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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上级”自居的李德，在自己的建议遭到否定之后，满肚子的气恼。他对毛泽东表达自己想法的谈话，露出不屑的神态：“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像过早地走开了。”会后，李德向周恩来和博古打听他离席后的会议情况。李德十分惊讶，周恩来明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则说先入贵州再北上，求得和二、六军团会师。李德的《中国纪事》中是这么写的：
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李德已经显得孤立，“三人团”已经产生明显的分歧。
关于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的发言，除了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及的几笔之外，另一个间接的佐证，则是罗明的回忆。罗明曾因所谓“罗明路线”，一时成了中央苏区的“名人”。在受到“彻底批判”之后，参加长征，在叶剑英为司令员的军委纵队的政治部当一名宣传员兼联络员。所谓“联络员”，也就是联络、收容掉队的战士。从一位省委书记降至“联络员”，正是“大批判”的后果。罗明到达通道县时，曾去看望毛泽东，并顺便想从傅连暲那里拿点急用的药品。罗明记得，毛泽东住的地方，像学校，也像教堂，不像住家房舍。他来到那里，正巧，傅连暲给毛泽东打完针药。毛泽东见到老朋友罗明，很高兴要跟他聊聊。不过，这时张闻天正在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毛泽东要罗明稍等。于是，罗明和傅连暲坐到大厅外的石板上，毛泽东跟张闻天在大厅里的谈话，罗明听得见。后来，据罗明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张闻天说：“我们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了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罗明：《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九辑。罗明后来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娄山关战斗中负重伤，不得不与妻子留在贵州，后往广东梅县，由那里去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教员。新中国成立后，罗明担任华南大学校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在历史的长河中，通道“飞行会议”一闪而逝。然而，这次“飞行会议”是毛泽东重新崛起的标志，如今成了历史学家们细细追寻的所在，只是雪泥鸿爪，往事如烟，考证工作颇为艰难……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毛泽东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三句流传甚广的话，是当年贵州的形象写照。贵州，全省处于海拔一千米左右的高原，山峦叠起，峭壁嶙峋。自从通道“飞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便从通道县西行。才一天工夫，就进入贵州地界。“红军先生，给个钱儿，我们是干人儿！”路边，出现了衣衫褴褛的山民，向红军讨乞。“干人儿”，也就是穷人之意。于是，红军也就贴出了“贵州化”的标语：“红军是帮助干人的军队，当红军去！”“红军保护干人分田地！”“绅粮压迫干人，辛苦没有饭吃，打倒剥削干人的绅粮！”“绅粮”，即地主、富人之意。一首新民谣开始流行：“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刚进贵州，毛泽东便失去了身上的一件毛线衣。那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带着小孙子，外出讨饭，饿倒在路边，浑身冷得发抖。毛泽东二话没说，脱下身上的毛线衣，送给老妇人，还叫警卫员解下两袋干粮相赠。老妇人向他跪谢，他用刚学会的贵州话答谢：“红军是干人的队伍！”轻轻松松，红军一进贵州，就在十二月十四日攻占了一座颇为繁华的县城：黔东的黎平。
当时黎平县县长王仲甫在“呈报”中写道：“朱毛大股倾巢窜至，十二月十四日匪由锦屏属之平茶进窜，分道环攻，驻军失利，县城遂陷。”《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县城里，高耸的德国路德式教堂，成了中革军委总部的所在地。教堂右边，一排白墙青瓦、前低后高、外砖内木的平房，成为周恩来的住所。这里本是商人胡序维的店铺（后来成了黎平县酱菜厂的厂址）。这座平房，如今被载入史册——因为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召开，史称“黎平会议”。通道的“飞行会议”毕竟太匆忙。这一回红军进黎平县城，休整了三天，成为西征以来难得的喘息机会。
走进那所平房，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物，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还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三人团”之一的李德，显眼地缺席。据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自称，“我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事情颇有戏剧性：当毛泽东失意时，那肺病、恶性疟疾便来纠缠着他。眼下，颠倒过来了，毛泽东的病日渐见好，以致可以送掉被子、送掉毛线衣，而李德这个向来壮健的日耳曼人，却“染上了严重的热带疟疾”，以致发起高烧来。
周恩来虽说在通道已经表示过对李德的异议，但向来富有组织纪律性的他，在这次会议之前，还是郑重其事地征询李德的意见。李德依然重复着他在通道已经说过的那些话。但是据周恩来回忆，李德并没有缺席，而是出席了会议，并与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毛泽东的意见，归纳起来共三条：
一、放弃北进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合及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计划。
二、西进贵州，攻取贵州第二大城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三、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即他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这时的毛泽东，在政治局中已举足轻重。他的意见，当即得到政治局多数的支持，唯有博古
表示反对。博古仍坚持他和李德拟订的原计划。
在会上，毛泽东取得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政治局同意通过一项书面的决议，表达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重大改变。这样，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政治局的正式认可。这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又称《黎平会议决议》。这项决议当时以电文发出，电文原始的标题是《战略方针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决议的部分原文如下：
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兹将电告中央政治局本月十八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署中关于本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决定：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利于彻底的粉碎第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决议通过后，出于对李德的尊重，周恩来在当天夜里拿给李德过目。不料，李德看了译文后，大为不悦，跟周恩来吵了起来。向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忍无可忍，顶撞了这位“顾问”。当时在场的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作了回忆谈话，只是他已习惯地称周恩来为“总理”了：
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熄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一百三十五页，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
连周恩来都跟李德拍桌子，向来傲岸固执、目空一切的李德也不得不叹道：“兵败言微！”“无可奈何花落去。”李德已经无法再主宰红军。尽管他吵、他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照样以电报发往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们手中。翌日——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六时，中革军委发出关于贯彻黎平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决议。同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署了总政治部关于执行决议的训令。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革军委的决议和总政治部训令这三个文件的发布、下达，表明毛泽东得到了党和红军的支持，完全占了上风。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李德终于“靠边站”了
顺理成章，在三个文件发布之后，李德丧失了军权。用周恩来的话来说，那就是“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当然，体面的理由，则是李德“生病”了。一位原先受李德“排除”的人物，重新参与指挥作战。此人便是李德的校友刘伯承！刘伯承，红军的一员名将。他是四川开县人，出身于贫苦农家，比毛泽东还年长一岁。他二十多岁就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一四年他在《出益州》一诗中便写道：“手执青锋卫共和”。一九一六年，他在讨彭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中，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失去了右眼，从此以“独目将军”著称，在他戎马一生中，负伤多达九处。
一九二六年，三十四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这年冬天，他赴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成为李德的校友。在中共“六大”，刘伯承曾在大会上作《对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一九三○年夏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他在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一九三二年十月，刘伯承成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李德刚来时，刘伯承对这位老校友曾十分热情。但是刘伯承很快就发觉，李德在那里瞎指挥。毕竟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向来稳重的刘伯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没有轻易说出口。在广昌大败之后，红军步步被动，根据地日渐缩小，刘伯承忍无可忍，建议李德一定要改变硬打死拼战术，不然会“变成千古罪人”！
李德闻言勃然大怒，训斥刘伯承道：“你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
刘伯承面对老校友如此无理训斥，针锋相对地与他争论。此事传进博古的耳朵，便以“触犯军事顾问”为名，撤掉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长征开始后，刘伯承被调往最为艰巨的殿后的五军团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