地上尸体如山，血流成河。
当战役打得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当天晚上，陈公博便乘坐北上的列车出发了。
陈公博到达北平时，古北口之战已经失败，各路军队纷纷退了下来。一天，陈公博来找军令部部长何应钦，一见面，何应钦气急败坏地说：“我军古北口失利，损失很大，主要是我们的军队不执行命令，各自为政，危急时刻，擅自撤退，最后溃不成军，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陈公博本来还想了解一下古北口战场的具体情况，见何应钦情绪不好，也就没有多问，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
下午，陈公博从下榻的六国饭店出来，没走几步，就遇到几个伤兵骂骂咧咧地迎面走来。其中一个瘦高个，头上缠满绷带，另一小矮个一只胳膊没了，还有一人拄着拐杖，一走一瘸。陈公博停住脚步，伸手拦住了他们：“请问几位老兄，是从古北口战场上撤下来的吗？”
那瘦高个两眼一翻：“怎么，老子是从古北口阵地上撤下来的，与你何干！嫌老子挡你的路了？老子头虽受了伤，手还管用呢！”说着，挥拳打了过来。
小矮个拉住了他：“老哥，这位先生也没说什么，何必发这么大的火。”
陈公博连忙道：“几位老兄前方受苦了，这仗听说打得很惨烈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没有开封的香烟，递给了瘦高个。一听这话，那拄着拐杖的伤兵往地下一蹲，呜咽起来：“我们连百十号人，就剩下俺仨。狗日的日本鬼子，仗着武器好，又有飞机，连日对阵地狂轰滥炸。我们67军，坚守阵地5天，只听见炸弹惊天动地，天昏地暗，不少弟兄连鬼子的影子还没见着就见了阎王。剩下的弟兄个个都是好汉，扔完了手榴弹拼刺刀，宁死不降。我们村一共出来的十几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人，我没有脸回去了。我要报仇！”
瘦高个撕开烟盒，抽出烟，一人递了一支，点着火后狠狠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仗打得很惨，漫山遍野都是死尸，我们损失很重。日军武器装备好，我军虽然士气高，但不是敌人的对手啊！”言罢，恨恨不平，胸中的怒气仍未消。
小矮个挥着剩下的左胳膊，大声说：“老子还有一支胳膊，伤好后，老子还要上前线。小日本，老子不信打不过你！”
陈公博安慰了他们几句，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递给矮个：“这钱不多，是我的一点心意，给你们治伤。”说完便匆匆离去。这天晚上，陈公博失眠了。那几个伤兵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动。残酷的现实，使得陈公博害怕了。他想，抗击日军，不是喊几句口号，唱几支歌，是要流血要死人的。日本军队武器好，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如果与日本人硬碰，无异于以卵击石。他想，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应该寻找一条不用流血而阻止日本人军事进攻的办法。
陈公博此次北上，本来是慰问前线军队，为前方将士打气。结果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军队都退了下来，他自己也被吓破了胆。从北平回到南京，陈公博便到处鼓吹：“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
北平之行，陈公博由一个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
从北平回来后没多久，蒋介石与汪精卫分别找陈公博谈话，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将他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向蒋、汪作了汇报，认为中国军队与日作战，将会是一败涂地。
本来就不想对日作战的蒋介石与汪精卫，听了陈公博的汇报，一致决定对日妥协。没过多久，南京政府便设置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随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塘沽协定》。华北门户由此大开。
二号汉奸—陈公博左右为难
陈公博知道，跟随汪精卫这么一走，很难再回头。他希望能与日本议和，但他又怕承担卖国贼的骂名；留下来不走，与汪精卫的友谊就会一刀两断。在蒋介石眼里他是汪精卫的人，将来势必两头不讨好
转眼到了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再加上“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对日作战。
这一年的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了欧洲。陈公博此次出访，主要任务是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立场。他会见了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向他表述了中国政府的态度。访问意大利后，陈公博又去了英国，会晤了英国首相张伯伦。陈公博访问欧洲一个多月，于次年元月回国。陈公博一回国，蒋介石就召见了他。
“公博啊，此次访欧，一路辛苦了。墨索里尼与张伯伦对中日战争持什么态度？”
“墨、张二人都不希望中日交战，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争端。”陈公博将出访情况简要汇报了一番。
“不打已是不可能了。”蒋介石摇了摇头。接着又说道：“公博啊，此次游历欧洲，你会有一些心得，我想对你的工作做重新安排，请你出任意大利大使，你看如何？”
对于这个安排，陈公博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也无意于出国当大使，便推辞道：“我没有外交方面的经验，留在国内也许还能做点事，委座还是另选他人吧。”
对陈公博的推辞，老蒋似乎已有准备，他没有勉强，沉吟了一会儿，又道：“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大使的事情以后再谈吧。”1938年4月6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陈公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7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陈公博又被指定为参议员和参政会国民党党团负责人。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任命陈公博为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2月初的一天，陈公博正在成都四川省党部办公室批阅文件，忽接汪精卫电话。汪在电话中急迫地说：“请你速来重庆，有要事商量。”
“我手上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处理完，过两天再去吧。”陈公博答道。
“请你今天就来重庆，越快越好。”汪精卫没多作解释就挂断了电话。
陈公博不知道什么事使得汪精卫这么心急，放下电话，火烧火燎赶到重庆，来到上清寺汪精卫的寓所。
一进门，汪精卫等不及给他让座，急忙说道：“中日和平已经成熟，日本首相近卫表示了中日亲善的谈话”，说着便拿出了梅思平在重光堂与日本人签订的《协议》，继续说道：“为了保密，我已将原件烧掉了，这是一份手抄本，大概意思都在上边。”看着手中的“协议”，陈公博虽然并不感到意外，但没有想到汪精卫行动会这么快。
早在一个多月前，汪精卫就把陈公博叫到重庆，告诉了他心中的秘密：“我已准备脱离蒋介石，单独对日议和。”
陈公博虽然害怕战争，主张对日议和，但从没想到要脱离国民党。他当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兆铭兄，你要是单独与日本人议和，恐怕不妥。国民党已经过几次分裂，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你这样做，无异于把国民党推向分裂。如今，国家多难，我们应该精诚团结，一致对敌。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在党内万万不可有两种声音。”
“蒋介石这个人，两面三刀，流氓成性，我很难与他共事。国家之所以形成今天这个局势，全是老蒋所为。我要与日议和，这个恶人只有我来当了。”汪精卫越说越来气。
“兆铭兄，你不能离开重庆。这样做，太草率。我看日本人诚意如何，还很难讲，你猝然单独与之言和，不留退路，实在是太危险，弄不好将会身败名裂。你一定要三思而行！”陈公博双手叉腰，几乎是点着汪精卫的鼻子说。
见陈公博如此激动，汪精卫不想与他弄得太僵，便自我解围道：“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这件事情暂不讨论，等看看时局，以后再说吧。”
陈公博原以为汪精卫只是征求自己的意见，既然自己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多少会引起汪精卫重新考虑，没想到他完全没有听进意见，真的派人去与日本人议和。
陈公博默默地接过《协议》看了起来，看完后，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你看这个《协议》怎么样？”汪精卫走过来问道。
汪精卫太了解陈公博了，虽然事先没征得他的同意，但一旦生米煮成了熟饭，他是会跟着自己走的，起码他绝不会把这事向外透露。
“事已至此，你还要我说什么呢！”陈公博气呼呼地说。汪精卫道：“公博啊，你知道，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如果日军再向重庆发动攻击，我们便真的要亡国了。我若在重庆主张议和，别人还以为这是政府的主张。我要是离开重庆单独议和，则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政府无关。将来一旦议和成功，然后再要政府接受，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汪精卫在为他的卖国理论诡辩。
“你我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了，没有你，我可不行啊，有些事情我还得依靠你。这次，我打算先去昆明，再从昆明去河内。你，还有佛海、希圣，我们一起走。”汪精卫的口气不容置疑，已经是在下命令了。
“这事，我还得考虑考虑。”陈公博的回答出乎汪精卫的预料。正在这时，陈璧君从里间走了出来，她对陈公博说：“陈先生，汪先生请你跟他走，你不想去，那看样子，你是要跟蒋先生去当官 。”
陈公博一时语塞。
汪精卫见局面弄得很僵，便退了一步：“走，还是不走，我也不勉强，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吧，就这两天，做出决断。”陈公博怀着痛苦和矛盾的心情回到成都。
陈公博知道，跟随汪精卫这么一走，是很难再回头的。他希望能与日本议和，但他又怕承担卖国贼的骂名；如果留下来不走，与汪精卫的友谊就会一刀两断，而在蒋介石眼里他是汪精卫的人，将来势必两头不讨好。
那两天，陈公博茶饭不思，走还是不走，他一直在犹豫。12月14日，汪精卫派一名副官来到成都，通知陈公博务必于18日到达昆明。陈公博知道，这时已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既然汪精卫要走，自己只好跟着往火坑里跳，留在成都蒋介石也不会善待他。这时的陈公博还存在着一丝幻想，自己先跟汪精卫走，等有机会再劝劝他，也算是为汪留一条退路。陈公博决定跟随汪精卫去昆明。走之前，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在成都的张群代为转交。
陈公博在信中写道：“我离川以后，将会以个人的努力，设法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精卫的冲动，以免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陈公博到达昆明时，汪精卫带着妻子陈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