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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之后，明朝一刻也没放松对蒙古势力的绞杀，但历代皇帝对前元的态度没有改变……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朝代，元朝已经灭亡，你如何尊崇它，尊崇它的皇帝，在法理上，都与那些残余势力无关。相反，还会给他们扣上个破坏国家统一的罪名，加以讨伐。
事实上，成祖皇帝后来征伐大漠，基本都是用的这个名义。
但在‘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对前元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国力上的衰落，军事上的接连失败，使明朝君臣的神经，变得特别敏感脆弱。其极致便是世宗肃皇帝，于嘉靖九年，在北京兴建‘历代帝王庙’，但是撤消了元世祖忽必烈的神位。
也正是在嘉靖年间，明朝的对蒙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嘉靖之前，本朝允许指定的几个蒙古族首领定期朝贡的政策，由此而形成本朝的朝贡体制。
朝贡体系的作用在于，首先蒙古族的朝贡，是以政治上的臣服为前提，即各部要接受明廷的册封，这是在成祖永乐年间确定的。接受了册封，就是接受了明朝的统治，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其次，朝廷会厚待来贡使节，朝贡使臣一入境，其衣食住行几乎全由朝廷包管了，并有丰厚的赏赐、给赐、回赐物品，绝对的薄来厚往。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会允许‘其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这种互市交易对于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来说，是很具有吸引力的，他们在开市期间既可以出售自己所携带的马匹、皮毛等畜牧业产品，也可以将进贡所得的物品出卖，以换取他们部落急需的生活必需品。
这套朝贡体制的背后，是从成祖年间开始，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这是在无力对其进行直接统治的情势下，使其接受中央王朝统治的最佳办法。在武宗正德以前的几个朝代，这套体制的运行基本上都比较顺利……哪怕是‘土木堡之变’后，瓦刺强盛一时，这种朝贡关系也并未受到影响，鞑靼部也是如此。
但是，随着明朝的国力衰弱，日渐强盛的蒙古各部，虽然一直保持着朝贡，另一方面却不断侵掠边地，不再像原先那样守规矩。之后到了弘治年间，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势力强盛一时，冰冻则西入河套，河开则东过大同，或间来朝贡，或时有侵犯，未敢大肆猖獗。但明朝自身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无法满足其要求，弘治九年，达延汗以赏薄生怨，频来侵掠，大获而归。
蒙古人这次侵略，不仅尝到了甜头，而且也试出了明朝纸糊的边防，便开始频繁入掠，给大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此等情况下，朝贡自然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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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的抢劫自然是收获大大的，但明朝百姓不可能老等着他们来抢，官兵就算打不过蒙古人，难道还不会修城堡吗？于是在边地军民齐心协力之下，一座座防御完备的堡垒拔地而起，一旦听闻警讯，便立即撤到堡中。富家大户更是常年在堡中居住，保护财产的安全。
蒙古人不擅攻城，但哪怕是丈许高的堡垒，都能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还无功而返。于是一次次的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很难像原先那样获取足够的财物了。只能尝试更深入明境，但那样损失也会激增，甚至有来无回，得不偿失。
于是自弘治十七年蒙古主动绝贡之后，到嘉靖十一年，蒙古济农衮必里克重新要求通贡。但已经被伤害了自尊心的明廷不予理睬。之后，俺答汗成为了蒙古族的实际领袖，又多次提出请求通贡。但当时朝中已有复套之议，首辅夏言是个强硬派，三边总督曾锐更是力主复套之人，自然不可能答应。更是斩杀来使，以绝其侥幸之心，俺答闻之大怒，遂悉众入寇，大掠山西，南及平阳，东及潞沁，每攻克村堡，屠戮极惨，以为报复。
但四年之后，俺答又一次命人带着厚礼，向明朝提出通贡的请求，因为上一次杀使的官员得到了升官，所以这次，使者甚至还没见到官员，就被宣府总兵的家丁杀死求功，自然又引发蒙古人一番大规模入掠。
报复之后，俺答紧接着再次求贡。这次因为他的入寇，导致了原来的总督被治罪。新任宣大总督翁万达，是嘉靖年间最为干练的边臣，认为可以答应俺答的请求，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但又被嘉靖否决了。
之后嘉靖二十六年，俺答又一次请求通贡，这次他的语气尤为恭顺：‘今与中国约：若达子入边墙作贼，中国执以付彼，彼尽夺其人所蓄马，以偿中国，不服则杀之；若汉人出草地作贼，彼执以付中国治罪，不服亦杀之；永远为好。’并向边臣保证，只要肯代他上奏，即传谕部落，禁其生事。
俺答的态度让明朝的边疆文武都看到了和平的希望，因而联名上疏，请朝廷允许其通贡，并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情况，预计了防备的措施，设计可谓完备。可结果十分令人遗憾，嘉靖正沉浸在‘复套’的热望之中，再次拒绝其请。
但过了不久，主战的夏言、曾铣被杀，翁万达百般安抚，俺答才没有因为羞愤入寇。之后翁万达履行承诺，上书次提出俺答汗的通贡之请，却被嘉靖严厉斥责：‘朕以边事重寄付万达等，自宜并力防御，胡乃屡以求贡为言？其令遵守前旨，一意拒绝，严加提备，违误者重治不贷。’严厉的斥责了翁万达等人，遂无人敢替俺答说话。
那么，朝廷为何宁肯生灵涂炭，损伤百万，也要顽固地拒绝俺答的通要请求呢？
实事求是讲，根源主要在世宗嘉靖皇帝身上。
首先，作为藩王之子得位的皇帝，嘉靖没有经过完整的帝王教育。对于蒙古人，他有着与寻常百姓一般的，根深蒂固的仇视思想。时常在其谕旨中，看到‘丑虏’、‘虏氛甚恶’、‘黠虏节年寇边，罪逆深重’、‘求贡诡言’等等偏激活语。从中不难体察到这种思想在作祟。
其次，嘉靖朝当时前后两任首辅，前者夏言比嘉靖还强硬，最后因为复套掉了脑袋，自不消说。后者严嵩，性格倒是软弱，却是个纯粹的官僚，他把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当成了政治斗争的资本。看到嘉靖仇视蒙人，自然不敢支持通贡。
再者，朝廷内外弥漫的大汉族主义情绪，也将允许通贡与宋代的以和议误国相提并论，尤其是夏言、杨继盛等名声卓著的清官，是这种思想的坚决支持者，使政府上下形成了强烈的反对舆论，遂无人敢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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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边关文武大臣，朝中有识之士，大都是支持通贡的。其实等徐阶当首辅的时候，他便意识到通贡的好处，但徐阁老深知舆情汹汹，爱惜羽翼，绝不肯改变国策。这也是他与高拱等人粗梧的重要原因。
在第一次‘杀使绝贡’之后，高拱就愤然批评道：‘兵交，使在其间，况求贡乎！杀一使者何武？就算不许，亦当善其词。乃购斩之，此何理也？横挑强胡，涂炭百万，至今无一人知其非者！’后来又说：‘今之以贡为疑，必曰宋以和议误国，不知此贡也，非和也。九夷八蛮皆许其贡，何独北虏而绝之？’他态度鲜明的支持通贡。
沈默也是支持通贡的。他没有那些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更能清楚的看到通贡的好处，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创新了一套更为强大的羁縻之策。并在高拱成为首辅之后，向他和盘托出，两人一拍即合。随后，亦得到了张居正的全力支持，于是内阁形成统一意见，在禀报隆庆之后，定下了这个‘先战后抚’之策。
在这个策略中，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蒙古人，而是为了使其恭顺，以便更容易对其羁縻。这是充分考虑当前国情的恰当之举，因为就像蒙古人没有实力占领中国一样，深陷财政危机的明朝，也不可能把蒙古人彻底消灭。
其实，若没有沈默饱受诟病的‘借钱打仗’，和张居正同样被骂得满头包的开源节流，明军连收复河套的力量也没有。但仗打到这一步，已经是极限了。对汉民族来说，一开仗，就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支出，像这样出兵十万的大规模作战，每天的消耗都令人恐怖。张居正在写给沈默的信中，已经连连警告，三边民力已经极困，对各省的压榨也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不顾财力，派大军渡过黄河作战的话，到时候财政崩溃，激起民变，几乎是一定的。
而富商大户们也不是慈善家，他们是讲投资回报比的，能掏上千万两，已经是看在沈默的面子上了，让他们再掏钱，不是你要了他们的命，就是他们要了你的命。
更重要的是，俺答的土默特部不是一盘散沙的鄂尔多斯部，他们战力强悍，团结一致，且已经体会到了明军的火器、车阵之威，绝不会重蹈鄂尔多斯部的覆辙了。作为最优秀的军事家，戚继光在给沈默的报告中直言不讳，除非俺答主动与我们交战，否则我战车、步兵、炮兵部队，将完全失去作用。可供调遣的，只有三万余骑兵。这些骑兵，守卫套内绰绰有余，但渡河进攻却绝对不够。而且倾巢出动，还会导致河套失去保护。
因此，除非朝廷有足够财力，支撑在黄河北岸筑起那三座城池，建立起稳固的防线，否则不可再图奋进，当以守住套内为宜。
所以不管将士们如何渴望立功，朝中百官多么的豪情万丈，但现实已经摆在那里——主力作战，基本上不会再有了。
那自然就该考虑‘抚’了。这在收复河套，朝野激动的当间儿，是比战还要困难的事情。这也是大汉族思想弥漫的明朝的一贯问题，但凡有议和者，便会被群起而攻之。当年被蒙古人揍得遍体鳞伤，群臣尚且反对议和呢，现在局势正好，朝野上下，信心爆棚，恨不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呢，谁敢贸然提出说，咱不打了吧，还不被吐沫星子淹死？
但确实不能再打了，不然就要出大事了。
好在执大明牛耳的阁老们，没有一个是怕事的。高拱说，我来扛这个黑锅。张居正说，不行，还是我来吧，我还有你这个首辅保护；要是你被弹成筛子，谁能保护得了你？
最后沈默说，你们都歇着吧，要是你们上，非得被骂成是奸臣误国不成。只有我这个收复了河套的，才能说这话而不被骂死。于是两人感动的握着他的手说，兄弟，你真敞亮啊……当然，最后一句是沈默的想象。
沈默之所以愿意揽过这个苦差事，其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自己身为宰辅，却掌握几乎全国的精锐，看似风光之极，其实也凶险之极！他的师祖阳明公，为什么名声那么高，却始终被排斥在京城之外？就是因为他战功赫赫，如果再让他入阁为相，皇帝肯定要睡不安稳了。
自宋朝以来，为什么没有一起大臣篡权成功的例子？就是因为历朝历代都严防死守，防止出现出将入相的真正权臣。
沈默的幸运在于，当今皇帝隆庆，是难得的宽仁之君，又有杨一清的例子在前，所以