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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的开场白，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批判机会主义倾向并改组中央。
李维汉开宗明义，指出大会的任务在于纠正“错得太远”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亦即以陈独秀为首的前一任领导机关。已经“不视事”的陈独秀，仍是名义上的党的总书记，仍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虽在汉口，却不能出席会议——虽然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他的错误而召开的。在李维汉讲话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致辞：
在未开始报告之先，我以国际名义向大家致一敬礼。此敬礼非平常的敬礼。国际要中国共产党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共产党英文开头字母——引者注）将不成其为CP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已经很深了，非召集此会不可。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
罗明纳兹的长篇报告，经大会讨论，后来稍作修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发出。报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结束了陈独秀路线。
在会议记录上写着，罗明纳兹报告结束之后，“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继续开会，讨论报告。令人注意的是，第一个发言者是“东”，即毛泽东。原始记录上，毛泽东的发言，约为一千字。
毛泽东的话，保持着他幽默辛辣的风格。他是这样批判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上的右倾错误的：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毛泽东的发言，有一段话极为重要，那便是他的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见解。记录原文如下：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即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在第十以外，尚未显要，然而他的这段话大有“众人皆醉吾
独醒”的意味，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
其实，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七月四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提过类似的意见：“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则无办法。”他主张“上山”，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后来他走的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路、“上山”之路。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国在大动荡，中共在大动荡，中共领导层也在大动荡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换动着：五月九日中共“五大”闭幕时选过一回，选出政治局委员八人，常委三人；才两个来月后的七月十二日，又一次换班、改组，确定新的五常委；这一次，还不到一个月，就再一次换班、改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是这么说的：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局。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认为前任中共领袖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罗明纳兹指出：
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任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正确。
罗明纳兹的意见，受到许多中共代表的赞同。
邓中夏指出：
我们党的书生气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产业工人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工作说了好几年，但未实行，大家总以为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开口数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要高百倍。罗亦农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作为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来作指导，这是很对的。任弼时说得更直截了当：
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任弼时所说的“老头子”，指的是陈独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这样，工人出身的工人领袖们，一下子备受重视，被列入中共新领导班子的候选名单。内中有：四十二岁的苏兆征，他是广东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人，从小在海轮上做工，地道的海员工人出身。一九二二年一月，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三月，创立中华海员联合总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另一名受到青睐的是二十三岁的顾顺章，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烟草公司的事务员，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还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八岁的向忠发，湖北汉川人。论出身，此人“根子正”，“标准”的工人。他青年时期先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后来做过水手、码头工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担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历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他当选过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于是，罗明纳兹拿出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他念道：“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七人”，“正式委员七人——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七人——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随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名单。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跟瞿秋白预拟的人选颇多差别。根据会议记录，最后的名单连同得票数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二十票）、向忠发（二十票）、瞿秋白（十九票）、罗亦农（十八票）、顾顺章（十七票）、王荷波（十七票）、李维汉（十七票）、彭湃（十六票）、任弼时（十四票）；
候补委员——邓中夏（十三票）、周恩来（十二票）、毛泽东（十二票）、彭公达（十一票）、张太雷（十一票）、张国焘（九票）、李立三（七票）。
票数颇为耐人寻味。由于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强调了工人成分，苏兆征、向忠发一下子得了全票（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没有参加投票，所以实际参加选举的是二十人），超过了瞿秋白。七月十二日产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票数居末，全成了候补委员！
毛泽东的得票数与周恩来相同，并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数，中央的新领袖当是苏兆征或向忠发。
对此，罗明纳兹作了如下说明：
至于指导（即领导——引者注）成分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做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指总书记——引者注）。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调查一下他是否能执行此新政策。
这样，在八月九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三常委为中共新领袖。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名义上三人都是常委，实际上以瞿秋白为首。
从五月九日中共“五大”闭幕式到八月九日，正好三个月。这三个月来常委名单的三变，足见中共领导核心的大变动：
五月九日，三常委即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七月十二日，五常委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七月二十一日增加瞿秋白）；
八月九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在三变中唯一不变的是李维汉，一直担任常委。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路线，并载入了史册。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四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如今，召开八七会议的那幢房子设立为纪念馆，坐落在汉口鄱阳街一三九号（即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那是根据李维汉、邓小平、陆定一认定后确证的。不过，一九八三年郑超麟应邀去武汉时，却认定鄱阳街的一二三号是原会址。那座房子跟一三九号的模样很像。郑超麟的记忆力向来是很不错的。只是他的意见未被接受。
在八七会议的记录中，任弼时曾说过一句话：“老头子可去莫。”“老头子”陈独秀后来没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郑超麟等组织了党内反对派，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任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此后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矫枉容易过正。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后，中共开始由右朝“左”偏航。作为三常委之一的李维汉，晚年写下《回忆与研究》一书，很深刻地道出当年批右出“左”的原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滋长起来。
除了这种“左”倾情绪，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的动力。于是，盲动主义代替了投降主义。
二十八岁的瞿秋白上台之后，深感共产党在武汉的基础太差，便于九月底和郑超麟一起坐长江轮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隐居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延安中路）民厚南里。从此，中共中央也随瞿秋白迁回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阴影，依然浓重地笼罩着上海。处处谈“共”色变。密探的眼睛，日夜在那里“扫描”，巴不得盯住每一个“赤色人物”。
这时全国中共党员锐减，从中共“五大”时的近六万人，一下子直线下降到一万多人。心急如焚的瞿秋白，却这样深信不疑：“在较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涨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瞿秋白要在中国点起暴动之火。他的头脑在膨胀，在发热，急于求胜的情绪在迅速滋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