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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到达昆明时，汪精卫带着妻子陈璧君已于头天飞往河内。陈公博在昆明歇了一夜，第二天也赶紧飞往河内。
陈公博的到来，使得汪精卫大喜过望，他握着陈公博的手高兴地说：“公博，我终于把你等到了。我们的和平运动不能没有你呀。”
陈璧君也在一旁说：“陈先生不愧是汪先生的好朋友，在这关键时候，我想你是不会弃汪先生于不顾的。”
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项原则。
收到近卫声明后的当晚，汪精卫即与陈公博、周佛海和陶希圣关在密室里，商议如何响应近卫声明。最后决定，由汪精卫以个人的名义，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声明，阐述对日立场。24日，陈公博携带汪精卫的声明由河内秘密飞抵香港。一到香港，陈公博就找到了香港《南华日报》社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港特派员林柏生，将汪精卫的声明交给了他，要他在报纸上发表。
29日，《南华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以《汪副总裁致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为题，发表了汪精卫的声明。对于投日附逆，陈公博一直是顾虑重重。临离开河内前，他还劝汪精卫，暂时不要与日本人来往，并且不要离开河内。汪精卫的“艳电”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与谴责。可是，汪精卫一意孤行，加紧与日本人勾结。汪精卫的某些做法，陈公博并不赞成，他又说服不了汪精卫。于是，到香港后，他便隐居起来，很少与外界接触。陈公博早年丧父，母亲守寡多年。陈是个孝子，于是，趁这个机会，他把母亲接到香港，闭门不出，专心侍奉起老母亲来。
二号汉奸—陈公博汉奸之路
如果说，以前的陈公博还有些彷徨、犹豫、固执，而此时，在陈璧君面前，他觉得已无话可说，毅然决然地向汉奸之路迈出了最后一步。女秘书成为自己的红颜知己，却能跟原配妻子相安无事
这天早晨，陈公博像往常一样，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他从报箱中取出《大公报》，打开一看，只见头版头条刊登了高宗武、陶希圣二人联名写给《大公报》的公开信。
读罢此信，陈公博大吃一惊。高宗武与陶希圣竟然叛汪，并且把内部机密全部曝光，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陈公博虽然对汪精卫的某些做法并不十分赞同，有时还发生激烈的争论，甚至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但他从没有想到要背叛汪精卫。
陈公博端起桌上的牛奶，喝了一口，努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那一段时间，香港报纸登载了不少高宗武、陶希圣反叛汪精卫的有关报道，陈公博几乎是每篇必读，越读他心里越沉重。他想，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一波三折，国人唾骂，日本人施压，现在高、陶又离他而去。我与汪多年的交情，患难见真心，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体现我们的朋友真情，看样子我只有往这火坑里跳了。
陈公博1921年脱离共产党后，不久加入了国民党，得到汪精卫的赏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国民党二大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因此，陈十分感谢汪精卫的知遇之恩，心中抱定了与汪共沉浮的决心。果然，没过多久，陈璧君亲赴香港，泪流满面地劝说陈公博参加丈夫的和平运动。
如果说，以前的陈公博还有些彷徨、犹豫、固执，而此时，面对陈璧君的软硬兼施，陈公博已无话可说。他毅然决然地答应了陈璧君，向汉奸之路迈出了最后一步。
1940年3月30日，伪南京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带着各院、部的大小汉奸宣誓就职。就职典礼结束后，陈公博以“立法院长”的身份发表了广播讲话。
1940年10月10日，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傅筱庵死后，无人继任，陈公博又兼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随着地位权势日盛，陈公博跟伪政府其他汉奸一样，暴露出贪权好色的本性。他一生中与几个女人结下了风流情。他的结发妻子名叫李励庄，与陈公博1921年7月结婚并生有一子，名叫陈干。另外跟陈公博没有正式夫妻名分，但关系非同一般的有何焯贤、何炳贤两姐妹。何氏姐妹生活奢侈，挥金如土，跟随陈公博纯粹是看中他的地位和金钱，在政治和工作上对陈公博没有任何帮助。惟有他的私人秘书莫国康，不仅是陈公博的红颜知己，还是他政治上的得力助手。
莫国康是广东番禺人，在广州执信中学读书时在廖仲恺家认识了陈公博。后来，两人共同追随廖仲恺参加了国民革命，北伐时就是陈公博的部下，追随在陈公博的左右，形影不离。陈公博跟随汪精卫投日后，莫国康也不计个人的名利得失，仍随侍在陈公博的身边，甘当陈的秘书和情人。陈公博任汪伪立法院长后，莫国康因跟陈公博的特殊关系，也当上了立法委员，一直到汪伪政府垮台。
莫国康跟陈公博的外室关系，在汪伪政府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陈的妻子李励庄也知道这一公开的秘密。但她深知莫国康是丈夫政治上工作上不可替代的红颜知己，也就默默认可，两人倒也相安无事。
二号汉奸—陈公博丧家之犬
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为留退路，向蒋介石“示好”，积极配合“剿共”。出逃日本，惶惶如丧家之犬，狼狈至极
汪精卫死后，南京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伪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眼见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军国主义的垮台为期不远，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他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陈公博上台后，立即向重庆蒋介石“示好”，为自己预留退路。为了讨好蒋介石，陈公博调整了军事部署，双方默契反共。陈公博召集伪军将领到南京开会，会上，他说：“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要剿共。在反对共产党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能有半点的退让与含糊。”这次会上，陈公博规划了北以陇海线为界，南以钱塘江为限，组成一个反共区域。
1945年7月3日，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的电台被日本宪兵队破获，抓走了发报人员，站长陈祖康侥幸脱逃。
日本宪兵队在上海到处搜捕陈祖康，陈在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想到了陈公博。于是，他大着胆子来到位于哥伦比亚路的陈公博家，说明来意，请陈帮忙。陈公博想，这正是在军统面前有所表现的时候，便一口答应，这事由他来处理。陈公博把陈祖康安排到一个地方住下，对陈说：“假如日方人员来找你，你可以说是我的电台机关长，其他事情你就要他们来找我谈。”第二天，陈公博打电话约请日本上海特务处长王岛及宪兵队特高课长到家里吃饭，一见面，陈公博就以责备的口气对两个日本人说：“贵国首相请我设法和重庆方面联络，这是一件非常机密的事情，现在我们刚好有一点头绪，与重庆方面取得了初步联系，你们便来破坏我的电台。这样，我怎么向贵国政府交待。”
两个日本特务不知内情，害怕陈公博把这件事情说给他们的上司听，怪罪下来不得了。只好连连向陈公博道歉，马上将抓起来的人放了出来。
正当陈公博极力讨好蒋介石，加紧与重庆勾结之时，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接着，日本政府通过瑞士转致美、英、苏，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国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中国。
南京街头，鞭炮齐鸣，万众欢腾。
陈公博坐在收音机前，脸色煞白，耷拉着脑袋。这一天，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8月16日下午，陈公博在南京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解散伪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
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历时5年4个月的汉奸政权宣告结束。
何去何从，陈公博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了。
在此之前，陈公博曾派人找到先期到达上海的杜月笙，想通过他牵线，向蒋介石表示，用阻止共产党武装接管日军占领区的行动，来求得他的宽恕。杜月笙表示愿意帮忙，他说：“我可以把这一信息转呈委员长，请陈先生耐心等几天。”
可是陈公博满怀欣喜地等了好几天，杜月笙那里没有任何消息。陈公博坐卧不宁，思去想来，最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陈公博主意打定，便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日本政府，希望逃到日本某一个地方隐居下来。日本政府很快同意了陈公博的请求。1945年8月25日晨，陈公博带着李励庄、莫国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人，乘飞机出逃。
飞机原计划先飞青岛，然后再飞日本。可是到了青岛机场后，得到消息，盟军已通知日本，从当天中午12时后，日本上空将全面禁止飞行，如果违反禁令，会遭到盟军飞机的拦截和打击。于是日本军方临时决定，飞机直飞日本，抢在12时之前到达目的地。
日方派出了日军总司令部参谋、原汪伪军事及经济顾问小川哲雄陪同陈公博一行，并负责安排沿途的生活起居。因为陈公博此行是极为秘密的，日本军方认为，东京、大阪、福冈等地美军随时都会进入，便决定让飞机在不为人注意的米子机场降落。陈公博上机后，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当小川哲雄把飞机将在米子降落的消息报告陈公博后，陈公博愣了一下，接着说：“全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一切以安全为要。”
很快，飞机飞临日本本州岛阴县西郊的米子机场上空。飞机做好准备正要降落时，飞行员忽然发现，机场跑道因为盟军的轰炸，已破烂不堪，跑道上还散落着被炸飞机的残骸。
飞机无法降落，便在机场上空绕行了一圈又一圈。这时，飞机燃料已尽，油压表上红灯闪烁，提示再不降落将会机毁人亡，飞行员只好横下心进行迫降。
飞机在起伏不平的跑道上强行降落，好在飞行员技术熟练，飞机经过一阵剧烈的颠簸后，停在了跑道尽头。此时，陈公博脸色苍白，飞行员也是一身冷汗。
时间已是正午，陈公博一行下了飞机，但见机场上空无一人，烈日当空，炽热难耐。小川哲雄让他们先在飞机机翼下躲躲太阳，他跑到机场附近的一片松林里找来一辆破卡车，将陈公博一行送到了市政府。
米子市市长为他们弄了点吃的，然后将他们安排到一个叫“水交馆”的旅馆去住。
从市政府到水交馆还有一段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