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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象棋里的士得待在九宫格里，待在老将旁边。这些城里人无论贫富，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有点儿架子得端着，都是很有尊严感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城市里也能看到一些士的遗风，比如，一些城里人哪怕再穷，哪怕一直失业着，可在乡下人面前也很牛气，如果你提供了工作机会给他们而他们认为这工作有失去身份、跌面子，他们宁肯穷着也不会接受，当然，更不会因为穷就加入外地人的盗窃团伙什么的。他们通常也会一直守在九宫格里，不愿意去乡下生活。这就是士。当然了，高风亮节的那也是士。
这就好理解了吧，“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那么在孟子的观念里，和士相对的就是民。这些“民”如果没有产业那可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民是什么？
我们就简单说是老百姓好了，乡下人什么的。
有人注意到没有，我在前面这么长的篇幅里表达“老百姓”这种意思的时候通常不说“老百姓”，我用的词一般会是“人民群众”，因为在以前，所谓“百姓”其实都是贵族，不是我们现代语言里的“平民百姓”，所以，虽然我用“人民群众”不很准确，但我总觉得用“百姓”更不准确。但是，语言和概念的演变啊，真是让叙述者很为难，现在我就遇到问题了，如果我还说“人民群众”的话，就不容易分清“士”和“民”，如果再解释呢，又怕越解释越乱。我决定，干脆不考虑那么多了，遇到非解释不可的地方再来解释好了。
“民”是哪些人？简单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乡下人。
孟子认为，乡下人如果没有了产业，就会沦为流氓无产者，他们没有什么道德底限，为了肚皮可以做出任何事来。孟子为这两句话可没少在后来担罪名，诸如“美化封建贵族”，“侮蔑劳动人民”等等，我们不用拍脑门儿都想得出。可我们就算退一万步说，冉阿让是不是一个大好人？冉阿让有没有道德底限？冉阿让偷东西算不算罪过？冉阿让有没有到影响社会稳定？
孟子接下来推论，冉阿让当然影响到社会稳定了，那沙威去抓冉阿让合不合法呢？当然合法。但是，谁才该为冉阿让偷东西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危害社会稳定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被抓坐牢负责？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统治者。是统治者设了套儿等冉阿让钻，是统治者挖了坑等冉阿让跳。
孟子继续推论：如果政治清明，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冉阿让还会去偷东西么？冉阿让还会去危害社会稳定么？
紧接着，孟子又来了在梁惠王面前就兜售过的那老一套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什么的，车轱辘话来回说，我就不翻译了。
孟子这话先是提出了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样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论证，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论证的话——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政治清明，不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如果冉阿让去偷东西，去危害社会稳定，那么统治机构去逮捕冉阿让就没有合法性了，就是非正义的了。那么再往下推论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不具备正义性，那人民群众是不是还有服从的义务呢？孟子虽然没写出一本《论公民的不服从》来，不过他确实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孟子的答案是：有权不服从，甚至可以造反！对于这一层意思，孟子现在的话还只是个引子，他在后文中还会一步步地一再坚定地指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观点非常犀利。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土壤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很难想像在大一统的私天下时代会产生孟子如此凌厉的洞见。而孟子的这个时代已经在向私天下转型，这也是一个使他处处碰壁的重要原因。
我们前面提过，春秋时代的诸侯国里，大体上是一种贵族民主专政，君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周天子也是如此，周厉王就是因为胡作非为而被“城里人”给哄出去了。这种民主传统的源头来自原始部落的社会遗风，孟子不是“言必称尧舜”么，尧舜禹时代的政治结构就是这种部落民主制度。一般来说，尧舜禹并不是君主，而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遇到大事不是能够像后世君主那样“乾纲独断”的，而是要召开酋长大会，首领的推举这种“大事”也是由酋长大会来决定的。那么，所谓“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是尧舜道德品质特别高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点儿私心？
没那回事！
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是既有一个正职，还有一个副职：尧是正职，舜是副职，这种关系有些像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我们先自豪一回：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这种制度设计我们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当正职出缺的时候，就由副职来接任，同时再选出一名新的副职。这就是说，当尧下台之后，按规矩就是舜来接班，而酋长议会同时又选出了禹来作为新的副职，这样，原本尧正舜副的二人组合就变成了舜正禹副。这就是说，在这种制度实行的早期，正总统的权力并不很大，即便他想擅自改变这种传统制度，把总统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由副总统接任，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做到——酋长议会能不能认同，这很重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人都是有私心的，权力又是最有效的腐蚀剂，在禹接班成为总统之后，新选的副总统是个叫益的家伙，禹对益到底存了什么心，我们没证据来做指控，反正事情的结果是：禹要下台的时候，益被酋长议会认为资历太浅，功劳也不大，反正大家伙心里谁也没把益这小子当棵葱，而禹的儿子启却是个好样的，美名传四海，深得人心。所以启一接班，虽然大家觉得不合规矩，但也没什么意见，谁让启是个好孩子呢！可是，从此，总统的职位就再没别人家孩子的份儿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有再好的人，也不能因为他而破坏一个好的制度。
这个故事再联系起后面的历史，还会展示给我们一个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原始部落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寡头政治——集权政治。呵呵，能掌权的人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集中，这有点儿像丁春秋的星宿派炼毒虫似的，一大群毒虫在罐子里互相咬，越咬数量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个了。我们的先哲们不大研究这个问题，时代差不多的亚理士多德倒是描述过可能的三个政治制度及其风险，值得拿来看看。亚老师说：独裁政治，这最怕独裁皇帝私心太重；贵族政治，这最怕变成寡头政治；民主政治，这最怕变成暴民政治。孟子所在的时代，贵族政治变寡头都已经变得差不多了，我们一开始讲梁惠王讲到的“三家分晋”就属于寡头们连寡头都不满足做了，要做寡人了。这个时候啊，也可以说是时代开始呼唤专制了。
那么，上面关于尧舜禹这一大段话我说的对不对呢，也不一定就对，我只能说，现有的史料大致能告诉我们这些。但这么久远的事情，这么贫乏的史料，是不是有很高的可信度，或许也未必。了解一件事，了解一个人，要了解全貌才能有所评判，更何况是那么复杂的历史。有时我会想，如果几百年后的历史家看到我们五十年代的图书报纸，全国各地的资料都证实了我们在这个时期已经“亩产万斤粮”了，他们会不会相信呢？尤其是，当时间久远，其他佐证遭到毁坏之后？
话说回来，从部落民主传统到贵族民主传统，到了孟子的时代，虽然社会在往私天下转型，但君权还不像后来的那个样子。民主传统意味着：你作为国家的执政长官，所作所为是要对很多人负责的。
但是，时代毕竟变了，君权越来越大了，孟子这个时候，能够制约君主行为的主要已经不是国内的政治势力，而是国际社会的竞争。如果不存在这种竞争的话，君主们大可以胡作非为，只要能够保障好社会的安定底限就可以了，但因为国际竞争的强烈存在逼得他们不得不富国强兵，只有这样，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关于这一个意思，孟子后面还会有精彩论述。
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层面的约束，看看孟子的逻辑：不与民为善的政令是可以不服从的，进而，不与民为善的政府是可以不服从的。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就也把你当人；你要不把我当人，那我也不把你当人。
然后，到了后世，孟子的这种民本思想就变了味道了，就变成了“爱护私有财产”的意思。
是不是有人会说了：“你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别急，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在纯粹私天下的时代，无论土地还是人民，都是属于帝王所有的，换句话说，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帝王们不是说什么“朕富有四海”，或者“朕富有天下”之类的话么，那意思是很明显的，版图之内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当然，这是包括人口的。
既然“朕富有四海”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私有财产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处置的。举个例子：老子今天不高兴了，把家里的电视给砸了，把冰箱也给砸了，你在旁边看着，见我这么糟蹋东西觉得心疼，但是，你管不着，这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砸就砸，我乐意！
同理，对于帝王，这些老百姓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打就打，爱骂就骂，爱杀就杀，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是吃饱了撑的杀几个人乐乐，呵呵，没理由，老子高兴！我也可以把几千名美女打包送给邻国，换人家一匹宝马，也可以把一片地盘送给外国，换来人家短期内不再欺负我，以土地换和平——解释一下，帝王把土地给外国这没什么，土地一样是他的私产，他有权力随意处置，爱给谁给谁，要不怎么说叫“私天下”呢。真把土地送了人，无非是觉得祖宗产业没守好，面子不大好看罢了。
那么，我们先把那些吃饱了撑的型的帝王剔除掉，单说理性型的帝王。我们都知道，理性人在判断一件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的时候，通常是一个权衡利害关系的思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你是去考研还是参加工作，先买车还是先买房？帝王也是一样，权衡而后行，所作所为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我是帝王，我很喜欢外国新开发的一种游戏光碟，他们的开价是要我一半的国土。我权衡再三，觉得这太贵了，可又实在很喜欢那款游戏，然后讨价还价，用三分之一国土换来了这套游戏光碟。我很高兴，觉得很划算，对方也很高兴，也觉得很划算——交易的双方是自由交易。交易成功，都觉得很划算，这有什么不好吗？而且，即便从作为我私有财产的那三分之一国土上的人民来说，他们虽然被我用来交换了游戏光碟，可他们很快就在新帝王的统治下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这不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吗？往坏了说，即便这部分人民被新的统治者虐待，做牛做马，可这又碍不着我什么事，作为理性的人，我只要考虑到他们是不是会因为我的这种举措而造反，会对我不利，如果我觉得他们不会因此造反，或者，即便造反也折腾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